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5年07月30日讯】
摘要：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宋楚瑜）
这篇文章是宋楚瑜先生关于在蒋经国身边工作十四年的一些记忆和感想。应该说，这段时间的历练为宋楚瑜其后走向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言谈之间，我们感觉，宋楚瑜对蒋经国有颗感恩的心。也正是这样，对这篇文章我们应当辩证地阅读和查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不同的价值观下，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体系下，蒋经国为人处事、关于民生、民权、民族等政治理念的践行等对我们来说，尚有借鉴和参考之处。这是这篇文章的实际价值所在。（郝吉林）
1、蒋经国如何对待身边的人
我是钱复先生推荐给经国先生担任英文秘书的。为此，钱复先生还赴美两次找我面谈。1973年8月14日，我回到台湾面见经国先生，谈话四十分钟，谈了谈美国的状况，我把我的看法跟经国先生汇报。大概讲得还可以，经国先生决定要我早日回国。于是我回美国结束学业与工作，于1973年12月31日举家搬回台湾。1974年1月1日，到“行政院”报到上班，那时我32岁。
说实话，要不要回台湾？是一个不容易下的决心。首先，我从未在政府任职，也无口译经验，所以十分惶恐，开始时一再谦辞。为此在这三个月中，我在乔治城大学刻意去旁听同步口译的课程。而早先在留美期间，我都是半工半读，未获政府或政党任何的补助。做学生时，我开始在图书馆打工赚钱，一小时美金二块七毛五分；为了支付儿子出生的医药费，帮教授细读《人民日报》(在微卷胶卷上)搜集研究资料，因此自1949年至1967年的《人民日报》，我每一页都看过，每看一年份一百元美金，赚取近二千元美金。经过七年的半工半读，我在美国有了工作，任职于福特基金会所支援的一个资料研究中心，师承后来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科派崔克(Jeanne Kirkpatrick)(她曾两度与她的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专程来台看我)；内子陈万水还是华盛顿医师协会会长的会计部主任，夫妻二个人每个月的工资超过2,500美金。回台湾，我担任经国先生12职等简任秘书(文官最高职等是14职等)的月薪仅相当于100多美金。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可亏大了！”
一开始我的工作是英文口译，并在经国先生接见外宾时担任纪录，处理英文信函及担任经国先生与美国大使的视窗。有时候还要帮“院长”夫人蒋方良女士的信函拟稿，协助一些国外联系的事务工作。
后来我才发现，经国先生的英文挺好，会听也会讲。但他接见外宾时，除非社交应酬话，鲜少用英文，都讲中文再由我翻译。这样可以争取到思考的时间，谨慎地推敲自己用语。所以，除非外宾所谈内容十分关键，通常英语不须中译，也因此节省不少时间。而且经国先生谈话要言不繁，我也能胜任愉快。
每次与重要外宾会面后，我都要将会谈纪录做成书面呈给经国先生批阅，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有时连错字都会挑出来改正。
经国先生的心思是很细密的，也很会从许多小事中考察身边的人。比如说，小型聚会的宾客与陪客名单、菜单等，都要事前呈核。拟菜单最重要的要领是不能浪费、要“恰到好处”。当他秘书的人要把这些事记得清清楚楚，讲过一次以后，下回就要试着自己拟好或安排好。如果做得不错，少有直接称赞，最常说的是“辛苦你了！”。而要有准备的是，将会有更重要的任务，逐步地交给你。
2、严以律己恩威并施
经国先生对近身幕僚鲜少当面称赞，对近身幕僚的言行却管教甚严，当你参与的事务愈来愈多时，要特别小心，这时候同时在考核你的忠诚、廉洁和能力。不要说是近身幕僚、就是普通部属，如果有一点点在外面招摇，或有任何加油添醋、报喜不报忧的状况，就会被疏远。更别说被发现手脚不干净，那一定立即走人。
举个例来讲，经国先生爱下乡探访民隐。既是要探访民隐，自然不准大张旗鼓，到场大肆歌功颂德，因此事先保密到家，以免被下级官员事先布置蒙蔽。所以当时经国先生下乡都是轻车简从，一台前导车，一台厢型车就出去了，也没有警车开道，不搞排场。即使有安全人员，布置务求“隐而不露”，警卫不小心要是太嚣张、动作太大被看见，尤其是阻止民众接近他，当场不会发作，回到台北，警卫组长或侍卫长一定挨“K”。记得有一次我随经国先生到马祖，上岸之后，有一辆警车开道，我当时就知道大事不妙，回台北后不久，相关首长就被调职，未再重用。经国先生的理由是“战地还搞这一套”。但他也对贴身警卫们很好，每年过年必定与他们亲自餐叙，安全局还会送他们一块小金牌，只有两钱，刻有“尽忠报国”字样，作为一种识别与奖励。
