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5年05月03日讯】（新唐人电视台《传奇时代》节目）这里是当代中国的聚焦之处，从对于红色领袖的狂热崇拜，到坦克碾过、枪声响起，到表达心愿的民众被殴打、抓捕。

这里是一切大戏上演的舞台，2001年的11月20日，一个晴朗的冬日的下午，一群来自十几个不同国家的西方人在这里相聚，带着鲜花与微笑，他们的笑声感染了周围的人，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瞬间。

他们是谁？

为何在天安门广场相聚？

而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

“传奇时代”-《通往天安门的旅程》将带您经历这场曾震动世界的事件，并走进这个事件的主人翁们，他们的人生。

美国电视新闻现场声：中国军队继续调集坦克和士兵进京。美国大使馆呼吁所有美国公民尽快离开中国首都。

乔尔•契普卡，（加拿大）地产经纪人：我在温哥华机场转机。我的朋友泽农比我早一个航班到达。我们特意错开行程，因为不希望任何人跟踪我们，特别是多伦多中领馆的人。

泽农•多尔尼基，（加拿大）健身教练：他走到我身边，穿着一件印着很大的加拿大国旗的衬衫。他指着衬衫，好像在说“去买一件！”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不想动，什么也不想做，只想呆在那儿，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我实在是太害怕了。

（旁白）2001年的11月15日，乔尔和泽农分别踏上了他们飞往北京的航班。对他们来说，这是一趟前途莫测的旅程。

乔尔•契普卡：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因为我要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我看看泽农，他面色苍白，他很害怕，你可以看出他很害怕。

泽农•多尔尼基：这是真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是要去一个正在攻击和杀戮我的信仰的专制国家。我在媒体上向全世界说，他们是杀人犯。对吧？他们可不喜欢我！

乔尔•契普卡：他们随时面临着迫害，不论是工作的地方，还是学校，都是这样。在社会上，他们被诽谤、被污蔑。如果他们寻求法律的保护，连律师都会被迫害。他们无处可去，只能去公共场所表达自己的清白。所以他们去天安门请愿。作为西方人，我们必须支持他们。

（旁白）和加拿大的乔尔和泽农一样，来自11个其它国家，共36名西方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先后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航班。这也许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也最惊险的一次旅程。不过此时他们并不知道，除了身边同行的朋友，还有谁，也怀着同样的热忱，在前往同样的目的地。

（主持人）2001年的11月，加拿大青年乔尔和泽农，以及来自11个其它国家，共36名西方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先后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航班。这也许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也最惊险的一次旅程。不过此时他们并不知道，除了身边同行的朋友，还有谁，也怀着同样的热忱，在前往同样的目的地。

彼得•里克纳格，（德国）公司总裁：有一天在公园炼功，就是站在那炼桩法，就觉得，哎呀，我想去中国。因为他们自己（中国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都是去天安门，那我们能不能也自己去一趟。

（旁白）彼得出生于在前东德的一个小山村。柏林墙被推倒之后，他搬到了法兰克福，那年他18岁。从小，他就练习摔跤，不过，东方的武术和文化是他更向往的东西。后来，他接触到法轮功。他发现，这个看起来柔和缓慢的功法让他精力充沛，而且以前因为摔跤而积累的伤痛也完全消失了。

彼得•里克纳格：德国本身就有好几个人想去，ㄧ旦决定去了之后也是跟其它欧洲的国家的人说了，你要不要去，我们就是订个机票，然后我们在天安门，就是坐还是站，我们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想好的一个办法。但是，就是去了就去了，就有ㄧ些人就说，OK，我们就去吧。

碧若•斯文森，（瑞典）护士：有人从德国给我打电话，是我的一个朋友。她说：“碧若，我们要去天安门广场，你想去吗？”我对她说：“好啊！看来时候到了。我一直在等着呢。我当然要去！”

（旁白）瑞典的碧若两年前就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在迫害开始之前，中国是她感觉温暖得像家一样的地方。从1995年起，她和她的朋友们每年的圣诞节假期，都会在中国度过，和那里的法轮功学员欢聚，一起在户外炼功，并交流修炼的心得。可是，镇压开始之后，碧若就失去了和中国朋友的一切联系。碧若的朋友安妮也多次前往中国，并亲身参与了1999年10月28日，中国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北京举办的国际记者招待会。

安妮•何克萨拉，（瑞典）中文系学生：我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一个叫丁延的女孩向在场的外国媒体讲了她如何被迫害，怎么被上刑的经历。他们还展示了法轮功的炼功动作。一个小孩，我记得，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父母在那里。他告诉我他不能上学了。因为修炼法轮功他被学校开除了。他看起来10岁，大约9岁或10岁的样子。我觉得他们非常勇敢，因为他们非常了解当时的形势，和这样做的风险。

中国法轮功学员蒋朝晖：其实我们所求的并不多，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安定的修炼的环境。

（旁白）安妮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结识的法轮功朋友中，绝大多数后来被判刑或劳教。其中，丁延在承德监狱，被反复酷刑折磨之后失去了生命。而与安妮在记者会同做翻译的蔡铭陶也被迫害致死。对安妮而言，去天安门请愿是一个自然的决定。

安妮•何克萨拉：对我而言，这非常重要。我要为中国人呐喊。过去，这只是一个想法，现在，我终于可以做点什么，来实现这个心愿。

凯特•芙丽西卡，（澳洲）音乐家：我第一次听说去中国这件事，是从我的朋友莫娜那里。一天她走过来问我，“你想去中国吗？”我说：“好啊！”那时我没有任何一点犹豫。我根本不需要去想是去还是不去，因为我总是在寻找任何可能的途径来让人们了解这场迫害，帮助这些无辜的人，停止这场杀戮。

