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5年06月24日讯】主持人：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横河评论》，我是杨光。

横河：我是横河，大家好！

主持人：在70年代末，日本有一部电影叫《追捕》，在中国是非常的红，现在45岁以上的人都应该会记得这部电影。在这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里面有一个议员他利用精神病医院来迫害正常的人，这些正常人都是他的敌人。那么我们今天要涉及的就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真实的故事情节，就像《追捕》一样的。

情况是这样子的，在“六四”26周年前，香港《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他收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当年在上海和魏京生齐名的民运领袖乔忠令，被上海公安局秘密关押在精神病院已经5年了，他正在接受改变大脑思维的药物摧残。打电话的人就是那所精神病院的马医生，这位马医生非常同情乔忠令的遭遇，他竭尽全力的想营救他，但是四处碰壁，之后马医生不得不到美国来寻求支持。

这个电话就揭开了中共人权迫害非常严重，而且目前较少为外界所知的一个特殊领域，就是精神病学。我们今天就请横河先生来就这个案子分析展开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横河先生，乔忠令这个人很多人都不熟悉他，您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这个人？还有他这个特定的案例？

横河：好的。乔忠令这个人他出名是在70年代末的时候。在民主运动时期，在上海很少有人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的，当然是已经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在北京是“民主墙”、上海是“民主讨论会”。“民主讨论会”主要的地方是在人民广场，很多人到那个地方演讲。乔忠令这个人几乎每天在那里演讲、探讨民主，人们把他称为“乔司令”。

其实“乔司令”这个词倒不是在人民广场出现的，应该出现在更早，就在文革初期的时候，他是华东师大的。华东师大中文系有个“野战兵团”，他是野战兵团司令，“乔司令”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叫起的。

到邓小平下令镇压民主运动的时候，就点名北京西单“民主墙”和上海“民主讨论会”，这样就把魏京生和乔忠令先后都抓捕了。魏京生大家都很知道了，乔忠令当时被判了3年，出狱以后就一直在公安的监控底下，又是胁迫他做特务、又不给他找工作，不是不给他找工作，找了工作就给他破坏掉，亲戚朋友都跟他断绝关系，所以一直没法生存。

到了2001年的时候，乔忠令设法跑到香港去旅游，当时《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就对他进行一个专访，写了一篇长篇报导，登在当年5月号上面。5月份乔忠令就回到上海，自此以后14年外界再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声音。一直到这次上海的青年医生马医生抵达美国给金钟打电话以后，人们才知道他已经被关在精神病院里面5年了。

马医生的故事是怎么样？马医生他在这个医院里面是从内科调到精神科，他听说自己医院有这么一位病人，他就主动接触他，经过观察和交谈以后，他认为这个人完全是正常人，思维是非常正常的，而且他的观点非常有吸引力，只是他的观点为当局所不容。他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异见者被关在精神病院受迫害的，他就想帮助他。他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人才，不应该被关在精神病院。他后来还说了，这人在美国是要当教授的。

结果他在医院就跟领导谈、跟主治医生谈，希望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迫害一个正常人。因为大量的药物使他明显的身体状况恶化，希望如果不能够拒绝来自公安的要求，至少也可以减剂量，不要加重迫害他。结果都被拒绝了，他几个方案没有一条行得通。所以马医生当时不得已，他是为了营救乔忠令而出走美国的，他希望通过国际压力能够有所帮助。

这个案子我们看它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乔忠令是公安局送进去的，他当时是上海世博会开会之前，由公安和居民委员会联合把他送去的。第二，他是个正常人，不是精神病人。第三，医生也知道他们是在完成政治任务，不是医学治疗。第四，对他的诊断本身也是政治性的。

主持人：把一个正常人关到精神病院里面，然后把他当作精神病，给他吃大量对脑子有伤害的药物，这种事情我们以前只知道发生在电影里有过，因为那是小说、那是虚构的。那您觉得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吗？

横河：就这个案例而言，我认为它的可信度非常高。不仅仅是马医生本人说，对乔忠令这个案子而言，早在14年以前，《开放杂志》已经刊登过文章证明，乔忠令，至少在文革结束以后，直到2001年一直在受当局各方面的打压迫害。

