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颁奖，是数典忘祖的院士们“回到”瑞典文的“文学”概念的一次成功的尝试。第二个是“回到遗嘱”，即遵循诺贝尔所要求的“理想倾向”作为评奖的重要标准。

像往年一样，瑞典电视台在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宣布之前十分钟，邀请了三位贵宾前来座谈：一位是图书管理员，一位是文学评论家，一位是出版家。电视台在贵宾前面的桌子上摆着多位热门候选人的代表作品，但评论家仅仅看好其中的一位：肯亚流亡作家提昂戈（Ngugi Wa Thiong’o）。

十分钟过去，瑞典学院的新任常务秘书莎拉（Sara Danius）准时宣布：本届诺奖颁发给白俄罗斯作家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由于她的复调式的作品，堪称我们时代受难和勇气的一座纪念碑。”

由真实人物叙述时代

镜头回到电视台，应邀而来的一位正好是亚历塞维奇作品的瑞典文版出版人。他和另外两位听了新闻都非常高兴，高度肯定了这次评奖。亚历塞维奇除了获得多种国际文学奖外，还曾获得瑞典笔会奖，可见她对于瑞典读者并不陌生，这次颁奖也不令人意外。

在诺贝尔官方网站的作者备忘录中，瑞典学院强调指出：“由于她对政权的批判，亚历塞维奇一度寓居国外，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瑞典等地。”事实上，她从2000年起，度过了十年流亡时期。

亚历塞维奇之所以流亡，是因为自从卢卡申科1994年在白俄罗斯当选总统并连任四届，曾大规模侵犯人权，遭到“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的谴责。亚历塞维奇的著作无法在自己的国家出版。

早在八○年代初，她的《战争的非女性脸孔》就完成了，但由于作者没有强调苏共在二战中反纳粹的作用，而是注重个人，尤其是妇女的声音，结果长期被禁止出版。直到在戈巴契夫八○年代后期的“开放改革”中此书才能面世。

出于诸如此类的原因，亚历塞维奇强烈谴责前苏联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审查制度”，后来还在给卢卡申科的一封公开信中告知他：“你相信权力，我相信词语。”

亚历塞维奇相信的词语，或她看重的文学，在她的网站主页上，有一篇短文作了很好的说明。在这篇题为“对永恒之人的追求”的文章里，作者开宗明义说：“我在寻找一种体裁，以便更贴近我对世界的观察，表达我在生活中的目击见证。多种尝试之后，我最后选择了一种体裁，由真实人物来叙述他们自己。在我的书中，他们叙述时代的主要事件，例如战争、车诺比核灾难和一个大帝国的垮台。”

回到最初的评选概念

瑞典学院十分看重亚历塞维奇的这种尝试。常务秘书莎拉在在宣布颁奖之后的英语访谈中说，这次评奖“拓宽”了文学的概念，赞扬作者找到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在丰富的访谈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情绪的历史”，“灵魂的历史”。

在我看来，瑞典学院并没有“拓宽”文学概念，而是“回到”诺贝尔遗嘱的措辞和诺贝尔章程。在过去制订章程中，瑞典文的“文学”（litteratur），不仅指美文学或看重想像虚构的文学，“而且必须包括那些在其形式和表现方面具有文学和学术价值的作品”。换言之，瑞典文的“文学”概念，是一个囊括文史哲的概念。

事实上，在百年诺奖的历史上，也曾有极少的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获奖。2001年的常务秘书恩格道尔在颁奖给奈波尔之前说过：这项奖今后应当多给历史学家、散文随笔作家和旅行纪实作家。一部分评委，更看重的是奈波尔批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两部政治色彩浓厚的旅行纪实作品，即《在信徒中间》和《难以置信》。

笔者早就在《百年桂冠：诺贝尔文学世纪评说》（允晨文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瑞典学院应当“回到”诺贝尔章程对“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和阐释。

亚历塞维奇的著作，大多是散文随笔或访谈，例如，记述二战中儿童的故事书《最后的见证》、以苏军入侵阿富汗为题材的《锌男孩》、记述1986年的核灾难的《车诺比的悲鸣》，《车诺比的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大多是纪实作品。她的短小精悍的故事也不是虚构的短篇小说。作者有一句与人问答的话说：“给我一本描写车诺比的幻想小说吧──没有，因为现实比幻想更荒诞。”

以文学声音抗衡权力

因此，这次颁奖，是数典忘祖的院士们“回到”瑞典文的“文学”概念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第二个“回到”，是八、九○年代担任常务秘书的院士阿连强调的“回到遗嘱”，即力求阐明并遵循诺贝尔所要求的蕴涵人文精神的“理想倾向”，以此作为评奖的重要标准。回顾近二十年来的颁奖，瑞典文学院仍然有偏离“理想倾向”的选择，因此遭人非议。

亚历塞维奇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她在其作品中，记述了苏联共产政权和后共产主义惨痛的历史，并且一直呼吁废除死刑。她抨击卢卡申科以苏维埃式的经济体制来控制白俄。她的理想倾向，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文学的声音作为一种比权力更大的声音，作为历史合力中的一种力量，给专制帝国的垮台添加最后压垮它的稻草。她同时提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问题：在专制国家的历史转型中，怎样防止权势者在民主的幌子下继续维持专制。对于作家来说，就是怎样以词语来抗衡权力。@

责任编辑：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