凯•鲁贝希克，（澳洲）艺术家：我第一次得知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是从陈子秀的案例，她是位老人。她遭受酷刑，并被活活打死。本来这场迫害已经是让人无法理解了，现在又有人被杀害，而且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这个我在澳洲可以自由练习的功法。我哭了。当我读到她的遭遇时，我哭了。这太令人难过了。

（旁白）远在澳洲的凯和凯特也打算去天安门请愿。这将是她们第一次去中国。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中国对她们而言不过是一个遥远、以及和她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地方。凯特在澳洲的一个小镇长大，镇上只有一户中国人家，而当地的人对他们并不友好。当凯特十几岁，深陷毒品和酒精不能自拔的时候，她没想到，是来自中国的法轮功让她摆脱了恶习。她的朋友凯则是在寻求治愈病痛的打坐方法的时候，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免费教授法轮功的讯息。

凯•鲁贝希克：不论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我都有很大收获，而且我和其他人的关系，包括家人和朋友，都变得更加融洽。如果有人让我放弃法轮功，我会吗？我不会放弃的。所以我能理解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也不会放弃，为什么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去请愿。有机会我也要去天安门广场请愿，这是我能做的。

海莲娜•唐，（法国）杂志社销售经理：我更多的是想到中国的老百姓，他们被政府欺骗，以为我们是不好的。这太不公平了。我想告诉他们，让他们看到，我们是西方人，我们来自这么多国家，我们也炼法轮功。你们知道吗？我想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

莫妮卡•维斯，（德国）电影剪辑师：我做电影剪辑师已经很多年了，采访过很多犹太人，他们会谈到纳粹时期的经历。我非常地了解，媒体常常会被用来操纵人们的思想，而中国政府就是这样压制它的人民。

海莲娜•唐：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每天都生活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我怕什么呢？我只是去那里旅行一次，所以没什么好怕的。即使会发生什么，我也不去想它。

（旁白）瑞典的丽莲对于这次行动的危险性有着不同的判断。

丽莲•斯达芙，（瑞典）图象设计师：这件事我曾反复考虑，因为这是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

（旁白）一年前，丽莲曾访问北京。那时，她常常去天安门，亲眼见过警察如何推倒请愿的法轮功学员，如何殴打他们，并将他们抓走。

丽莲•斯达芙：我非常清楚的记得，有一次我在那里，亲眼看到警察抓捕和殴打一名女学员。那里有隔离用的围栏，一个警察把她推到那里，猛烈的多次撞击她，就像这个样子，直到她倒在地上。我觉得她被打坏了。这太可怕了。后来我回到英国，了解到，就在那一天，一个女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被打死了。我感觉就是我看到的那个。这太可怕了。他们就像野兽，没有人性。

亚当•莱宁，（美国）公司总裁：那时去中国的决定，是我曾做出的最重大的决定。我知道，每个人都有困难要克服。我应该告诉父母吗？如果被抓了怎么办？我的工作和学习怎么办？我所知道的每个人都在思考。我也有困难。那时我经济紧张，不得不卖掉一些财产，包括我的一个萨克斯风，来筹措去中国的资费。

（旁白）理善出生于以色列，长大后在美国洛杉矶的一间大学学习中文。在他下决心前往中国之前，他打电话给父母，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

达芙•娜雷米，（以色列）新闻系教授，林理善的母亲：我看到修炼法轮功对他的健康很有益处，也看到他变得更平和，这些对他都有好处。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他会去中国。我吓坏了，而且非常担心。我告诉他，如果他们构陷你怎么办？比如把毒品塞在你的包里，他们可以给你扣上任何罪名，把你投入劳教所，那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心里有深深的恐惧，担心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

林理善，（美国-以色列）神韵艺术团节目主持：跟他们挂电话以后去睡觉。第二天早上我心里是那种，莫名奇妙的能感觉ㄧ个母亲失去她的儿子的滋味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很明确就是那个感觉，非常痛！然后我就写一封信给我父母，然后我跟他们说，我从小，你们从小教养的时候，就是跟我讲ㄧ些人权的故事，跟我讲马丁路德金，跟我讲甘地，跟我讲这些非暴力者他们的忍耐力和他们舍弃的东西。那我不是马丁路德金，我也不是甘地，但是那些历史人物，如果他们因为他们父母的怕，不做他们历史上应该做的一切，那我们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世界？然后我就发了这个信给他们，然后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我心里有很明确的一个感觉，我知道我父母给我回答，而且我知道那个回答是很正面的。我就打开了我的信箱，果然有他们的email，就写了一句话：“我们了解，我们支持你。”

（旁白）在前往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中，有公司总裁、原子能工程师、医生、技术顾问、家庭主妇和大学生。他们的计划是，在2001年11月20日下午两点，集中在天安门广场旗杆前面的空地上，盘腿打坐，并打开一面写着“真善忍”的横幅。

亚当•莱宁：我们到达了北京机场，有机会看到了一点北京的街景。到了旅馆，那时候，北京只有少数旅馆可以接待外国人。而且，酒店的电梯上，大堂里都有警察，我们时时都被监视，所以我们非常小心。我们来到房间，拉上窗帘，关上灯，压低声音交谈。我们非常小心，因为要保证能有机会达成我们的请愿计划。

彼得•里克纳格：我们就必须得做到最后一步，能做下来，即使谁被抓起来了，别人还得去，继续下去。

亚当•莱宁：在行动开始前我们有一个会议，一些参与协调和计划的人，一起讨论在广场上可能发生的情况。

乔尔•契普卡：在这次的计划中，我的角色是拍摄，秘密地拍下整个事件。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得搞清楚如何做，因为广场上到处是警察。如果我拿着摄像机站在那里，是一定会被抓的。我的背包有肩带，带子里有海绵。如果把海绵拿出来，我就可以放入一个小小的针孔摄像机。我把它缝在里面，在那上面剪了一个洞，这样镜头就可以露出来。资料线就经过肩带隐蔽地连到背包里的摄像机上。我花了四天的时间来掌握如何使用这个摄像装置。