第二，中国的精神病院和精神病学确实成为中共政治迫害的工具，而且上海的精神病院就有迫害人权的案底。第三，马医生带出来的不仅仅是乔忠令的案例，他还有其它的案例，他一共带出来5个案例，这些案例倒不一定都是政治迫害，它也有其它方面，都是正常人被迫害的。除此以外，他还带出来录像，还有乔忠令本人的手稿，你去读了手稿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个非常正常的人。

主持人：您刚才这段话里面的信息量非常的大，我们来分别讨论。第一个，您说中国精神病院、精神病学确实是中共政治迫害的工具。我们知道政治迫害的工具有监狱、劳教所、洗脑班、黑监狱，以前还有收容制度。那么精神病院，比如您刚才说这个马医生不光带出来乔忠令的案例，还有其它5个案例，但是它是不是作为一些个案存在，它并不是一个系统的工具存在？

横河：首先要说明一下，精神病学在社会主义国家，被作为人权迫害的工具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它首创并不是中共，而是苏联，苏联当时有很多持不同政见者是送到精神病院去的，除了流放、关监狱以外，精神病院是另一个系统。

赫鲁晓夫当时说过二句话很有意思，一句话说：“只有精神病人才怀疑苏联光明美好的前途。”第二句话：“苏联境内没有不赞同共产党的人，没有不赞同共产主义制度的人，而只有精神病院患者。”所以说如果这个人持不同政见的话，他就是精神病患者，这就是诊断标准，在苏联是这样的。

在中国早期并不是用精神病来迫害异己的。因为在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是一条主线，当时我们知道的叫“杀、关、管”，要嘛就杀掉了，要嘛就把他关起来，要嘛就是当坏分子管制起来。它根本不屑于用精神病来迫害。

甚至另外一个角度说，对于政治异见者，他根本就不承认精神病；因为如果承认了精神病，就不能对他迫害了。对于一个敌人要实行专政的时候，如果说大家都说这个人是精神病，那肯定，要对他专政的人会说这个人没有精神病，他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党。

主持人：对，如果他精神病，他说什么都不能去追究责任了。

横河：对，是这样子的。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开始出现一些个案，其中比较有名的、国际上大家都知道的，是一个叫王万星的人，他在1992年的时候曾经拉横幅要求平反“六四”，就被关到精神病院去了，关了13年，后来出来以后到了德国，这个人现在还在德国。这是比较有名的案例。

但是这些都是个案，并没有大规模的使用。真正大规模用精神病院学来迫害人权是从迫害法轮功开始的，这个迫害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顺手的法律之外的工具。精神病院不是法律之内的，是法律之外的，它自然就不会仅仅限于法轮功学员。所以后来很多上访的人士、维权人士、异见人士，包括现在的乔忠令，都成为精神病院迫害的受害者。

主持人：您刚才讲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从迫害法轮功开始，精神病学就一直拿来作为迫害异见人士的工具，作为一个系统化的工具。这个理论它有没有证据？如果有的话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横河：这个发展是有一条轨迹可循的，最早在1999年前后的时候，有几个伪医学专家，就是他们收集了一些案例。

主持人：您讲伪医学专家，为什么这么讲？

横河：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典型人物，他不是真正的医学专家。我举个例子，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所张洪林，这个人他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反对气功，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的时候他就跳出来去反法轮功。

但这个人反气功却很有意思，这个人出身中医他不懂现代科学的，他自称是个气功专家，但是他却反气功反法轮功。他最早攻击的是清华大学当时用现代实证科学实验仪器来探测气功的，当时是按照西方的科学方法做，用仪器用对照组的方式，结果他攻击的是这个。

然而他却没有那种科学方法来攻击人家，他用的是大批判的方法来攻击别人。你仔细看这个人，他是不懂科学攻击气功的这么个人。他那是最早鼓吹利用精神病院来迫害法轮功的。

他当时给福建的“610办公室”写信，要求和“610办公室”合作去参与迫害，他主动要求的。他提了很多建议，其中就是说要组织中央主管部门，组职各地的精神病的专家先把法轮功学员诊断为精神病，然后进行抗精神病的治疗，然后再进行洗脑转化。这是他提出来的建议。

