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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

《千古圣哲孙中山》之三‧觉悟

(编者按)今年11月12日是国父孙中山先生150岁(虚岁)诞辰,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网站从黄花岗杂志获得授权,连载《千古圣哲孙中山》,以供读者了解国父的生平事迹。

之三﹕觉悟

孙中山出生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正值满清王朝走向衰败的末途,政治一片黑暗,官场腐败横流,列强纷纷入侵,华夏大好山河面临瓜分豆剖之势,仁人志士无不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任责深思的年代。

孙中山天资聪慧,心灵睿智,敏于事而慎于思。在他求学时期,身边事,周围事,无不时时引起他的思考。一九一二年孙先生曾忆述:“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

“若夫最大权利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1)

孙先生青少年时代,先后在家乡、檀香山、香港三地求学。生在家乡,长在故里,故乡的一切深刻胸中。檀岛、香港先后生活、学习十年,两地的风土人情,教育方法,人文民俗,社会环境,市政面貌,经济政治,方方面面之差别,自然而然给孙先生以深刻的影响。与家乡相比感受更深。先生家居香山县翠亨村:“香山县是广东省郡外户,位于广州三角洲的南部;正当西江、北江及东江出海处,是广东省境水道交通及海运最发达的地方。西北一隅接连内陆,北与番禺、顺德二县为界,西与新会县为界,东南临海控珠江口,东与东莞、宝安二县遥遥相对,南面汪洋,其中岛屿罗列。县治石鼓镇居全县之中,北距广州佛山(直线距离)约七十公里,距容奇约四十公里;东南距香港约八十公里,西至江门约三十公里,南至澳门约五十公里。

“广州滨海县七,而香山独斗出海中,勃郁灵淑之气,与南澳奇甸争雄,洵属沃土奧区也。可见香山县地理环境的优良。”(2)

香山县的翠亨村群山环抱,濒临南海,与澳门香港遥相对望,风景秀丽,一派灵敏之气,算得上是山清水秀之地,但与檀岛、香港相比,却令青年时代的孙中山扼腕叹息。

孙先生在檀香山五年,学习了英文、开阔了心胸、增加了知识。假日课余在市街散步,发现很多翠亨村没有的新事物。一八八三年夏,奉父命回国时,搭乘小船还未到达故乡,就有异样的感触:河山依旧,人事腐败日甚。

一八八四年,孙先生到香港中央书院学习。三年后进入香港西医书院。西医书院的环境与气氛,尤其是西医书院创始人兼生理学教授何启博士,对孙先生的熏陶及影响更为深刻。何启不单单是位学者,更是位积极关心国是的社会活动家。当时清廷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曾在伦敦刊行的《亚细亚评论季刊》撰文,鼓吹中国“先睡后醒论”,大言中国已经觉醒。何启与胡礼恒针对曾纪泽的无的之论,撰文予以反驳。并且以为中国最大病症在政治社会道德衰微与罪恶习气。何启郑重指陈:

“自古及今,自今及往,凡所谓上国名邦,神州帝宅者,其肇基王迹,奠厥宏谟,所恃者无他焉:公平之政令而已。然则公与平者,即国之基址也。

“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公则明,明则以庶民之心为心,则君民无二心矣;平则顺,顺则以庶民之事为事,则君民无二事矣。措置妥贴,众志成城,此其所以植万年有道之基,享百世无疆之业也。

“今者中国政则有私而无公也,令则有偏而无平也。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啻如贱奴也;官吏如虎,而君上纵之不啻如鹰犬也。基已削矣,址已危矣,而欲建层台、起岑楼,吾不知其可也。

“今侯(指曾纪泽,因其以承袭爵位入士,故人称曾袭侯——笔者)以海防添筑,炮利船坚为中国之醒之据;是犹治荆棘者,仅剪其叶;治毒流者,反筑其防而已。以此为醒,无宁其睡!何也?事贵有其可凭,力贵用于实际。……故事空有为之名,而无为之实。

“中国惟有此敝政,故见削于强邻;惟有此敝政而不修,故积弱而难返。

“夫敝政之流也,其患岂特不能不外御强敌已哉,即内治亦觉其不可。何则?国之本在于民,而民之身家在于官;官不保民,而民危矣;官反害民,而民愈危矣。

“今之从政者,非理烦也,非治剧也;奔兢而已,趋承而已;今之牧民者非休养也、非生息也,营私而已、受贿而已。如此,则民危,而浇漓刻薄之徒,谗而谄谀之辈,又复从而助虐之搜剔之;则是豺狼噬人也有饱时,而官府之私囊无时可饱也。盗贼之劫人也,犹有法治,而官府之剥民也无法可治也。如此则民愈危。根本浮动,国何可安?