林理善：因为有这几天的时间，我们担心他们，如果我们啥都不做，一直在酒店，他们会有些想法，如果监控我们，会觉得这些人在干嘛？所以我们就跟其他的来旅游的人一样，去故宫、去长城、去十三陵，然后也去了天安门广场一两次。然后过程中有去了一个做玉的戒指的和其它一些……就这么一个玉厂，然后去那边，我买了一个戒指给我女朋友。说如果我这一次能回去，我就跟她订婚。

凯•鲁贝希克：去天安门广场前，我们在一个餐馆里吃了几次饭。去请愿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最后一次去了那里。一起的有凯特、澳洲的克里斯，和美国的约翰。在那里我们和一个服务生成了朋友。我们用英文和一点点中文聊天说笑，非常开心。我们离开时，想告诉他我们为什么要来北京，因为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了。凯特和我做了一些小卡片，卡片上面写着三个字：真、善、忍，我们是用中文写上去的。我们在门厅里将卡片递给了他，立刻就看到他的脸从一个大大的微笑变成了恐慌、害怕。他握着卡片的手在颤抖。他抬头看看我们四个高大的西方人，然后低头看看卡片，再看看我们，又看看卡片。我们对他说，法轮大法是好的，中国政府说的不对。过了好一会他才缓过来。他的脸渐渐放松下来。他最后接受了卡片，把她放在贴身的衬衣口袋里。他的脸上又有了笑容。这让我看到了中共的宣传是多么的可怕。这么好的三个字：真、善、忍，居然会让中国人这么害怕。当我们越走越远时，他还在向我们微笑、招手，直到我们转过街口。我想，那可能对他影响很深，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泽农•多尔尼基：我来到长城，来挂出我的条幅。在我的心里，长城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因为，中国各地的人都会来到这里，他们就会看到我的条幅。昨天晚上我在旅馆房间里做好了她。这不是一件轻松的活，但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当中国的人们看到她时，我希望他们的心能被感动，希望他们不会觉得这个条幅很粗糙，尽管她是有点。这是我的条幅。

乔尔•契普卡（2001年11月20日，在北京的旅馆中）：现在是12点半，我就要去天安门广场了。泽农已经走了。在我离开之前，我想在这里说出我的心里话。泽农昨天晚上去天安门广场拍照，他遇到了两个学艺术的学生，两个女孩。她们和他交谈，并邀请他去欣赏一些画作。她们展示了一些画，并告诉泽农，这画之所以美，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纯真，代表了力量。泽农告诉我，他实在忍不住，就告诉了她们有关法轮功的事情。我今天到天安门广场，就是为了这样的人，这些在内心中还相信真诚，还相信善良的人。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来唤醒他们的心。就是为了他们，我走上天安门广场。

（旁白）这群西方人走上天安门的日子是2001年的11月20日，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的两年零四个月之后。这一年也是这场政治运动发生戏剧性转折的一年。在此之前，政府发动的大规模舆论攻击，已经让很多人心生厌烦。而为了消灭法轮功信仰而将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投入监牢，甚至酷刑致死的做法，更让人联想到了文革的疯狂。

泽农•多尔尼基：中国的媒体成天散布抹黑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可是，有那么多人从修炼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变得更健康，甚至延续了生命。他们周围的人都知道这些。所以，政府的宣传策略并不是那么有效。不过在2001年的时候，一切都变了。2001年1月23日，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五人点火自焚。当局控制的媒体立即宣称他们是法轮功学员，并在电视上反复播放自焚场面的特写镜头。新一波针对法轮功的仇恨宣传从此拉开序幕。

王喆，中国法轮功学员：当时就是又加一个更字，就是又一波铺天盖地的诽谤的新闻又来了，那种压力呀！家里头，小区里，居委会看你的眼神呀，周围邻居看你的眼神呀！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兰丽华，中国法轮功学员：我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之后呢，我被送回当地，然后被关进了看守所。当时在看守所广播里，他就详细的说法轮功学员怎么如何自焚的，我觉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最邪恶的一点就是看守所的那些警察让人人都过关，所有的在押犯人你必须得写对法轮功的认识，就是说法轮功不好。

旁白：天安门自焚事件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在全国展开所谓“深入揭批”法轮功的政治运动。政府控制的媒体上充斥着铺天盖地的批判宣传。全国各地的团体、组织、工作单位，甚至中小学校的学生都要表态支持中央的决策。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开除工作和学籍，被投入监狱、劳教所和洗脑班。而且，这场政治运动并不仅仅限于中国国内。驻世界各国的中共使领馆也成为了这场运动的前沿阵地。

陈用林，前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政治领事：我们就是在领事馆、外交机构，最主要的工作，大概有60-70%的工作是针对法轮功的。人力资源方面，刚才我说就是，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法轮功专门小组，调动全馆所有的主要力量来对付法轮功。那么从预算方面，大大加强，基本上就是，上不封顶。在媒体里面，特别是传统的这些华人媒体里面，进行这个就是，把这些宣传材料的东西啊，就是要求当地的华人媒体进行刊登，来对这个法轮功进行抹黑宣传。

丹尼•谢克特，美国资深调查记者：我感到这个自焚事件非常可疑，甚至可能完全是假的。当局制造这样的惊人事件，并利用舆论造势，以达到宣传上的目地。关于这件事，当时驻中国的西方记者就表示怀疑，因此展开调查，发现整个事件确实是事先导演的一场假戏。