中共当时可能还没有这样的想法，还没有想到这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他是一个有系统，然后他自己确实就去了，有地方就做了试点，这是其中一个例子。他是对当局提出建议而且主动要去参加的，这是一开始时候。

然后部分地区就出现了一些迫害的案例。早在1999年就是迫害的第一年下半年开始，就已经有案例的报导了。到2001年4月份第一次在国际社会曝光，是在北京召开的中美精神病协会，有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美国有个医生做了个报告，其中她就表达了国际媒体报导对法轮功修炼者误用、滥用精神病药物的事件的关注。

她当时列举了十多个已经被报导的案例。这十多个案例当中一共牵涉到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迫接受精神病设施治疗或者药物治疗。这就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了。这是2000年4月份的事情。

在中美精神病学会议以后，在这个会上中方表示有不同意见，认为美方过于以教师爷的身份来教训中国侵犯人权，所以他们要求和美方会谈。后来会后就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当中有一个中国所谓的专家，他后来写了封信，要求发表这封信但是不能提他的名字。所以我们也不能确认是不是这个人。

他就说中国精神病学过去太不重要，从来就没有福气被当作政治运动的工具，以前要整人的话根本用不着玩这些文明游戏。他用这个来证明中国精神病学以前从来没有作为迫害人权的工具。这就证明在这之前确实没有系统。那么系统什么时候建立的呢？他这时候是在否认，实际上这个时候系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主持人：也可能他不知道，因为系统比较新。

横河：他是知道的，他自己写过书，他自己举过很多案例，他在讲话当中实际上是从政策上赞同中共镇压的。他是支持镇压，他只是说精神病学还没有用于镇压。

到了2004年4月份的时候，追查国际就做了个调查，调查了一百多所精神病院或者是医院精神科。仅以4个省为例，就北京、山东、河南，河北省为例，调查了45家医院的42家精神病医院或者是精神科，发现有38家明确表示在过去5年当中收治过法轮功学员。也就是说占调查总数的90%。

其中公开宣称（法轮功学员）没有精神病症状就是为了转化而强行关押的，这个精神病院有25家。这比例就相当高了，超过一半公开承认是政治迫害。当时在2004年的时候，公布出来的被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961名，其中有15名死难者直接死亡原因是强迫注射或者是灌食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所致的。

主持人：那您能不能举几个例子，关于这15名直接死亡原因是被注射药物的？

横河：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不仅仅是当时的15名，还包括后来的例子。一个是山东淄博的电脑工程师叫苏刚，这个是被国际精神病协会，被联合国记录的案子，他是被注射精神病药物致死的。

另外一例就是很有名的，清华大学化工系的柳志梅，被判刑12年，她就在出狱前几天被注射了精神病的药物，所以一出院的时候，她就是神智不清的，但在这之前，她是完全正常的。就是到出狱之前给她打了精神病的药物，很可能就是不让她说出来她曾经在里面遭受的迫害。这个柳志梅现在已经去世了。她被注射了大剂量精神病药物以后就再也没有恢复过，虽然释放出来了，就再也没有清醒过，一直到前不久去世了。

还有一个是河北的法轮功学员叫曹苑茹，她是在2005年被强制送进保定精神病院的，送进去的第二天就被迫害致死。当时她只有35岁，她的女儿才4个月。这是一些典型的案例。

后来世界精神病学会和中国精神病学会就达成了个协议，就是要求到中国大陆去调查，就是由世界精神病学会组团到中国大陆去调查。中方实际上都同意了，中国精神病学会已经同意了，而且承认，他们不承认系统迫害，但他承认有案例，有很多法轮功的个案，他认为都是个案，同意他们去调查了。

就在2004年4月份，世界精神病学会调查团出发的前几天，中国精神病学会的主席写了一封信给世界精神病学会：原来说是你们可以随意采访，现在不行了，你们不能够不受限制的调查，我们不能做到。

主持人：那就没有调查的意义了嘛！

横河：对，所以这样的话，世界精神病学会就认为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因为等于受限制的调查，世界精神病学会却要对调查结果负责任。