经国先生律己很严，律下亦严，尤其在清廉这个部分。他有一位好友王新衡先生，他是经国先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代的同学，王老亲自告诉我，他在俄国曾抱过蒋孝文，由此可见两家关系之深。王新衡先生当过亚洲水泥公司常务董事（与徐旭东先生的父亲徐有庠先生共同创立），经国先生上任“行政院”前几天，跟他有个聚餐，当面明白的跟他说：“我接院长后，要推动公务人员十诫，其中一项是不交际应酬，而我必须以身作则，所以就不方便吃饭、喝酒、见面了。”后来真的从未再与王新衡先生会面。
但经国先生并非仅仅严格御下而已。他对部属的关爱也十分贴心，他不只一次以私人金钱资助部属出国深造，夏龙与王家骅是我亲眼见过的例子。家父罹患癌症，必须送美就医，他知道我薪水不高，于是就下了个便条，用他私房钱补助家父医疗费用以及我护送家父赴美来回机票。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与过程中成长的，在一次次考核中，经国先生逐渐增加我的工作任务量。我开始参与一些特殊的国际联络事务，我奉命持经国先生亲签信函、以他私人秘书身份去美国与雷根新政府接洽。而在经国先生执政期间，我长期负责国内外文宣。到了党外反对运动出现，我则参与党外人士沟通协调。到“江南案”发生后，经国先生叫我参加情治首长例行会报，会后一五一十向他报告。以确保情治讯息通畅正确的传达。但他从未让我介入情治单位人事，只谈事不谈人，我也成了主政者与反对人士沟通的重要管道。
3、追踪管考兼听则明
在经国先生执政期间，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对于如何在发展与稳定间取得平衡，经济学者间亦有不同意见。经国先生的作法是：连续约见各派经济学者，每个人一见就是一到两个小时，而且不止一次，很深入的对谈，不是摸摸头，而是透过不同意见的交叉比对，他自己已对各种作法的可能影响了然于胸。最后再找相关部会拟定政策，拍板决行。
为了油价问题，经国先生对我说过一句话，后来成为我做台湾省省长的施政指导原则，“政府不要跟民众斤斤计较”。他常说，他不是经济专家，但他能了解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真心诚意、自然平实，这是经国先生的正字标志。
而且经国先生就算对什么政策有意见，也不会跨过“行政院长”直接命令部会。他每周都会拨一个下午的时间，与“行政院长”孙运璿与俞国华充分交换意见，将上周的问题与下周的议题详细讨论，沟通有了共识后，这个政策才会出台，所以很少有朝令夕改的状况发生。每当重要的关键时刻，他才会亲自出面召集核心财经官员会谈，参加的有“行政院长”、财经首长，会后一定有重要宣示，指示方向和原则，至于实施的细节，另由主管机关发布，权责分明。这从他担任“行政院长”时，就是如此。经国先生下乡探访，从不在现场宣布政策和措施，一定回到台北后，由相关单位宣布改革的新作法。但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下乡成绩单。
但经国先生也不会只偏听高层官员的意见。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政策决定改革以肥料换谷，他到民间时常听取农民反应，对政府多年来的这项政策感到不满，他就先找“行政院”研考会组成专案，到民间普查民情，并检讨制度的缺失。经国先生并亲自约见专员、科长，直接面对面了解实情之后，他才以“行政院长”之尊约集各方开会，他亲自检查会议名单，甚至要求把台湾省农林厅管肥料的最基层官员都找来，亲自搞清楚来龙去脉才下决策。
对于重大建设或方案，经国先生通常是下决心后，就找一个人专门负责。用现在的用语就是“专案经理”，负责追踪管控所有进度，并报告所有问题。十大建设期间，每一项建设都有一位政务委员专责督导。经国先生则定期或不定期亲自召开会议，直接检查工程进度，协助解决问题，必要时到现场视察，保证品质无缺。我受这种作风影响甚巨，而这正是台湾省府团队受台湾乡亲肯定的由来。
那时李国鼎先生便是经国先生所倚重的“Trouble Shooter”（麻烦解决者）。拿新竹科学园区的例子来说，李国鼎先生向他报告土地法令的问题，他就把相关部会找来一起商量解决。当时半导体是啥，没几个人知道，商界笑称半导体业是“半倒体”，意思是开两家就会倒一家，根本没人敢投资。新竹科学园需要厂商进驻，政府却又不便下手投资经商，于是经国先生便要李国鼎先生去找国民党的财委会，用党的资金来投资台湾的下一代策略性产业，这才有了现在的台积电公司。经国先生更授权李国鼎先生在科学园区内设立“双语学校”，让回台人才的子弟不致教育中断，不会受到现行教育制度的限制，这样才能使海外的人才放心回来。
这些虽然是小事，却可看出经国先生的严谨。把身边的人管好，不滥权、不妄言、不贪腐，才会让自己明目而兼听。一个领导者免不了依赖身边的小圈圈，但如果让这个小圈圈包围了自己，封闭了言路，也就切断了领导者与现实间的关联，扭曲了领导者对事实的诠释，那几乎是一切错误决策的根本原因。
4、创造了台湾均富奇迹
经国先生一直记得上海打老虎的经验，那是他一生难忘的痛苦教训。他经常强调：“改革要两面作战，比革命还难得多。”他亲自向我说过，当年上海报纸一涨价，就代表物价堤防破了，随之物价飞涨，根本挡不住。所以他主政期间，对民生基本物价的稳定，特别是米价、油价，非常重视。