旁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菲力浦•潘暗访了自焚事件参与者的家乡开封，调查他们的背景。邻居们说，事件中死亡的刘春玲原来在夜总会工作，以陪人吃饭跳舞为生。没有人见过她炼法轮功。从中共官方发布的自焚录像上可以清楚的看出，当刘春玲身上的火已经被基本扑灭的时候，一个人用重物击中了她的头部，那个重物被打弯，飞了出去，刘春玲也应声倒地。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放慢，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一名武警正走向镜头前面，在他身后，一个身穿军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的姿势。后来，官方媒体宣称刘春玲自焚而死。

丹尼•谢克特：他们将天安门广场变成了电影片场。利用电影拍摄手法，比如特写镜头，和多台摄像机同步拍摄，来营造某种效果。但很明显，这只会引起更多的怀疑。它完全不是新闻记者在突发事件的现场抓拍的画面，而是一个人为策划的场景。

旁白：海外媒体对中共官方发布的自焚事件的现场录像进行慢动作分析，发现十多个可疑之处。2001年8月，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上发言指出，充分的证据显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策划，以构陷法轮功的一个阴谋。不过，对于大多数的电视观众，反复播放的刺激性画面和特写镜头，让他们愤怒、恐惧，并对法轮功产生了疑虑甚至仇恨。显然，中共的这场策划达到了它的宣传目地。

泽农•多尔尼基：人们都知道中共是骗子。可是，即使你不相信它，当你看到人在火焰中挣扎的画面时，你也会感到恐怖和害怕。

林理善：记得当时他们对犹太人的那种宣传，说我们喝婴儿的血啊，什么杀孩子吃肉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又⋯⋯就是算是一种怪物吧。我们叫做“blood libel”（血谤）这些故事，那我就知道中共是怎么做的了，从说法轮功学员不吃药死了，到天安门自焚，到这些东西，都知道他们就是不断重复重复，人家最后给你，重新给你说这些，以为是真的。

凯•鲁贝希克：我知道，任何读过法轮功书籍的人都知道，修炼法轮功的人不会自杀，也不会杀人。所以很明显，自焚事件是假的。可是，对于那些不了解法轮功的人来说，他们不知道。我的朋友在看到自焚的画面后给我打电话，说，“你在干嘛呢？你还炼法轮功吗？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还在自焚吗？你还好吗？你会不会也去自焚？”这太荒唐了，可是人们的思想已经被这些谎言所占据了。

泽农•多尔尼基：当我想到在中国发生的自焚骗局，以及它对中国人的影响，我觉得我的行动会让他们退一步，好好地重新思考一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是被这些混乱的资讯所迷惑。从这一点来讲，我感到我的行动会帮助清除这个自焚骗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林理善：那天，去天安门之前去前门，然后在那边买了个红豆芝麻球，好像这辈子第一次吃这个东西。然后，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去天安门，上广场了。

泽农•多尔尼基：我提醒自己，我是为了帮助他人而来。无私的精神是一种非常、非常强大的力量。我努力集中心神，将自己完全融入其中。就这样，几个小时过去了。我非常平静。我感到自己踏出的每一步都震动整个地球，我的心非常笃定。

林理善：又是感觉全宇宙在看这个地方，又感觉不只是全宇宙，也是全世界整个这个中心，就感觉是，像脉络，正好是接触的这么个地方，就是一个核心的地方，像一个心。

亚当•莱宁：我看到帕琳娜，是我在加州认识的。她从我身边走过，牵着两个年幼的女儿。看到她我很惊讶，因为不知道她也来到中国。

帕琳娜•华森，（美国）公司财务总监：他们那时没有邀请我参加这件事，因为他们担心我是东方人面孔，也许对我会有安全问题，不过既然我知道了呢，我也很想去。刚好那时侯我的先生去北京参加会议，然后我的女儿又要过生日。那我想要么我们就全家人到北京去旅游，这样我就去了。起码我想我可以帮他们照相。

约翰•纳尼亚，（美国）报社总编：加拿大的乔尔也在那里，我看到了他。他装成一个游客的样子。我和乔尔很熟，可是我从他身边走过，没有打招呼。你知道，我不能干扰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凯•鲁贝希克：我四下观望，看到澳大利亚的莫娜向我们走来。还有一位从欧洲来的女士。我们在机场曾经碰到过她。另一个人也走过来。我们开始彼此问候：“你也是吗？你也是来参加的吗？”我们点头致意，心中感到欣喜、激动，因为，真的，我们的心愿马上就要实现了。

帕琳娜•华森：我看到那些学员他们站好，然后亚当•莱宁他就站出来，要给他们照合影的时候，我也站起来，做好准备，那时候，就看到那个横幅一瞬间打开了，那时刚好太阳照到横幅上，就看到金光一闪。我一看到呢，我就很自然的照了那张照片。

乔尔•契普卡：我平静地，坚定地站在那里，开始拍摄。当横幅打出来的时候，那真是，那真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那是一个很大的金色横幅，上面用中文写着，真、善、忍。我觉得太棒了。

碧若•斯文森：我觉得这是我做过的最正的事，为真、善、忍挺身而出。不仅是为了这个真理，也是为了中国的学员挺身而出。

海莲娜•唐：我们把这叫做发正念，就是一种打坐方式，用自己的能量来清除天安门广场中负面的因素。这里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地方。

凯•鲁贝希克：当横幅一下子从包里拉出来的时候，才知道有那么大，我们得把她高高地举过头顶。金色的横幅就在我的脸前，我们成功了！我太高兴了。

泽农•多尔尼基：我站在“真”字和“善”字之间。后来当我看到那天的照片时，我可以看到横幅后面顶出的拳头。那是我的手。我感到如此地骄傲，我的手攥得紧紧的，紧紧地攥着横幅。