主持人：对。

横河：他不能承担这个责任，结果就没有去。就是临出发之前，中方变卦了。后来国际上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世界精神病学会拒绝去是对的，因为他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另外一派就说，他们不应该屈从中共的压力。从这个过程来看的话，确实是迫害法轮功以后，精神病这个领域才成为了一个人权迫害的工具，系统的工具。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那几个例子都是指法轮功学员的例子，那您前面还讲过，这个精神病作为广泛人权迫害的工具，从迫害法轮功开始，现在已经扩大到更大的人群。那有没有其他的人群，就是非法轮功学员的案例，您可以讲一讲的？

横河：这里头的案例很多，我们知道前几年上访的拆迁户被送精神病院的很多，这里就举几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第一个就是北大的孙东东，他当时说：“老上访户的话，99%是有精神病的。”这个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其实他讲的只是一个早就实行了很久的事实而已。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上次做过一次节目，就讲到武汉的徐武，这个国内很多人都知道，叫“飞越精神病院”，他从精神病院逃出来，从武汉一直逃到广东，最后在广东被武汉的公安局跨省就抓回去了，又被关起来了，还是被关到精神病院去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马医生带出来的5个案例，这都不是法轮功学员，他们都是正常人，都是被公安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单位强制送到精神病院去的。

这个广泛的人群其实还有几个证据，2010年的时候，公安部在湖北武汉召开了一个叫“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安康医院就是中国公安部门在自己内部设置的精神病院。这个会议上他就提到几件事情，一个事情他就说，安康医院这些年来收治的精神病人4万余人次。很大的数目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统计的这些年的4万余人次是从1998年开始的，而我们知道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从1999年开始的，几乎同步！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收治的人数非常少。甚至我怀疑在这之前有没有安康医院？或者安康医院有没有这么普遍？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巧合，但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巧合。就像我们讲的器官移植，中国器官移植2000年突然爆炸式的开始增长，而迫害是1999年开始的，它的爆炸性增长和迫害法轮功同步！而这个安康医院的精神病人收治也和迫害法轮功同步！所以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

当时这个安康医院的工作会议的两大新闻也证明迫害人权成为工具，一个是会议要求全国每一个省都要至少建立一个安康医院。你说公安部门要办安康医院干什么？

中共自己已经做了规定了，说是公安部门可以把人送到精神病院去。它连送精神病院都嫌麻烦，所以就干脆自己开精神病院。你说全世界哪个警察部门自己开精神病院的？你说警察部门要开精神病院，除了迫害人权，还有别的意思吗？没有其它任何意义。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会议提出一句话，叫做：没有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的审核同意，对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员，一律不得接收。

主持人：那不是精神病患者本来就不该接收。

横河：对，这个话换过来说的话，就是公安送的一定不是精神病人。而他们送的正常人，精神病院必须收。实际上就是这个安康医院工作会议用公开的方式承认了安康医院和中国的精神病院就是用来迫害人权的。

主持人：这里面的迫害，它不管怎么样，它这个政策制订以后，它其实是要有个执行人的，这个执行人其实就是医生。不管现在国内普遍的对医生怎么个看法，它这个职业本身是应该救死扶伤的。而刚才您讲的几个例子里面的几个医生，他们好像都是很积极主动的在参与这样的迫害，这是非常让人不可理解的。

横河：这个我想是这样的，就是人群当中总是有这样的人的，你比如说每个单位一搞运动的时候，总有一些人要跳出来，这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是谁给了他们这种跳出来的环境？谁给了他们支持？就这些人在一般社会里面，一个是他跳不出来，因为整个社会不容；再一个就是说，即使跳出来的话，也不可能以政治迫害的方式对他人造成伤害。

问题是他们知道在中国那样的社会环境，在中共的那种统治下，他们的这种说法是能够得到支持的。这个系统就是这样工作的，就是有一部分，比例应该非常少的人，跳出来以后，去鼓吹用这种方式来迫害人权、迫害法轮功，这个制度就会去支持他们、鼓励他们，而且给他们创造条件，最后就形成了一个系统。

主持人：那难道他们就不需要负法律责任吗？

横河：对，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就是当它形成一个系统以后，他们就认为他们躲在这个系统里面，他们个人就不需要负责任了。但实际上他们个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像刚才我讲的张洪林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北大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张彤玲，她给法轮功学员套上了一个用于精神病迫害的帽子，叫做“类妄想性亚文化信念”，她自己给这个下个定义，说是指那些没有正常判断力，用事实很难说服的群体所共有的信念。