在台湾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他一直很广泛地倾听各方意见，维持着发展与稳定间的平衡，小心拿捏其中的分寸。经国先生笃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坚守着民生主义均富的理想，所以一方面开放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资掌握在财团手中，水、电、油、交通、金融、烟酒等，均透过国营事业严格控制价格。
经国先生很清楚，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所以他透过“稻米保证收购价格”来保障农民收入，同时用农产品平准基金等措施，因应国际粮价波动，平抑岛内粮食价格。
中国征了几千年的田赋，也在经国先生“行政院长”任内停征，用以照顾农民。国际油价波动，台湾什么油都可以涨，渔业用油、农业用电不准随便涨。台湾什么烟酒都可以涨，基层在抽的“新乐园”牌香烟不准涨；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涨，但高价位的烟酒可以多涨一些，用来贴补中低收入者，并维持稳定民生物价。这不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我要借此澄清一个观念，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用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
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5、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
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人民的自主性必然提高，于是对于政治民主的要求，也必然提升。
说实话，这观念在当时，对大家都很新。经国先生很清楚这是必然的趋势，才会讲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这句名言。但对于具体上怎么做？怎么让威权体制稳定的过渡到民主？不论政府与民间，国民党或党外，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花轿，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一开始是“江南案”。说实话，这事经国先生完全不知道，等到一段时间之后，新闻报导扯到了台湾，他下令彻查，才知道是情治系统自作主张，搞出了毛病。此后又发生情治系统处理“李亚蘋事件”不当，他才叫我去参加情治会报，帮他确实掌握情治系统动向。这在过去是绝无仅有的事，而我也从未对外透露。但经国先生从未让我介入情治单位人事问题。
当党外运动崛起，经国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开始介入与党外和各种反对势力沟通。那时候，我从担任“新闻局长”开始与吴三连、李鸿禧、陈继盛等党外人士，胡佛、杨国枢、吕亚力等知名教授，陶百川、李璜等诤言人士交换意见，余纪忠、王惕吾等媒体大佬，也都是我经常请教与沟通的物件，他们经常给我们一些作法上的建议。
举个例来讲，在决定解除戒严前，经国先生要我去找吴三连先生，希望他协助与党外人士沟通，不要在这节骨眼闹过头，动辄走上街头，让台湾能稳定的脱离戒严时代。吴三连先生后来回了封信，说他会“尽绵薄之力”，后来果然做到了。
6、多方沟通逐次过渡
另个案例是陈水扁。有段时候党外每个礼拜天都上街头闹事，现场常是“总统府”和台北火车站，情治系统的想法是“通通抓起来”，但经国先生的指令却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中间的差距便要靠沟通来弥补。有次陈水扁要发动4·19包围“总统府”，我就先找了梁肃戎先生(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政策会副秘书长)，透过他找到陈水扁的台大老师、曾任大法官的苏俊雄先生，然后一起到陈水扁民生东路的家中沟通，陈述利害后，陈水扁答应取消游行。
这成为多月以来第一个没有游行的星期日，情治首长都很高兴说要感谢我，虽然那天下雨，我一大早七点还是被邀去球场打球，因为他们说“风雨无阻”。打没两洞就突然接到电话，要我立刻到经国先生寓所报到。那天，他好高兴的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天，我坐在他病榻旁的小椅子，浑身湿答答的吹冷气，晚上发烧、发抖，当晚便因急性肺炎进了荣总，住了两个多礼拜。也蒙经国先生指派侍卫长、办公室主任、蒋孝勇兄不时前来探病。
党外沟通之外，还要跟社会弱势沟通，这两个系统都常上街头，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要分清楚他们上街头的诉求与动机，分别沟通。
