上海精神科医生逃美 佐证中共迫害法轮功（二）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5年09月12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谢东延报导）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正常人，是七八十年代中国人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部日本电影《追捕》中的情节，这种电影中才有的故事却在中国大陆真实发生，而且长期存在。一名上海精神病院医生出逃到美国，揭露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迫害异己的内幕，从而佐证了法轮功学员对中共在这方面多年的指控。
上海精神科医生逃美 佐证中共迫害法轮功（一）
——精神病院医生马锦春：不随众人作恶
接上文
马锦春“不随众人作恶” 宁少收入也不转注册精神科
2009年4月，正在为自己不愿随大流做“五毒俱全”律师而苦苦挣扎的马锦春，看到位于自家附近的上海民政第一精神卫生中心（后称：上海一精）正在招聘医生，就投寄了简历应聘。5月他就获聘到医院上班。
马锦春之前是内科专业，因而2010年2月，上海一精就安排他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行6个月全脱产和3个月半脱产的系统培训。
“培训结束后，我以所学的精神科专业知识鉴别，发现自己所在的一病区有些病人并不像患有精神病。”马锦春说，无论是按中国制定的精神病诊断标准CCMD-3，或是国际标准ICD-10，还是美国标准DSM-IV都不相符。
马锦春告诉记者最典型的两个“被精神病”病人，一个叫余传径，一个叫韦喜。
余传径，58岁，以前就读上海市师范学院，学习英语专业，因为“文革”时其父被迫害，以至连累他经常被同学殴打，文革后他还一直被同学欺负，致使他不愿上学、不愿工作，就这个原因在八十年代末被家人与当局送到徐汇区精神病院。余为了抗争，曾经跳楼自杀而断了一条腿。1999年11月23日，余再被送进上海一精至今。
韦喜，62岁，因不满房屋动迁安置少给一半而起诉当局，后被关进精神病院已有14年之久，仅关在上海一精已近5年。
从马锦春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余传径、韦喜思维逻辑都很清晰，余传径甚至可以准确记住多年前发生的事件的时间和人物。就此马锦春曾私下跟其他医生讨论过这两人的病例，他们都同意马锦春的看法，但是都表示“情况特殊，不能深究”。
马锦春还提到在六病区的另一个“被精神病”病人柴国明，柴国明关在精神病院已长达16年的时间，目前他在医院内经营着一个为精神病人提供康复训练的小卖部。马锦春午休时经常在小卖部看书，跟柴国明聊天后发现他跟正常人无异。
柴国明是因为经常到街道办事处要求安排工作，而被街道联合派出所警察将其送入了精神病院。16年来柴国明从未出现过狂燥、冲动等行为，却每天被强迫吃药。
马锦春清楚地意识到中共政府在利用精神病院非法关押正常人，迫害人权。
在培训结束后，上海一精多次催促马锦春改执业地点和将医学执业范围从内科改为精神科。
“我不希望我的手被弄脏了！因为圣经里记载：‘不可随众人作恶’，如果我一旦转注册精神科，将来我就可能会被强迫签署有违良知、却具备法律效力的诊断书。”马锦春表示。
马锦春与妻子商量后，决定以先前的医院拒绝配合为由拖延办理转注册手续，为此而减少的收入有一千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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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锦春初遇乔忠令 决意“不让罪恶继续”
2014年8月，马锦春在一次午间用餐时，听到三病区医生王慧介绍说，最近收治了一个叫乔忠令的新病人，是偏执型的“妄想症”。
当时，已被调到二病区工作的马锦春就将乔忠令记在了心上。几天后趁着去三病区工作的机会，马锦春跟乔忠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流，他发现乔忠令谈的个人经历很有传奇色彩，让他难以置信。
马锦春回家后以“乔忠令”作关键词在百度中搜索，出现了少量的信息均有与乔忠令交谈时提到的“上海民主讨论会”有关。接着，马锦春再翻墙用谷歌搜索，就发现了乔忠令更详细的信息，其中包括在乔忠令谈话中提及的曾与乔忠令一起参与过“上海民主讨论会”的一些人物的名字等。
马锦春还找到了一篇2001年香港《开放》杂志专访乔忠令的文章，上面讲述了乔忠令大半生的经历。第二天，马锦春再找乔忠令交谈，验证了文章所述的内容基本相符。
“这时我彻底相信乔忠令是被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马锦春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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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忠令为证自己精神正常 曾写30万字材料
随后，马锦春将乔忠令在上海华阳桥精神病院关押期间，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精神病人而写的30万字文稿带回家中阅读。其中，有10万字的日记和20万字的笔记，笔记内容十分广泛，有16万字是乔忠令转到上海一精前被关押在长宁区精神病院和华桥精神病院的痛苦经历回忆录。
据马锦春带出来的资料，乔忠令在其《我的自述》中（写于2014年8月10日）介绍了他的大半生经历及他被中共关进三家精神病院迫害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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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忠令披露，由于上海公安对他的内控和迫害，从2008年以来他的日常生活每况愈下，到了吃不饱、穿不暖、几乎活不下去的地步。再加上长期的信访投诉警察的胡作非为得不到重视和及时解决，他心中充满愤懑，开始在居住小区呼喊口号骂共产党。
