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5年08月19日讯】据国内网媒（天涯社区）报导，为纪念抗战70周年，中国民政部决定向参 加过抗战的老战士、老同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5000元人民币。发放对象包括下列四类人员：

1、抗日战争时期的在乡复员军人和残疾军人；

2、移交政府安置的抗日战争时期军队离休干部、无军籍职工；

3、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后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编入解放 军序列的在乡复员军人；

4、参加过抗日战争，后回乡务农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

看到这条消息之后，老伴颇为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们老家还有几位仍 然活着的傅作义抗日老兵，多少年被压在社会底层，如今总算能抬起头，出口气了。”

我理解老伴的心情，因为这曾经是岳丈生前的一块心病。他青年时代投考南 京中央军校（前身为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抗日，曾在国军骑兵第13旅任上校参谋。河套老家有十几位亲友，在他号召下也参军抗 日，都混到一官半职。国共内战后期，这支部队随傅作义、董其武起义（投共），编入华北军区第36军。五十年代中期转业到地方，经历过“肃反”批斗。之后再发配到政协参事室赋闲。因为他的同班同学王升上将，升任台湾国防部长。中共统战部觉得我岳丈或许还有利用价值，所以继续给他饭吃。但他的一帮部队亲友，都被遣返农村监督劳动，几十年夹着尾巴做人。如今健在的，还剩三位。

据官方报导，许多原国民党抗战老兵，都对民政部这次发放五千元反映热烈，亲属子女当然兴高采烈，庆幸共产党终于对他们“一视同仁”了。

于是，我们打电话回老家询问，顺便向三位受惠亲友及家人表示祝贺。出乎意料的是，拿到钱的人态度冷漠，并不显得高兴。其中一位年近九十的杨姓长者，还在电话上发了一通牢骚和不满。他的言辞相当激烈，显然有点情绪化，但寓意深刻，道理讲得都对。因此，我把他说的话略加整理，投书媒体，希望读者在纪念抗战的时候，不要偏听官媒一面之词，要加以对比，参考并反思。

杨老从傅作义的陆军官校毕业，抗战期间，在骑兵13旅当少校团副。据他说，他对民政部通知所用的措辞反复推敲，还专门跑到县民政局当面询问，又找老战友分析琢磨，终于“参透了”了发放这5000元的用心：其实说穿了，就是用统战费“笼络人心”，显示共产党在抗战史上有“主导地位”，既对台湾国民党统战，又对大陆的国民党后代统战，还向海外华人和洋人统战，以便宣示，从今后“国共宿愿”不再，有利于台湾的“和平统一”。

杨老希望大家首先注意，发放对象中谈到了两种人：“老战士”跟“老同志”，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共产党的语汇当中，“老战士”往往是指普通士兵或下级军官（连排长之类），他们退伍之后的出路，多数复原回乡当农民；少数转业到国营的地方厂矿企业当普通职工。另外，老战士一般是指共军士兵，很少包括国军士兵。不过这一次似乎概念放宽，或者“政策放松”，好像连参加过抗战的国军士兵也“一股脑儿”包括在内了。

“老同志”的称谓就不同了。那往往特指中共一定级别的中上层领导干部， 也就是13级（县团级）以上的领导人。而且，仅仅限于共军共干，绝对不会包括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人员，无论给他们的官衔有多大， 级别有多高，比方傅作义本人，官至水电部长，也不会被称为“老同志”。这个区别非常明显，不容混淆。