“今夫国之所以自立者,非君之能自立也,民立之也;国之所以能兴者,非君能自兴也,民兴之也。然则为君者其职在于保民,使民为之立国也;其事在于利民,使民为之兴国也。”(3)(按﹕何启之论,犹针对今日而言;而今日中共腐烂暴虐统治之现状,则为晚清满族贵族统治所望洋兴叹。)

何启对于国是的真知灼见,对正在求学的孙中山,如何思考社会问题,如何思考国家大事,自然产生极大的启发与鼓舞。

孙先生在香港读书期间,经常奔走于香港、香山之间。自然而然会对香山、香港两地的感受进行比较。香山、香港隔海相望,相距不过五十英里。香港原是一个荒岛渔村,一八四二年,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英人仅用半个世纪的时间,竟将一个荒岛渔村建设成为秩序整齐、建筑闳美 的“东方明珠”,国际金融都会。而香山却是面貌依旧。即是号称具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整个中国,又是怎样呢?在满清异族王朝的统治下,政治黑暗、经济落 后、不思改革、故步自封、盗贼四起、民不聊生。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为什么英国人能踏着历史步伐的节律快速前进,而中华大地却在昏昏沉睡?而四万万华夏子孙都麻木不仁?

在赴香港学医之前,孙先生一度曾有投身海军的想法,因为这是御侮图强的直接而实际的途径。后因一八八四年八月中法马尾海战惨败,而使孙先生想投身海军的报国壮志无法实现。中国人费时七年建成的福州马尾造船厂和十余艘兵船,竟被法国海军在七分钟内轰毁破坏。之后,又甲午战败,北洋水师损失殆尽,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十年成之不足,一旦毁之有余。外国人的强横,中国满清政府的衰弱不振,更使孙先生痛心。

为了寻找中国落后衰弱的原因,孙先生在香港利用课余之时,由市政研究进而为政治研究。孙先生说:“研究结果,知香港政府官员皆洁己奉公,贪赃纳贿之事绝无仅有,此与中国情形正相反。盖中国官员以贪赃纳贿为常事,而洁己奉公为变例也。我至是乃思向高级官员一试,殆试诸省政府,知其腐败尤甚于官僚。最后至北京,则见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于是觉悟乡村政治乃中国政治中之最清洁者,愈高则最龌龊。”(4)

孙中山是一位胸怀天下的智者,他于求学时代,时时都在关注着社会民生。当他看到中国人民遭到四种巨大的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时,使他对于满清政府种种罪恶的认识更加深刻:“ 这些罪恶的来源是贪污,而这种贪污又是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国的,所以除非在行政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在现在的统治下, 任何一个要想诚实的官吏,都不得不跟着那些不诚实的人的足印走,不然就得完全脱离官场的生活退休下来。他必须接受贿赂,才能支付他上级对他索取的贿赂,而 且必然要纵容两种贪污:在他的下属们中间的,以及比他的职位或官阶更高的那些人中间的。”)(5)(按﹕犹如直语今日之马列中国。)孙先生面对中外政治、社会的天壤之别,开始思考:欧美诸国在确立文明社会制度之前,会是什么样子呢?先生在香港大学演说时说:“又闻诸长老,英国及欧洲之良政治,并非固有者,乃人经营而改变之耳。从前英国政治亦复腐败恶劣,顾英人爱自由,佥曰:“吾人不复能忍耐此等事,必有一更张之”。有志竟成,卒达目的。我因此遂作一想曰:“曷为吾人不能改革中国之恶政治也?”