碧若•斯文森：那种神圣的感觉，我没法用语言解释。我抬起头，望向天空，我觉到，怎么解释呢？我觉得天上有很多眼睛在看着我们。

帕琳娜•华森：我那时就意识到，我只有一个机会照一张照片，而且照完后必须马上离开现场。那时带着女儿离开的时候，我就看到摆摊照相的那些人，其实他们是便衣警察，因为他们拿着话筒呢，赶那些游客离开。

乔尔•契普卡：我听到了警车的声音。这些警车从四面八方冲过来，疯了一样地鸣笛。广场上的警察也吹着哨子。那些警车把学员围起来。还有那些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便衣警察，大喊着“走走走”，驱赶着游客。他们还从人们的手中抢夺照相机。

泽农•多尔尼基：警察开始抢夺我们的横幅。我紧紧地抓住不放。横幅被拧成了一根绳，被警察和我们来回拉扯。

林理善：听见他们在喊，用中文在喊，不知道在喊什么。然后听见他们在把我们旁边的人开始抓走。

碧若•斯文森：警察冲过来，抓着我的头发往前拖，因为我不愿意站起来。

彼得•里克纳格：我一看，睁开眼睛，本来横幅和我之间有两行人嘛，现在人都已经不在了。

凯•鲁贝希克：我们这一行打横幅的学员被一个接一个地拉走，扔上那些包围着我们的警车。

约翰•纳尼亚：克里斯撑在那里，不愿意被拖上车。一个警察抓起他的手指向后掰，把他的手指折断了。

凯•鲁贝希克：突然间我成了最后一个拿着横幅的人。我把横幅放低，低头看到，正好就在我手拿的位置，是一个大大的“善”字。这时，有五六个警察向我一步步靠近。我想要让他们看看，我是因为什么而被捕的。我不会让他们拿走横幅。所以我紧紧地抓住不放。这时他们开始推我，拽我，扯我的头发，抢我的包，最后我被拉倒在地。

泽农•多尔尼基：我记得在我的裤子口袋里有一个横幅。可是，我不想离开我的朋友们，我是这个团体的一分子，不能自己想怎样就怎样。可是我又想，这不是为了我自己，这是为了让全世界都听到法轮大法好。一下子，我的头脑变得非常清醒。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我站起身，从口袋里拉出我的横幅，开始奔跑⋯⋯

泽农在天安门广场奔跑。

乔尔•契普卡：突然间，泽农冲出来，奔向围观的人群，他手里拿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穿着他在渥太华买的那件印着加拿大国旗的T恤。他用全身的力气喊着：“法轮大法好！”

泽农•多尔尼基：我一边跑，一边想打开横幅，可是风很大，横幅在风中拍打着，打不开。我对自己说，如果你停下来，他们就会抓住你。没说的，他们一定会抓住你。可是，我又想，我是为了什么而来到这里呢？于是，我停下来，打开横幅，当我大声喊出法轮大法好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惊呆了！无法想像，我真的做到了！

乔尔•契普卡：看着泽农，我觉得，真是，他干得太棒了！

泽农•多尔尼基：整个过程可能连半秒钟都不到。可是我觉得那一刻是那么漫长，那么漫长！

泽农•多尔尼基：一个警察抓住我，一把把我扔到地上。我还记得倒地的那一刻，我的手碰到水泥地面的感觉。我当时想：“哇，好险！我的脸差点摔破了！”他们把我拉起来，一共是三个警察。我使劲挣扎，他们手忙脚乱地抓着我不让我动，所以没法腾出手来摀住我的嘴。我就开始尽情地喊哪，喊哪⋯⋯

泽农•多尔尼基在天安门广场边奔跑边高喊：
法轮大法好！
全世界知道
加拿大知道
美国知道
欧洲知道
法轮大法好！

乔尔•契普卡：我看到学员们被推上警车，然后那些警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走。透过车窗，我可以看到里面的学员。我默默发着正念，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保持坚强。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我跳上一个三轮车，直奔旅馆。到了旅馆，我直接跑进大堂的洗手间，我甚至来不及上楼回自己的房间。我进了洗手间，锁上门，从包里拿出摄像机，开始倒带。这时，我的心紧张得怦怦乱跳，我想知道自己到底拍下了当时的镜头没有。当摄像机里的画面终于呈现出来的时候，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旁白）乔尔离开酒店，直奔联邦快递，寄走自己拍摄的录影带，然后登上了前往加拿大温哥华的班机。而在天安门广场上，乔尔那些被抓捕的法轮功朋友们，正在面临他们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挑战。

李维•布劳德，（美国）软件公司副总裁：11月20号的凌晨一点多，我们联系到了Adam。当时他是在一辆开往天安门派出所的警车上。我立刻注意到他回答我们问话的声音短促而且着急。就像他躲在车上，弯着腰，不想被别人听到。不论我们问他任何事，他的回答都只有两三个字。我们问完了所有的问题，打算把这个消息公布给媒体。他问：“还有问题吗？”我说：“应该就这些。”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从那一刻起，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消息发给驻京的西方媒体。

达芙•娜雷米，林理善的母亲：我们接到Sarah的电话，那时她是理善的女友。她告诉我理善他们被捕了。其实我们对此有心理准备，因为理善事先告诉我，他们被捕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告诉我怎样做就可以帮助他们。于是我将所有的害怕和担心全部都转化为行动。那时，因为我是传媒系的教授，认识很多记者和媒体人，我就开始联系他们，给他们打电话，给以色列所有的大报社和电视台打电话，并且接受了很多很多电视采访。