2010年中国新年，乔忠令改为手拿信访材料上街，向过往行人展示。结果，当地警察利用一份伪造的精神分裂症司法鉴定，开出一张“强制单”。将乔押到长宁区精神病院，不经门诊，直接关进住院部。从此乔忠令就成了一个“被精神病”病人。
从2010年3月20日至今，乔忠令曾被关押在长宁区精神病院、华阳桥精神病院、上海市民政第一精神病院这三家精神病院，已近五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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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忠令坎坷人生见证中共专制的邪恶
乔忠令的祖父在五十年代中，因抗洪救灾牺牲曾被当局追认为“烈士”，其父也是从工人被提拔为干部，曾当上海市第二锻压机床厂厂长兼党总支副书记，乔忠令为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
六十年代初，乔忠令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其时整个中国社会还处在中共发起的反右运动阴影中，然而乔忠令性格直爽、不撒谎，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屡屡在敏感话题犯禁，以至被打成右派学生。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开始时乔忠令曾当过4个月的造反派，之后私下反对“文革”，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1968年秋季，“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曾批示要“粉碎乔忠令阶级能量”，为此乔忠令毕业被分配到内蒙古中苏边境的林场劳动。1970年初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曾被关押拷打灌咸盐水。
在七十年代中期，乔忠令花了五年时间认真学习明清历史、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1921年中共成立以来的党史和1949年以来的当代史，相互作比较，理清了许多复杂的、原来被中共模糊了的历史，为其之后认清中共本质、争取民主的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七十年代末“四人帮”被打倒，在邓小平上台前后，上海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日夜聚集在闹市中心人民广场，打出“我们要户口，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活命”等横幅，开辟了“社会主义民主论坛”、公开贴大字报、发表演讲，形成了一股民主思潮。乔忠令参加了“上海民主讨论会”公开演讲，并提出了“坚决彻底批判共产党”的口号。同期，在北京也发生了西单民主墙运动，魏京生是当时最突出的不同政见者。
1979年4月，乔忠令被以反革命罪抓捕，1980年12月，却以妨碍社会秩序定罪，判刑三年。而魏京生早在1980年10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
1984年，乔忠令出狱后就成了公安的内控人物，上海公安局一直扣着他的人事档案，以至乔无法正常工作，公安再以介绍工作的名义逼迫乔做特务监控其他的异议人士，甚至上海公安还要安排乔的婚姻，但遭到乔忠令的拒绝和揭露，这让上海公安非常恼火。
乔忠令在自述中如此写道：“对像我这样的人，他们（中共）有一条毒计，就是在精神上让你自我毁灭，让你加入他们的圈子，做特务，然后施以金钱、美女，这比判刑枪毙更厉害，更惨。我见过多少人被他们这样制服啊，从民主派到宗教界的头面人物，从亲戚到身边的好友，都沦为公安的工具，由他们摆布，也得到好处。我被他们剥夺了一切，但精神上压不垮我，我唯一的志趣，就是读书、写书，让世人明白我的存在。”
乔忠令在上海公安对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切断的情况下艰苦生活，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从1991年至2005年，他用十五年时间，把自己六十年的生活经历，写成了80万字《自传三部曲》。书名分别为《老百姓》、《我的公民生活》、《我的亲笔供词》，并以“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受迫害凌辱的中国公民”作为篇首的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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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锦春营救乔忠令接连碰壁 遭警告
马锦春告诉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他看到乔忠令所写的回忆录文字流畅、表达清晰，文字功底扎实，从那一天起就下定决心要营救乔忠令。
“我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否能把乔忠令的错误诊断改过来。”马锦春说，他隔日就打电话给医院的业务科询问乔忠令的相关费用是谁负担，从侧面试探一下。
“为什么关心这个人？”接电话的业务科科员骆慧燕警惕地反问马锦春，随即就挂断了电话。
几分钟后，业务副院长高慧就打电话到马锦春的办公室，让他去她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高慧问马锦春：“为什么关心乔忠令？”马锦春搪塞说：“只是关心这里的病人”，高慧就再质问：“为什么不关心其他病人？”马锦春只好沉默不语。