我一听这个我就笑了，这不就是共产主义者嘛！因为共产主义现在在全世界理论已经崩溃了，制度已经崩溃了，全世界只剩下中国自称还是，（还有）北韩。现在连越南和古巴都要放弃了，所以就剩下这么两个坚持共产主义的。说明它已经没有正常判断力了，他们用事实非常难说服。所以说现在在中国，如果说是要坚持共产主义理念的这些人，其实正好就划到这个人群里面去了。

这个张彤玲她就是积极鼓吹的，而且她自己积极参与迫害，这种人我觉得就应该是自己要负责任的，就是作为医生来说。但是我相信医生当中可能分这几类，一类就像这种，主动迫害的；还有一部分是被动迫害的，就是你派给我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执行；另外一些，系统的拒绝的可能会有，但是我相信在中国可能不多，但是暗地里去帮忙，你像这个马医生就是，暗地里去帮受迫害的人，这个可能会不少，但是公开敢抵制的可能也不多。

你像这个乔忠令的案例，马医生去问他们的副院长，姓高，就问他为什么要收治这样的病人？这个副院长就说是公安强制送过来的，医院必须接受。然后他说了一句话：错了也不怕！

主持人：就是其实他知道是错的。

横河：对，他知道是错的，他就说乔忠令的精神病的帽子谁也摘不了。这里他说的是“错了也不怕”，在这里他讲的是不怕，就是说他不要负法律责任，在这里他没有良心的谴责。这种人他只是考虑自己有没有法律责任的问题，而没有良心的问题，这种人就不能简简单单说被动的接受来参与迫害了，实际上在思想上他已经认可了。

其实例子还很多，就也是精神病医生自己主动参与的。上海几所精神病院和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联合写了一篇论文，其中论文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就讲法轮功已经被政府定为什么什么了，所以他不能诊断为气功相关精神障碍，建议诊断成法轮功相关的精神障碍。也就是说，在被大家公认的诊断标准上面，它实际上加入了政治性了，就是政府已经定成是政治问题了，所以就不能给它再定气功障碍了。他公开的在论文里面承认这是一种政治迫害。我认为这种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还有一种就是马医生这次谈到的，就是他去问他们医院里面专业上最资深，也有最高信誉的一个医生，姓盛，这人是个主任，这个主任说什么呢？说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有问题的人才会反共。这就跟赫鲁晓夫的讲法是一样的，就是只要是你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就是精神病人！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精神病院里面，政治迫害已经是一个被大家接受了的事实。

我相信这些人如果是在其它的国家的话，他不一定天生就是参与政治迫害的人；但是在中国的精神病院里面，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必须执行的事实，这时候，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像马医生这样的话，那么他反而是异类了，就是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的话，即使他曾经无奈过的话，现在他也认可了。所以作为中国的整体精神病学来说的话，它已经成为中共的镇压工具了。

主持人：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当年在毛泽东时代，他是不屑于用这个精神病来迫害异见人士的，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中共当局它要用这种办法来迫害异见人士？

横河：因为中共想加入国际社会，想让大家看到中国是一个正常社会，所以它很多事情就不能直接了当就把他枪毙掉了，就会用其它的方式。以前到劳教所还得有一个劳教委员会盖章的，送精神病院连盖章都不要的，直接就送去了。要是送不出去的话，就放在公安局精神病院里，几年、十几年没有人知道他。

另外一个就是民间的态度也不一样了，就是对异议人士、信仰人士（而言），被迫害不是一种耻辱，甚至有很多民运人士、维权人士，他被关了以后，出来大家都去欢迎的，被视为英雄的。诊断成精神病，它对被迫害的人，它起到一个妖魔化的作用。大家如果认为他是一个被政治迫害的人，都会去支持他；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精神病人的话，可能别人就会躲着他，这样的话既妖魔化了，还把他孤立起来了。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话题我们不能再继续讨论下去了，今天横河先生所讲的这一切黑幕都是令人发指，而且让人匪夷所思的。在《追捕》那个电影里，正义最后是战胜邪恶的，从历史上来看，正义永远都会战胜邪恶，那我们是希望这个正义的阳光早一点照射到这个黑暗的领域之中。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横河：好，谢谢大家，再见。

责任编辑：任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