奥瑞希亚•麦凯布，（加拿大）报纸编辑，泽农•多尔尼基的母亲：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最后还回答了一些问题。一个记者问我，是否因为泽农被补而感到害怕。我说：“我不害怕，但是确实很担心。担心他们不让泽农回家，担心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奥瑞希亚•麦凯布，在记者招待会上：总领事办公室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得到中国方面的回应。也许最早在今天晚上才能得到一点确切的消息。

旁白：母亲们的担心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就在泽农和理善，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在天安门广场打开横幅的前一天，2001年11月19日，兰州市退伍军人杨学贵的母亲在明慧网上发表公开信，请求世人关注自己的儿子因为不放弃法轮功而遭受的酷刑；18日，黑龙江省玉泉镇一位33岁的普通农民鞠亚军因为去天安门为法轮功请愿，而在长林子监狱被迫害致死；11月9日，国际媒体报导，一名江西省高级法院的法官胡庆云因为不放弃修炼而被判刑七年，入狱仅两个月就在监狱中去世。

王喆：我在天津的劳教所里就是被迫害，电击，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个是我当时的被电击，（起了）脓包，化脓，腐蚀的，现在就是跟肋骨粘连了。后背也是。后背也是，后背就是电完之后就是一个大脓包。脓包最后破了，最后把脊椎骨腐蚀没了，最后导致了高位截瘫。在两次手术之后吧，就是，恢复炼功，然后，恢复到现在。

玛丽•罗宾逊，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1997–2002）：过去，我曾经和中国政府讨论过他们对待法轮功的问题。这一次我特别关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遭遇。我要传达的讯息是，他们的人权必须得到尊重。我们收到很多关于他们被酷刑折磨和判处重刑的案例，仅仅是因为他们和平的表达对法轮功的信仰。

旁白：就在这些西方人被捕的消息通过各种方式传遍世界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他们正经历着一场不可思议的混乱和危机。他们被扔进警车，拳脚以对，成为那个试图碾碎法轮功的中共镇压机器最棘手的目标。

泽农•多尔尼基在天安门广场边奔跑边高喊：
加拿大知道
美国知道
欧洲知道
法轮大法好！

泽农•多尔尼基：我不愿意进警车，所以我使劲用脚蹬着地……因为我练过武术，所以我会扎马步，把自己稳稳地定在地上。这时候我感到脸上被重重地打了一拳，一股剧痛直冲脑门，我倒在地上，被拳打脚踢，拖进警车。

凯特•芙丽西卡：在警车里，只有泽农和我两个学员。警察把他的T恤衫拉起来，蒙着他的头、肩膀和胳膊，使他动弹不得，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围着他，使劲打他光着的脊背。那时候，我真的吓坏了，我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和所有面对危险的心理准备，一下子都不翼而飞了。

海莲娜•唐：我不想被关在这个警车里。我要告诉中国人，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我当时用中文说：“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我是从法国来的。”一个非常年轻的警察坐在我的前面。他非常愤怒，因为我竟然敢这样做。于是他抓住我的书包带，把我推到座位的靠背上，用那带子勒住我的脖子。当时我想：“哇，他这么年轻，这一切对他就像是自动的反应，每天的例行公事。”

林理善：把我扔到，真的是扔到车里边，是那个面包车，那个大的车。然后有人在椅子上，已经满满的，然后把我扔在他们身上。然后送到天安门的派出所。把我放在一个最后，好像是走廊的右边最后一个房间。那个真的像电影一样，就是有一个，我们英文叫Good Cop和Bad Cop，有一个警察特别凶，有一个警察是几乎不说话的，面目表情稍微善一点，也不是特别好，就是只是稍微麻木一点。然后，他第一件事是，护照给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有犯什么错，你本来不应该抓我，我凭什么给你我的护照？我是美国公民，我是在那边打坐，你的宪法允许我打坐。然后他就看我不给护照，他就开始打我。然后我那个下巴出来了，之后是几乎不能说话，一天。然后他就拽着我的鼻子，拉出来，然后再扔下去，然后要踢我的下身。那个警察的眼神，他当时打我的眼神，是那种，恨我是西方人，他的眼神是，你不是西方人，我现在把你杀了，我恨我不行，我不能。

凯特•芙丽西卡：我们被带到一个地下的牢房里，就在天安门广场的下面。当我进到那里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竟然把那么多的人关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环顾四周，我可以看到墙上面的手印，就像有人曾经顺着墙壁滑倒在地上，墙面还有一些肮脏的血渍。

凯•鲁贝希克：在水泥地面的中间，有一个排水孔。就好像你可以把一切都洗掉，不论是血，还是殴打的痕迹，都可以统统洗掉，从这里流走。我靠着墙，坐在那里，感到很难受。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这样一个牢房里？难道就是因为打开一面写着“真、善、忍”的横幅吗？

莫妮卡•维斯：这里没有窗户。我可以想像到，那些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会遭到怎样的对待。警察可以为所欲为，不会有任何其他人听到、或者看到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我能感受到，那些中国学员被困在这里，孤立无援的感觉。

彼得•里克纳格：在那下面，我听到女生的喊声，很刺人的。就是我自己的心里很难过，因为她们真的在喊，就是害怕或者被打，或者被弄到地上去了。我们的ㄧ个德国的Nina，也被弄到地上去了，因为她不想交她的护照。

妮娜•哈默，（德国）杂志发行经理：一位年长的女警官坐在那里。她说，“把护照交出来！”她样子很凶。我说：“不，我不愿意。”他们就把我推到地上。我的脸贴着地板，他们抢走了我的护照，还发现了我的“转法轮”书。在此之前，我很害怕。不过当这一切真的发生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的慈悲心出来了，我很同情这位女警官。因为你知道，她的年龄就像我的母亲。可是，她却成为这镇压机器的一部分，做着这些坏事。我一直和她交谈，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可是我每句话都出自真心，而且我不再感到害怕了。

