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5年10月21日讯】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时才54岁,他完全可以利用苏共这种干部终身制、特权制,墨守成规地当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总书记。但他知道:专制制度必然死亡,改革只能加速而不能挽救它的死亡。而随着旧制度的死亡,他本人也将失去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在大众的福祉与个人的权力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前者。
因此,戈尔巴乔夫说:“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有传统有历史的国家进行民主转型时,都要付出持久而巨大的成本:内战、政变、复辟、国家分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拉美、亚洲各国都是如此。但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本营——苏联,戈尔巴乔夫却成功地打破了暴力革命维持了七十多年的政体,迈出民主自由的第一步,促进了苏共极权体制的和平瓦解,结束了全世界范围的冷战对峙局面,没有流血,没有内战,为社会的发展和世界的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是这些巨大成就,才让戈尔巴乔夫成为历史的伟人。因此,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才授予这位苏联真正的男儿。
当然,也有人把戈尔巴乔夫视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罪魁祸首,是俄罗斯的民族罪人和共产主义的叛徒。还有人嘲笑戈氏“软弱”和“愚蠢”,他为何这么轻易地就把宝座丢掉了?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偏偏要去追求什么民主?甚至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描绘的一无是处。
其实,那些把戈尔巴乔夫说成是罪人的人,是站在维护一党之私、一己之私的立场上来判断善恶好坏、是非曲直的。而不是用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评价一个人的功过是非。是用一党一人一时的成败来来看待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兴亡。环顾人类历史,任何一个时期的末代统治者,其下场大都是极为凄惨的。成为末代领导人却倍享尊荣的大概只有戈尔巴乔夫。
当然,在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上,也反映着一个人的良心和智慧。因为专制集权国家的官僚通常是靠出卖良知,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权力、财富和地位的。那些垄断官僚或既得利益者根本不懂得要想让国家达到真正的长治久安,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就必须要有某些政治家抛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才能引领社会进步,走向未来。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前苏联的解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就算当时没有戈尔巴乔夫,也会有其他人来承担这一历史的重任。反之,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当时的苏联就会有无数的人头落地,也许至今都还陷入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与动荡之中。
当时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带给苏联不止是积重难返,而是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就算戈尔巴乔夫有心力挽狂澜,也是无力回天。因此,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除了改革别无出路”的口号,强调改革是苏联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小修小补无济于事,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党的中心任务就是推进和保证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后来还谈到:“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苏式)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层地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
关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中共总设计师邓小平当时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与民主宪政。也就是“先经后政”。只可惜八九“六四”民运,导致中国改革先驱赵紫阳被迫下台,最终让这一目标化为泡影。尤其是踏着“六四”鲜血上台的江泽民,推行极左路线,依靠腐败治国,拚命阻扰政治体制改革。结果,到2012年习近平接手时,已是江泽民延续下来的一个烂摊子,腐败已经充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早已是全民共识。事实上,在中共内部也多次发出亡党危机的警告。
再来看看韩国、台湾民主化转型,采取的就是“先经后政”办法,两国都获得了成功。蒋经国民主化转型是实行自我革命,用专制手段实行民主化;韩国民主化转型是民众的民主化运动使威权不能行使。两者都是由权威主义转向民主化的。当年台湾开放党禁报禁时,国民党元老担心国民党可能因此失去执政权。但蒋经国先生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越南05年实行总书记差额选举,10年实行地方官直选,开放党禁报禁,现已成功加入TPP,并将大力推进国内政治改革。越南共产党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不是被推翻而实现自我更替的执政党,而且是第一个准备完成一党专政体制改革的政党,越共还承诺在2020年前后实现全国普选。将来全球共产政权可能就只剩下中共和朝鲜这对孤苦伶仃的“难兄难弟”。
在中国大陆曾流行着一句话:“不做戈尔巴乔夫,就做齐奥赛斯库。”历史给了中国当政者千古流芳的机会。如能顺应天意民心,顺应历史潮流,逮捕江泽民,抛弃中共,完成中华民族和平转型的伟业。那么,他不仅能在国际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且还会成为国内民主转型后的第一任民选总统。这就远远的超过了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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