“中国对于世界他处之良好事物皆可模仿,而最要之先着,厥为改变政府。现社会中最有力之物,即为一组织良好之政府,中国则并无良政府。数百年来只有败坏一切之恶政府。我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6)

孙中山救国救民的志向,首先选择的是改造、改良之法。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两次“上书”中。

一八九○年,孙先生假期回乡,适逢自美国归来的郑藻如在家养病。郑藻如,香山濠头乡人,曾任津海关道,为人廉干沉毅、德器深厚、识略闳通;前在上海机器局十余年,与洋人交涉日久,深明机要,熟悉情形。-故奉命为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办理外交事务,成绩卓著,深受乡里父老尊重。孙先生就如何兴农桑之利、驱鸦片之害、兴学育人致书郑藻如:“窃维立身当推己及人,行道贵由近而致远。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方今国家风气大开,此材当不沦落。某之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书总署,以陈时势之得失。第以所学虽有师承,而见闻半资典籍;运筹纵悉于胸中,而决策未尝施诸实事:则坐而言者,未必可起而行。此其力学十余年,而犹踌躇审慎,未敢遽求知于当道者,恐躬之不殆也。

“某今年二十有四矣,生而贫,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而得之于赋畀者;又不敢自弃于盛世。今欲以平时所学,小以试之一邑,以验其无谬,然后仿贾生〔山〕之《至言》、杜牧之《罪言》,而别为孙某《策略》,质之当世,未为迟也。伏以台驾为一邑物望所归,闻于乡间,无善不举,兴蚕桑之利,除鸦片之害,俱着成效。倘从此推而广之,直可风行天下,利百世,岂惟一乡一邑之沾其利而已哉?!

“呜呼!今天下农桑之不振,鸦片之危害,亦已甚矣!远者无论矣,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蚕桑则向无闻焉,询之老农,每谓土地薄,间见园中偶植一桑,未尝不滂勃而生,想亦无人为之倡者,而遂因之不广耳。不然地之生物岂有异哉?纵无彼土之盛,亦可以人事培之。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此实事之欲试者一。

“ 古者圣人为民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而民得安熙于无事。今夫鸦片,物非虫蛇,而为祸尤烈,举天下皆被其灾,此而不除,民奚以生?然议焚议辟,既无补于时艰;言禁言种,亦何益于国计。事机一错,贻祸无穷,未尝不咎当时主持之失计也。今英都人士倡禁鸦片贸易于中国,时贤兴敌烟会于内,印度教士又有遏种、遏卖、遏吸,具有其人,想烟害之灭当不越于斯时矣。然而懦夫劣士,惯恋烟霞,虽禁令已申,犹不能一时折枪碎斗。此吾邑立会以劝戒,设局以助戒,当不容缓;推贵乡已获之效 ,仿沪上戒烟之规。此实事之欲试者二。

“远观历代,横览九洲,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反此。呜呼!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 古之庠序无闻焉,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此所谓弃天生之材而自安于弱,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也。则智者不致失学而嬉;而愚者亦赖学以知理,不致流于颓悍;妇孺亦皆晓诗书。如是,则人才安得不盛,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不强哉!然则学校之设,遍周于一国则不易,而举之于一邑亦无难。先立一兴学之会,以总理其事。每户百家,设男女蒙馆各一所,其费随地筹之,不给则总会捐助。又于邑城设大学馆一所,选蒙馆聪颖子弟入之,其费通邑合筹。以吾富庶之众,筹此二款,当无难事。此实事之欲试者三。

“之斯三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将见一倡百和,利以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国之大幸也。某甚望于台驾有以提倡之,台驾其有意乎?”(7)

孙先生怀抱救国救民的壮志宏图,这是第一次见诸于文字。潇洒千余言,无不针对时弊而发。充分显露出孙先生在西方文化教育的环境中,接受科学方法的训练已见成效。他首先是“观察”社会,列出弊端,综合而提出问题:农桑不振、鸦片为害、文盲遍地。如此现状,若不改变,民何以富?国何以强?然后用心“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方法拟出须要经过“实验”,才可知效力如何。因而上书郑藻如,企望他起而提倡先在香山县实验。孙先生认为:书中所列种种弊害,不仅是香山县一地特有,而是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他明确提出:“之斯三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将见一倡百和,利以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国之大幸也。”