凯•鲁贝希克：外面天很黑。警察把我们从牢房中提出来，带上几辆汽车。有好几辆车。每辆车上只有几个学员，却有很多警察。在车上，我们只能坐在靠窗的位置。警察坐在靠走道的一边，以及我们的前面和后面。我和一个女警察坐在一起。她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和其他警察一样。我开始告诉她，自己为什么来到中国。我告诉她，在澳洲，我有很好的工作，公司给我配有专车，我的老板，以及我的家人都支持我来中国请愿。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转过脸，冲我喊道：“闭嘴！闭嘴！”我很吃惊。本来，我不知道她是否能听懂英文，不过现在我知道了。我对她说：“你知道吗？我长途跋涉，从悉尼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告诉你法轮功是好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

莫妮卡•维斯：他们把我们从天安门广场带到了当地的派出所，然后，又用汽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秘密警察的旅馆。这是我当时的印象。作为一个德国人，我觉得像是被STASI，也就是东德的秘密警察给抓住了。

亚当•莱宁：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旅馆，其实呢，是个中共的公安设施。这里有审讯用的双向玻璃，房间里挤满了警察，以及一些可能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人。我们在这里被关了整整一夜，四五十个年轻的警察时刻看守着我们。

林理善：所以把我们放两个房间，后面那个房间，前面有很长的一张桌子，它后面有五，六个警察坐在那边。然后靠门，和门旁边的那个墙都是警察。最多的时候有好几十个，比我们大概有多两三倍。然后他们开始审问。审问时他们是一个一个的审问的。然后叫我的那个警察开始问，问题一开始比较正常，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地址是什么，你是什么时候来了？你打算待多久？你为什么来了？然后又开始问谁给你钱，哪个政府送你的?

凯•鲁贝希克：他们自以为了解我们的动机，并努力地想弄清我们到底是怎么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而且打出了横幅。他们想不到，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一切是出自于我们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事。

阿里汉卓•山托宁，（美国）神经科医师：我诚实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告诉他们，我来的目地就是要让中国人知道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们这场正在发生的迫害，以及中共政府是如何对待人民的。审讯之后，我在中文的笔录上签了字。后来当我坐下时，我开始有些疑惑，自己究竟应不应该签字。

林理善：他写完了让我签字，我说，首先，这是中文，我看不懂，然后，我也没有犯什么错。所以我也没有必要签什么字。另外，你现在那么多录像机，你在那边，我签字你录像，你后来说我是认罪呀，或者什么的，所以我根本不签字。

阿里汉卓•山托宁：过了几分钟，我走到屋子前面那个领头的警察那里，告诉他我想再看看自己到底说了什么。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看看笔录里的记载。他想了一会儿，然后从手中的一叠纸中找到了我的笔录，拿给我看。我一下就抓过那张纸，把它撕掉了。

约翰•纳尼亚：那个警察非常生气，走上前给他这样，来了一下子。就是把他的头猛力地往后推，并用中文对着他又吼又叫。

林理善：然后德国来的Peter站起来说，我们看见你做什么，我们会告诉世界你在做什么。你再打，我们全世界都知道你。

彼得•里克纳格：然后他就放下了那个美国的学员，然后他就把我抓起来，弄到那个墙上，就是很恶劣的一个状态。他就是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你知道‘必死’是什么感觉？”我就说，“不知道。”

林理善：那个人被他的领导，可能是610（办公室的）或者谁，他穿的不是警察的衣服，把他赶走，估计他担心那个人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再往前走就是像对中国人一样对待的，他会，就是，把我们这样子处理。

泽农•多尔尼基：我所交谈过的每个警察对现实的认识都是扭曲的。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能独立地思考；你们也不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这样的生活是多么的可悲！你们得时时监视着自己，没有自由。更糟的是，你们被利用来破坏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这文化中的智慧本来可以让你们受益一生。而比这更糟的是，你可能还要被迫告发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伤害他们！可你本不想这样。你成为一个警察是为了帮助社会，或者是仅仅为了有一个工作。你并不想殴打无辜的人，你不想那样做。

亚当•莱宁：能感觉到，我们和他们待的时间越久，整个气氛就越轻松。他们也放松了下来。其实，在当今中国的局势下，我担心的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看看他们都被逼着干了些什么！本来，我没有想到这些。可后来，我真的希望我们的请愿能够对他们有所触动。也许，他们并不太了解法轮功，同时被那些荒谬的谎言所欺骗。他们被逼着做这些坏事。他们其实还是孩子。唉⋯⋯

达芙•娜雷米，林理善的母亲：那时我正在主持一个研讨会，是大学里举办的一个活动。我记得自己走进会场，对大家说，“很抱歉！我得开着手机，因为我的儿子正被关押在中国的牢狱中，我在等候他被释放的消息。”所以就这样我开着手机。等到会议进行了一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我说了声“抱歉”，就冲出了会场。从电话中我得知他被释放了。

旁白：在经历二十多个小时的磨难之后，这群西方法轮功学员先后被带到机场，驱逐出境。

林理善：送到飞机上，一直送到我的位置。我坐的那个位置正好是靠走道的（aisle seat），然后警察就站在那边，我就坐在那边。他一直等到所有的人上飞机，快要起飞的时候那个警察才离开了，然后关门了。然后所有的飞机上的客人都在看我是什么样的人，挺紧张的那个表情。然后我看前面他们放了China Daily，就是中共的英文报纸，有一篇文章说，有一批法轮功学员，是来到天安门。他们是外地势力、什么反华势力送来的，给钱的。然后我们很好的对待他们，把他们放在酒店。然后我看我这个下巴是动不了的。Zenon那个一身伤，鼻子都断了。然后Chris也是，他两个手指头好像是断了。然后肋骨啊，什么的，然后又没有鞋子。我看，哇!真的撒谎有那么容易的来。