举例来说，因为军中待遇不高，早期坚持提早退伍、自谋生活者，只能领取一次少得可怜的退伍金，后来很多不是经商失败、就是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生活不好还得政府补助，于是有一批自谋生活的老兵，因为退除役官兵的生活补助多年没有调整，跟物价上涨相比实在太低，于是包围了“行政院”闹了三天，俞国华院长只能从后门进出上班。我衔经国先生之命，半夜十时走到他们扎营地去沟通，转达经国先生的话：“我有饭吃，老兵就有饭吃；如果只有一口饭吃，我也会先给老兵们吃。”结果老兵们潸然泪下，开始撤退，一个不留。一早，这边经国先生也撤了“退辅会”主委的职务，并调整了老兵的生活补助金额。
7、内部转型难于开放
走向民主开放，最困难的问题不在于外，而在于内，第一个要说服的是心念台湾安全的情治系统。民进党在圆山饭店组党那天是周末，下午情治系统第一时间就向官邸报告。我下午五点刚好被召见进屋里，搬个小板凳坐在经国先生床边，转述情治单位的报告。报告说：“党外大佬康宁祥出来的时候也在喃喃自语：这回会抓人啰！”请示经国先生怎么处理？经国先生回了一句话：“抓人不能解决问题。”就此定下开放党禁的调子。
另一个问题在党与政府机关，并没有赶上进度，积极调整体制，适应新的政治型态与选举方式。例如，某次发生一个颇为重要的事件，《中央日报》却没有发社论表达立场，只拿过去垫档社论充数。经国先生一看就火了，中常会后走进主席办公室，把秘书长、副秘书长、和时任文工会主任的我全叫进去念了一顿，指令调整中央日报人事。结果没两天军方就传达军方的机关报《青年战士报》要接管《中央日报》，人选告知是由《青年战士报》社长张家骧接任。后来马树礼秘书长还是要我去向经国先生面报，张家骧虽然很能干，但开明时代不宜由军方接管媒体，才换了黄天才来当《中央日》报社长。
回顾这段政治改革过程，经国先生其实已经摸出了门道。对待反对者，不能一味的抓，也不能一味的退。台面上要将激进者的主张逐步逐条的法治化，比如上街头有集会游行法，组党有人民团体法，警总等情治系统改制有国安三法……。在这些法令的制定过程中，自由派学者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在另一方面，改革者一定要保持台面下的沟通管道，了解不同人们的不同问题，一条一条加以解决，而不能一律“以力服人”解决。
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经国先生对我讲过：“这事急不得，也缓不得，我有我的步骤，不可以让台湾人心浮动。”我相信，如果再多给经国先生一点时间，他会一边推动警总人力转型与现代警察的训练，一边加强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抓紧改革的方向盘跟油门，让台湾过渡到民主的过程中民众与文官系统，都先经历更好的训练，拥有相当的经验，充填了足够的认识，培养了良好的习惯与价值，在保有良好体质与稳定社会的状况下，平稳过渡。
很可惜的是，经国先生走得早了点，台湾在尚未完全准备好的状况下，直接用跳跃的方式进入了民主化进程。不是不可以，也几乎很难挡，但确实一路走得很辛苦。接下来十年，我们花了相当的力气去适应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内耗，虽说这是民主必经的阵痛，但这段历程的成本也的确不低。经国先生时代，政治革新方案最难处理的就是“国会”改造、资深民代退职，我后来接任国民党秘书长，一一走访资深民代，婉言劝退并建立机制，一方面不能搞法理台独，一方面又要推动落实台湾本土民主。在过程中，借由我从经国先生处学到不少终生受用的处世准则，而这些准则让台湾社会和平稳健地完成了台湾民主史中不流血的“宁静革命”。
8、从威权到民主：民本、均富、廉能、公义是不变的价值
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
其次，一个国家的治理，起始于领导者身边人马的管理。经国先生深知，中国历代皆亡于宦官、外戚、佞臣，因此他身边的人尽皆低调而规矩，勇于任事却丝毫不敢有非分之想。我们省府团队后来也承袭了这个传统。
这跟民主或威权的体制关系不大，而跟我们对政治信念与政治经验有很大关系。不把政治权力摆在民众利益前面，做事不作秀。相反的，真正能帮民众解决问题，能让人民生活变好的人，永远会受到民众的支持与怀念。我在台湾省服务时，时常勉励我的省府团队，“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不能不当一回事。”“官员吃得苦中苦，人民方为人上人。”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
从这种民本思想出发，经济上追求均富，政治上强调廉能，社会上讲求公义，“民本、均富、廉能、公义”，这八个字就是经国先生心中的核心价值；而经国先生的改革基调则是“快不得、慢不得；重不得，轻不得”，认真想想，真可谓“大哉斯言”。当我们有了这些基础，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民富而国强，民主而稳定，并不是很遥远的目标，也不会是太艰巨的任务。
－－转自作者博客
责任编辑：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