中华民族以农业立国,后稷教民稼穑,嫘祖授民蚕桑,因此,数千年来炎黄子孙一直视农桑为兴国之本。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而成。然一日弗得,则饥寒至,世人概莫能外。孙先生对此极为重视,面对中国农业粗放落后的耕作状况,先生极力主张学习泰西新法,振兴农桑,以实仓廪。因此于上郑藻如书后,又特撰《农功》一文提醒国人注意。他郑重指出:“古之言曰: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七人,最下食五人。同此土田,同此树艺,而收获之多寡迥乎不同者,农功之勤惰为之也。故水潦出于天,肥硗判于地,而人力之所至,实足以补天地之缺陷,而使之平。……反硗确为沃壤,化瘠土为良田,地利之关乎人力,概可知矣。

“且地之肥瘠,何常之有?万里中原,沟渠湮废,粟麦而外,物产无多,地之肥者变而瘠矣。……三古农书不可考已,今所传者,如《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亦多精要。大抵文人学士博览所资,而犁云锄雨之俦,何能家喻而户晓?况劳农劝相,虚有其文,补助巡游,今无其事,民亦因循简陋,聊毕此生。盖官民之相去远矣。

“泰西农政,皆设农部,总揽大纲。各省设农艺博览会一所,集各省之物产,考农时与化学诸家,详察地利,各随土性,分种所宜。每岁收成,自百谷而外,花木果蔬,以至牛羊畜牧,胥入会,考察优劣。……事事讲求不遗余力,先考土性原质,此辨物产所宜,徐及浇溉粪壅诸法,务欲各尽地利,各极人工。所以物产赢余,昔获其一,今且倍蓰十百而未已也。

“……其尤妙者,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朝得一法,暮已遍行于民间;何国有良规,则互相彷效,必底于成而后已。

“稽古帝王之设地官司徒之职,实兼教养。孔子策卫,曰富之教之。其时为邑宰者,蚕绩蟹筐,著有成效。近世鲜有留心农事者。惟泰西尚有古风,为民上者,见我所无之物,或有其物而美不如人,必穷究其所以然,故效法于人,蕲胜于人。

“我国似宜专派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盖天生民而立君,朝廷设官,以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来去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也,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钜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日鳃鳃然忧贫患寡,奚为哉?

“……务使野无旷土,农不失时,则出入有节,种造有法,何患乎我国之财不恒足矣。”

由《农功》一文我们不难看出,在孙先生的思想中已经形成,凡事既要继承中华民族古代的优良传统,更要学习西洋的先进思想及科学新法,以求实现我国自古以来的重农政策以及孔子所提倡的“足食”立国利民愿望。孙先生认为,古代帝王尚知设地官、司徒之职,兼教、养于一身,关心农桑。而近世的政府却对农桑漠不关心。人家泰西诸国尚有古风,能确实做到,“为民上者,见我所无之物,或有其物而美不如人,必穷究其所以然,故效法于人,蕲胜于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孙先生强调:“盖天生民而立君,朝廷设官,以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来去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也,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钜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日鳃鳃然忧贫患寡,奚为哉?”对于当时各级官吏完全不顾农桑事业的种种积弊指斥不遗余力,言词激切,公开流布,可说是两年以后创立农学会以掩护革命行动的先声。

农业文明,是人类史上最为古老的传统文明,一端链接着辽阔无垠的大自然,一端链接着朴素原始的人心、人性及人生。她是随后而生的各类物质文明的先导与基础。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大概正是孙先生的基本着眼点。如果说上述文献只是从局部的角度提出问题,以求解决,极力主张振兴农桑,繁荣经济的话,那么上李鸿章书则充分体现出了孙先生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

“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 ”这是孙先生在上书中所做的自我介绍,从这一介绍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的孙中山,不仅仅只是一位深爱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更是一位饱读当代科学书籍、洞悉中外政治礼俗、富国强兵之道、睦邻交际之宜的有识之士。面对满清王朝江河日下、无力回天的衰败颓势,针对当时洋务运动的盲目性,孙先生开出了第一张处方: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船坚炮利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对于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孙先生解释说:“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待教而后学,故作之君,作之师,所以教养之也。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废弛,庠序亦仅存其名而已。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备于学。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质有愚智,非学无以别其才,才有全偏,非学无以成其用,有学校以陶冶之,则智者进焉,愚者止焉,偏才者专焉,全才者普焉。盖贤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见一,或千万人而有一,若非随地随人而施教之,则贤才亦以无学而自废,以至于凐没而不彰。泰西人才之众多者,有此教养之道也。