随后，高慧向马锦春直接摊牌说：“乔忠令是公安局用强制单送来的，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何况前面还有两家精神病院诊断过，即使有错，也不怕错，责任不在我们。”
“她这么说就间接证明乔忠令是‘被精神病’的。”马锦春说，他意识到纠正乔忠令的错误诊断这一步是走不通了。
马锦春退而求次想给乔忠令停药，他说：“乔忠令每天被强迫大剂量口服、注射精神药物利培酮，已经手抖、嘴抖，非常可怜！”
事实上在2010年5月至12月14日，乔忠令被关在长宁区精神病院有七个半月的时间里并没有吃任何药，乔忠令也没有任何冲动行为。而上海一精对乔忠令的用药量曾一度超过前两家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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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天后的一个周末，马锦春打电话给三病区的主治医生沈怡，直接问是否能给乔忠令停药，沈把该责任推给了三病区的主管邵斌元。马锦春再致电邵斌元，邵听后只是冷淡地表示“周一再说”。
周一上午，副院长高慧又把马锦春叫到院长办公室，当时邵斌元也在场。高慧警告马锦春，让他不要再插手此事，并禁止他在工作时间到三病区跟乔忠令接触。以后，马锦春只能在晚上下班后才能去看乔忠令。
“没办法，我只好再退一步，看能否以药物副作用大的名义给乔忠令减药。”马锦春无奈地说。
一天，主任医生盛嘉玲到马锦春的办公室，马锦春谈到了乔忠令的药物副作用反应状况，希望能为其减药，并委婉地表达了对乔忠令的诊断疑问。
“今天谁敢反对共产党？除非是精神不正常。”盛嘉玲竟说出了这么一句让马锦春至今也不会忘记的话。
盛嘉玲还举例说，她同学的父亲五六十年代因为关心政治而受到迫害，后来再也不敢提政治，而潜心学术研究，就生活得很好。
“她这样的态度，我知道给乔忠令减药已是不可能的了。”马锦春失望地说。
著名时事评论员横河先生说，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精神病学都是被用来迫害人权的工具。前苏联的高官赫鲁晓夫曾说过一句话：“在苏联没有反对共产主义体系的人，只有精神病。”也就是说，谁只要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谁就是精神病了，所以苏联利用精神病迫害异己在全世界是臭名昭著的。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曾致电上海一精三病区的邵斌元，邵斌元一听说是查询乔忠令的情况，马上推给医院的院长。记者再致电院长办公室，该院长听到“乔忠令”三个字后，马上就说“你的电话是不是有问题，我这里听不到……”
将乔忠令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长宁区新泾派出所，这5年至少更换3个所长，接电话的值班警察以不知情为由作答。在送乔忠令入院单上签字的上海长宁区新泾镇淞虹小区第五居委会，其公开查到的电话则一直无人接听。
舍家弃财流亡美国 呼吁营救乔忠令
“如果我不去救他，就再也没有人会为中国人说话了，迟早一天会被他们（中共）毁掉！”马锦春说，他已经想尽了所有的救援方法了，但是在中共专制的社会中，已经不可能了，只能另谋出路。
最后，马锦春想到只有将乔忠令被中共迫害的黑幕在国际上曝光，才有可能营救他。马锦春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全家流亡美国以曝光这起中共迫害人权的案例。
当马锦春将这个想法告诉乔忠令时，乔忠令非常激动，连声道谢。马锦春问乔忠令，他这样做会不会给乔带来更大的迫害？乔忠令认为，他的问题和要求早已公开了，他无所谓。
马锦春在流亡美国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晚上下班后就去见乔忠令给他拍视频，让乔写亲笔自述、声明和委托书。他还为乔买了很多的食品，分给同居室的两名年轻病人搞好关系，以期以后不会欺负乔忠令。
乔忠令在与马锦春告别的视频中表示，他“被精神病”，内心十分痛苦，但是马锦春对他的关心，使他变成了一个健康正常的老年人，内心感到极大的温暖。他还把上海一精比作死水一潭的集中营，认为马锦春经常来看望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他将早日恢复人身自由，过上幸福安乐的晚年生活的希望全寄托在马锦春的身上，希望海外的媒体能将他的遭遇公之于众，人权组织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2015年4月20日，马锦春一家三口从上海浦东飞往芝加哥，入境后立即向移民局提出要求政治庇护。
马锦春表示，他抛弃了大部分的家财，将高龄的岳父母独自留在中国，背井离乡来到没有任何亲戚朋友的美国，为了营救备受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乔忠令。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可以拿精神科的手段和其他人一起迫害无辜者，也不能对别人的罪恶行径视而不见。”
他揭露说，在中国各种原因的“被精神病”层出不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针对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政见、不同社会团体的人员，发展精神病院本来是造福人类的，而在中国却成了中共专制迫害异己的可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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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精神科医生逃美 佐证中共迫害法轮功（三）
——乔忠令亲述视频佐证中共迫害法轮功#
责任编辑：林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