约翰•纳尼亚：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挺失败的。我觉得自己没有完成使命。在东京转机的时候，我坐在机场巴士里，和旁边的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士交谈起来。我告诉她，“昨天，我在北京，和一些炼法轮功的朋友们一起去了天安门广场。”她说：“啊，我也炼法轮功！我听说了你们的事。你们太棒了！”然后，她哭了起来，最后我也哭了。也就是说，我在回来的飞机上竟然碰到了一个中国学员，并且已经听说了我们去请愿的事。这让我感觉好受了些，毕竟，消息成功地传出去了。

旁白：确实，这些西方人的义举已经传遍世界，而最受鼓舞的，莫过于那些正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王喆：是这样，我们的劳教所里每天晚上必须得开着灯睡，开着门，还有两个值夜班的。值夜班的没事，就配个半导体。正好我就在门口，我正好是在上铺，他就在门口，放的声音很大。正好播那个新闻，正好让我听见了。正好今天就播放北京，整个这一段新闻，就是有36个外国，什么，敌对分子，什么，法轮功，什么，一通批吧。批我没听见，我就听见，你知道，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无形的那种鼓励，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说我自己，我没经历过这么多东西，没经历过那么多事情。在这个时候就发现还有同修不顾生死，过来去帮助这些⋯⋯

兰丽华：有一个女孩经常来到我们的资料点给我们帮忙，帮我们叠叠真相啊，或者我们需要耗材的时候，她就帮我们去买。2001年11月份的一天，她又来到我们的资料点。进资料点，她第一件事马上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昨天我从电视里看到说36个西人学员去天安门广场了。”当时我们的手就都停下来了。我和那个女孩，我非常清楚的记得我们俩当时就哭了。当时不知道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吧，你说是感动、感激？也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大法弟子，都同修一部大法。我们知道西人学员跟我们一样，也是想告诉中国人，法轮大法好的这个真相，不希望中国人相信迫害的谎言。

（旁白）在这些西方学员的家乡，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行动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人们将注意力投向了遥远的中国，和那里正在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泽农•多尔尼基接受电视采访：

主持人：这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对吧？

泽农•多尔尼基：没错，当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扑面而来的时候，人们能更清醒的认识自己。一件很棒的事是，一位女士制作了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世界需要更多真、善、忍，她把横幅带到美国大使馆。这事就发生在（我们请愿）后的那天晚上。

主持人：你还想再去中国吗？

泽农•多尔尼基：我非常想。但目前而言，我在国外才可以为中国人做更多的事。

主持人：而不是在天安门被中国警察欺负。

泽农•多尔尼基：是。

主持人：非常感谢你！很高兴能与你交谈。我们的嘉宾：泽农•多尔尼基。

约翰•纳尼亚：我们在，平和地，非常平和地打坐，并举起一面写着真、善、忍的横幅，而这，在当今的中国是被绝对禁止的。看起来，我们像是在抗衡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毫不讲理的中共政府。我想，不久，越来越多的人会意识到，法轮功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事，而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是跨越民族与国界的，影响着来自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人。

（主持人）十几年过去了。当年，那三十多位西方人在天安门广场上将真善忍横幅高高举起的一幕，已经永恒地定格在帕琳娜拍下的那张照片中，似乎象征着在红色政权的高压之下，这群修炼人依然宁静祥和的心境和不言放弃的决心。在那之后的日子里，还有不少西方人前往天安门为法轮功请愿，有时是只身一人，有时是几个朋友相约而行。而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则是通过各种各样其它的方式将真实的讯息传递给中国民众。

这一切，是以法轮功学员的巨大付出，甚至是牺牲生命为代价的。

就在那36名西方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展开横幅的三个月后，2002年的3月5号，一些吉林长春的学员把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的记录片通过有线电视的信号传向了几十万观众，希望百姓有机会了解迫害的真相。当天晚上，一场大抓捕开始了，五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抓，遭到了严刑拷打，至少有11人被酷刑迫害致死，多人被判处4到20年的重刑。

但是，红色恐怖无法打压人们用和平方式表达心声的决心。在2002到2003年间，包括黑龙江、河北、青海、北京、山东、重庆等十几个省和直辖市的电视频道上都先后出现过被插播的法轮功真相。在海外，学员中的计算机专家们成功研发了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技术。到现在，每天都有超过一百万的中国网民使用这种破网软件，来浏览海外不受过滤的真实消息。同时，法轮功学员还创办了媒体，希望用各种管道向中国和世界报导发生在中国的真实消息。

这一切都出自于一个最单纯的愿望，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了解真相，选择善良，和一个美好的未来，一如当年，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翁们所期盼的那样。

2014年5月美国纽约，在2014年纽约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上。

凯特•芙丽西卡：那时，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互相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见过面，就那样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然后开始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当时的情况简直太折磨人了，我们每个人都紧张得要命。所以我想，那时候咱们可没心思坐下来好好聊聊，互相认识认识⋯⋯（众笑）所以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有机会和大家坐下来聊天。

丹尼尔•尤理奇，（瑞士）摄影师：对我而言，很多人我到今天才认识（众笑）。可是今天在游行的时候，我感到我们像是一群曾并肩作战的老兵又相聚了。当然我们不是，但是感觉像是。说不定我们前生有缘吧！也许吧。今天我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我差点就哭了。

泽农•多尔尼基：我经常想着，能再次回到中国。我甚至不止一次地看到自己走下飞机的情形。而每次我都会跪下来，亲吻那里的土地。#

────转自《新唐人电视台》

责任编辑：张嘉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