“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于世之心,则虽处布衣而以天下为己任,此其人必能发奋为雄,卓异自立,无待乎勉勗也,所谓“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后生也”。 至中焉者,端赖乎鼓励以方,故泰西之士,虽一才一艺之微,而国家必宠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奋,士不虚生。

“今使人于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则虽智者无以称其职,而巧者易以饰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遗贤,朝多幸进。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务取所长而久其职。故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学院,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学堂,若其他,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程达练者为监工,商情谙习者为商董,皆就少年所学而任其职。总之,凡学堂课此一业,则国家有此一官,幼而学者即壮之所行,其学而优者则能仕。且恒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夫久任则阅历深,习惯则智巧出,加之厚其养廉,永其俸禄,则无瞻顾之心,而能专一其志。此泰西之官无苟且、吏尽勤劳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抑郁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秉国钧者,盖于留此意哉!

“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

“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脉。自后稷教民稼穑,我中国之农政古有专官。乃后世之为民牧者,以为三代以上民间养生之事未备,故能生民能养民者为善政;三代以下民间养生之事已备,故听民自生自养而不再扰之便为善政——此中国今日农政之所以日就废弛也。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所谓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难乎!泰西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事,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如印度之恒河,美国之密士,其昔泛滥之患亦不亚于黄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补天工也。有国家者,可不急设农官以劝其民哉!

“农官既设,农学既兴,则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此农器宜讲求也。……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创器之家,日竭灵思,孜孜不已,则异日农器之精,当又有过于此时者矣。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

“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舍此则无以兴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穷理致用为事。

“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需要,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我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具,倘能推广机器之用,则开矿治河,易收成效,纺纱织布,有以裕民。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产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热、电者,各国之所共,在穷理之浅深以为取用之多少。地产者如五金、百谷,各国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则系于机器之灵笨与人力之勤惰。故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不作无益则物力节,是亦开财源节财流之一大端也。

“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

“夫百货者,成之农工而运于商旅,以此地之赢余济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亚于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国体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税,只设入国之关,货之为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税,货之为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轻其敛。入口抽税之外,则全国运行,无所阻滞,无再纳之征,无再过之卡。此其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势日强也。中国则不然。过省有关,越境有卡,海口完纳,又有补抽,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如此而欲百货畅流也,岂不难乎?夫贩运者亦百姓生财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谋富强者,宜急为留意于斯,则天下幸甚!

“是故商者,亦一国富强之所关也。我中国自与西人互市以来,利权皆为所夺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剥损遏抑之也。商不见保则货物不流,货物不流则财源不聚,是虽地大物博,无益也。以其以天生之材为废材,人成之物为废物,则更何贵于多也。数百年前,美洲之地犹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贫?是贵有商焉为之经营,为之转运也;商之能转运者,有国家为之维持保护也。谋富强者,可不急于保商哉!

“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巨集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岂能匹哉!

“顾我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余年。……而犹不能与欧洲颉颃者,其故何哉?以不能举此四大纲,而举国并行之也。……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才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孙先生上书李鸿章,是力图救国之举,是孙先生从医人走向医国 的开端。细读此书明显的感受是:当时的孙中山先生,尚只是想能在中华帝国原有的框架之下,进行一番大型的改造与改良,以求几十年来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收到实效。使古老的中华民族从此兴旺发达、经济繁荣、民富国强,逐步走向政治文明的坦途。然而,这振聋发聩的富强治国弘论,在满清末世王朝的政治生涯里,竟未激起些微的波澜。可见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已达到了极点,只不过一具政治僵尸而已! “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8)为从根本上更化国体,实现政治文明、富强治国、拯救华夏同胞于水火的远大志向,于是,孙先生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大梦谁先觉,唯有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这是罗贯中为诸葛武侯登上政治舞台时设计的定场诗。的确,武乡侯一代人杰,被后人视为智慧的化身,辅佐刘备,一生谨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若用现代的视角作一思考,则会令人感到无限的惋惜与遗憾。因为诸葛先生的聪明才智,只不过是用在一家一姓的事业之上,以皇叔为正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求“兴复汉室” 的“家天下”而已。因此他七擒孟获也好,六出祁山也罢,也不过是全能动用西蜀人力物力与财力,为汉刘争夺江山的厮杀,于苍生何益?然而,我们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时空去谈论历史人物,更不能因历史的局限而苛求与诸葛武侯,只不过思想至此,随口一说罢了。武乡侯其人品才干,仍然是我们始终敬仰的先贤智者。