明白了两类人称谓的不同，接下来再看接受补助金的四种人又有什么区别。

第一种，其实是指些参加了部分抗战过程的共军共干，因伤残等原因中途退出，复原回乡务农，不再隶属于后来中共建立的干部和职工体系（又称“公家人”系统）。

第二种是说，原先参加过抗日战争，后来又经过中共自己的组织安置程序，而继续属于国家干部或者国家职工的一批人。对于这两类不同命运不同处境的人，都一律发放5000元补助金，杨老认为“有点滑稽可笑”。因为谁都知道，对于长期在体制内的共党干部，无论党政军哪个系统，国家向来没亏待过他们。特别那些离休干部，如今每月上万元离休金，外加公费医疗、旅游、用车等特殊待遇，现在给他们再多发5000元，不过相当于“抹抹眼药”而已。相反，真正需要生活补贴的困难户，是那些沦为农民身份的抗战老兵（第一类），以及多年前退休下岗的普通职工（第二类当中的部分人）。抗战距今已经 70年，当年十几岁的青年，到如今也都八十多岁，硕果仅存，数量已经不多，给他们多发十万八万也应该。平均分配区区五千，有点不像话。当然，话又说回来，抗战时期的共军共干，名义上说都跟抗日粘边，至于主要精力是真放在对日作战上，还是放在“假抗日”“真反蒋”上，老毛地下有知，心里应该清楚。

杨老对第三类人谈的比较多，因为他自己就属于这一类。在绥远抗战中，他多次立功受奖，连升三级。1949年“9.19和平起义”后，继续在解放军第36军当参谋。1953年被开除军籍，遣返河套农 村。上世纪八十年代落实政策，勉强给他“摘帽”，不再当阶级敌人对待，但从来也不提恢复他原来的军人待遇。现在给他发五千元，对 于安度晚年，不蒂杯水车薪，反而勾起他多年牢骚。

他说，“别看我穷，我不缺这五千块。我缺的是一个公道。谁不知道我们在 绥远抗战中打的惨烈？牺牲的弟兄要用车皮拉，他们的姓名都刻在傅作义题字的抗战纪念碑上。到老毛的文革年代，硬是砸了纪念碑，挖了烈士墓，发给家属的“烈士证”，勒令上缴，当众烧毁。国民政府颁发的金质勋章一律充公，还给我们戴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帽子。 所以我跟民政局说，这钱我不要，我只要民政部给我们这批抗日将士，不论死活，每人都发个抗日勋章，叫纪念章也行，总之，回复历史真相，这样才能安慰抗日弟兄的在天之灵！”

说到此处，杨老情绪有点失控，大声斥责道：“我还跟民政局当面要求，光给我们这些抗战老人安慰一下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讨还历史公道，公开承认你们共产党杀害我们国军抗日将士有罪！你们要承认自己的罪恶，要有气度和胆量，追认那些被你们处死的国军抗日英雄为烈士，你们有这份勇气吗？”

我知道他在说谁。那是旧话重提，指他的老朋友和老上司高理亭将军。高理亭出生在土默特旗高泉营子村，抗日时期曾任第八战区纵队副司令、骑兵第13旅旅长，功勋卓著，远近闻名。1949年9.19起义之后，曾任解放军36军副军长，是杨老的上级。1951年镇反运动中被枪决，“莫须有”的罪名，是所谓在国民党骑兵13旅的旧部中，“秘密组织地下武装”。虽然这个冤案到八十年代获得某种平反，说是“罪不该杀”，但再也没人提及他当年的抗日功勋。

记得岳丈生前讲过，类似高理亭这样的冤假错案，在他知道的起义人员中还有十几宗，被冤枉杀害的近百人，遭到株连的家属和部下，更多达上千人。

无独有偶，记得我2011年去四川大邑参观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以及邻近的“樊建川博物馆”，对刚刚开放的“川军抗日展览”记忆深刻。一方面，川军在抗战中的艰苦卓绝令人敬佩，特别是刘湘、刘文辉家族中的许多优秀子弟，率领川军转战南北，战功赫赫。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川军抗战中的出色将校，英雄模范，在随同刘文辉和平起义之后的岁月里，先后遭到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与镇压，有许多被判处死刑。现场展示的死刑判决书，阴森恐怖。因此，杨老发出的不同声音，绝不仅仅是为一个冤死的朋友和上司呼吁，他是为成千上万类似的冤假错案和严重的历史扭曲而发出呼吁。

因此，如果这次发给抗战老兵的区区五千元，能引导国人对抗战历史做更深刻反思，那么，它的意义还应该肯定。

否则的话，五千元价值十分渺小，不值一提。

责任编辑：任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