每个人在其社会活动中,必须具备三项最基本的判别能力:即判别真、假的能力,判别是、非的能力,判别善、恶的能力。否则,将无以立身处世。然而,天下事 (势)看清难,看透更难。中华民族进入十九世纪,能看清、看透天下大事(势)者,唯孙逸仙先生一人而已。孙先生看透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本质;看透了浩浩荡荡世界潮流的本质;看透了共和政体的本质;看透了满清王朝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本质;看透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本质;看透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本质, 因此,孙中山先生是中华民族最先觉醒,最先觉悟的智者,堪称近代先知先觉第一人。孙中山面对世界文明日益增进的潮流,遂“自进为革命的先驱”(孙先生语),成为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本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一贯主张,在推动民主革命的同时,又努力推行中华民族对于科学、民主、共和、宪政、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启蒙运动,以企唤醒民众,开启民智,恢复中华,建立民国。革命与启蒙,本是一对孪生兄弟,革命的宣传,即启蒙的开端。华夏神州,国有古训,君子群而不党。 中华民国要跨入政治文明的世界行列,必须实行“政党政治”。广大民众即为政党政治的蒙童;老百姓,又叫黔首,又叫黎民,四千余年来,一直是历代帝制王朝的 奴隶,中华民国则奉他们为主人,是政权的掌握者,即要百姓、黔首、黎民来做“皇帝”,广大民众即为“做皇帝”的蒙童;家天下时代,萧何律也好,大明律也罢,名曰国法,实则家法,刘、朱两家之家法而已。中华民国制定《临时约法》,进而再制订《宪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法。广大民众即为国法的蒙童。凡此种种,皆须启蒙。中华民族的启蒙运动,首先由孙中山先生提出、发动、推行,目的在于提高民众素质,培育文明国民,创立五权宪法,实现三民主义。

“中国人受专制之祸二千余年,受鞑虏之祸二百余年,人心几死,是犹醉梦者虽饥渴亦不知饮食也,不有唤起之,则醉梦者必长此终古矣!今幸有主张革命者出而唤起同胞,使之苏醒,而造成革命之时势;将见醒者愈多,则革命者愈众。”(9)孙先生的一生虽不曾把启蒙二字作为专题仔细陈述,但他曾概括地说道:“不论我将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启蒙和进步的浪潮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10)孙先生的革命事业、训政举措、自治方策、建国方略,则都是在以开启民智为基础而进行,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与他推动的启蒙运动相终始。此后被某些政治力量所吹捧的,所谓教授、学者、政客者流的所谓启蒙,无一不是步孙先生的后尘者。

孙中山先生发动的启蒙运动,旨在唤醒民众,开启民智,恢复中华,建立民国,训导民众走向政治文明的正道。而后者的所谓启蒙,则只是为了某一集团的私利,不过是假借启蒙之名而诱导民众步入歧途。随着历史的验证,时光的洗涤,世人不难看出,前后两者政治道德及修养操守之优劣,诚可谓天壤之别!

注:

(1)《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2)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一编 第一章。

(3)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一编 第三章。

(4)(6)《孙中山全集》第七卷“在香港大学的演说”(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5)《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国的现状与未来”(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7)《孙中山全集》第一卷“致邓藻如书”(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8)《董仲舒集》“天人三策”(学苑出版社2003年7月北京第一版)

(9)《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平实开口便错”(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10)《孙中山全集》第一卷“我的回忆”(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第三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