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阿根廷著名作家和诗人博尔赫斯（JorgesLuisBorges），是一位只写小故事的大作家，以构思巧妙哲理深刻见长，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他的故事往往像迷宫一样令人寻绎，例如《镜子和面具》，就是一篇精彩的短篇小说。
小说中的好战的古爱尔兰国王要求宫廷诗人歌咏他的武功和权威，给诗人一年的创作时间，力求写出让国王和诗人同样永垂后世的佳作。一年之后，诗人朝见国王，当众背诵诗歌，诗艺娴熟，词章华丽，形象丰采，却没有激起国王和朝臣的共鸣。因此，国王赏赐诗人一面银镜，再给一年时间重写。第二年，诗人朝见国王朗诵诗歌，诗中上帝和基督、爱尔兰异教神灵，纷至沓来，令人惊异不已。但国王仍不满意，赏赐诗人一个金面具，再给一年时间重写。第三年，诗人如期空手而来，请求国工屏退左右，然后禀告说：新作只有一行，只能看不敢念。国王接过一看，诗人和国王都没有朗诵那行诗的勇气。两人面面相觎，面色惨白。国王回忆他一生见过的奇迹，但他觉得无一能与这行诗相比。他问诗人得了什么魔法。诗人承认自己掷笔之后自觉犯了天主难饶的罪孽，国王也承认他的同谋罪，悄声说：“了解美，本身就是罪孽，是禁止人类问津的，现在我们该为之付出代价了。”然后，国王赐给诗人一把短剑。结果，诗人自裁，国王放弃王位出宫流浪。从此以后，那首诗也就失传了。
这个隽永的故事，曾诱发不少批评家和读者解读的兴趣。知人论世，要解读它，首先要大致了解作者的学养和时代。
博尔赫斯博览文学名著，有基督教背景，同时广泛涉猎过中国道教、佛学禅宗和各种神秘主义著作。在演讲词《佛教》中，博尔赫斯对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的故事津津乐道，并且说：“我不能确知我是一个基督徒，也不能确知我不是一个佛教徒。”
后现代理论的阐释
见证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博尔赫斯，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水岭。他启迪了后现代理论家，后现代理论也可以反过来阐释他的作品。例如，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布什亚（JeanBaudrillard）在《仿真先行》中阐发“仿真”（Simulacrum）等关键概念时，就借用过博尔赫斯的另一个故事《论科学的严密性》。故事中，一张地图本应是一个帝国真实国土的摹本，一个抽象符号，它可能指称现实，但无法代替现实。然而，故事中的地图却描绘得异常详尽，不仅可能覆盖全部国土，而且有无与伦比的逼真性。这样，地图不再是国土的摹本和符号，而是真实国土的“仿真”和等价物。布什亚认为，作为人类文化产物的符号或意象（image）有四个发展阶段：1．意象是对某种基本真实的反映；2．意象掩盖和篡改某种基本真实；3．意象掩盖某种基本真实的缺席；4．意象与任何真实皆无联系，它是其自身的纯粹的仿真。
这种四阶段理论，与后现代先驱克尔凯郭尔的审美、伦理、宗教的“信仰跳跃”三阶段理论，与后现代大师福柯在《性史》中关于方法论，关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论述，均有或隐或显的联系。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自从结构主义大师索绪尔打破了语言符号的“镜子”神话之后，人们开始怀疑语言准确“再现”现实的功能，开始看到语言系统的独立性及其反过来积极地建构主体的功能。因此，不仅仅“艺术摹仿自然”，人生也可以摹仿艺术。
禅宗的阐释
在我看来，布什亚的四阶段理论，与著名的见山见水的参禅三阶段之说可以互相阐发。阐释青原惟信禅师这一禅悟体验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据我所知，没有人把它与布什亚的理论联系起来，也没有人用它来阐释博尔赫斯或互相阐发。因此，我力求把禅悟体验与后现代理论联系起来，以解读《镜子与面具》的微言大义，揣测故事中的诗人前后三首诗的差异。
显然，第一首诗是以“传统符号”创造的艺术品，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有照镜子的真实，实际上仅仅体现了“摹本”与“原本”的关系，不能真正把握佛家所说的“实相”，处在“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浅层次。依照福柯的理论，从政治角度来看，它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联姻，或艺术对权力对政治的从属关系。
第二首诗是以“魔幻符号”创造的艺术品，颠覆了“艺术摹仿自然”的观念。尽管表面上看来扭曲了现实，但它可能比自然主义的照相术更巧妙地捕捉到真实，处在“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高一级层次。它可以见出福柯所说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改变。换言之，知识与权力疏离了，诗开始向灵性或精神寻求靠近。用博尔赫斯的另一个故事《神的文字》中的话来说：“世界范围内有古老的、不会毁坏的永恒形式；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是‘寻求’的象征。一座山、一条河、一个帝国、星辰的形状都可能是神的话语。”国王赏赐的面具的象征意义，可以借布什亚的原则来理解：“它以面具遮盖并颠倒了一种基本现实”，“它以面具遮盖了一种基本现实的缺席”。
第三首诗是天然的“艺术符号”创造的极品，是无法重构的。它彻底摆脱了“传统符号”的窠臼，超越了“魔幻符号”，是带有逼真性的“仿真”，使得山水恢复其本真面目。它既体现了知识对权力的颠覆，又以诗美卓尔不群遗世独立。在诗人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如博尔赫斯另一篇小说《神的文字》中写到的那样，是主人翁既忘不了也无法言诠的事：“发生了我同神、同宇宙的融合（我不知道这两个词有没有区别）。心醉神迷的感觉无法复述它的象征；有人在光亮中见到神，有人在一柄剑或一朵玫瑰中见到神。”用佛家语来说，在一个破除了我执的修行者的眼里，“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用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诗人已经从伦理阶段的“魔性的”“自我隔离”中走出来，走向与之相反的“爱”，从而达到高级的宗教阶段。用布什亚的话来说：“它与任何现实都没有关系，它是它自身的纯粹的仿真。”因此，国王赠送的短剑，乃是神的象征――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因为博尔赫斯笔下的人物弄不清“神”同“宇宙”这两个词的区别。因此，诗人绝唱之后的归宿，近乎天人合一，而国王放弃王位出宫流浪的结局，则与释迦牟尼开悟后出家的故事，或武功赫赫的印度阿育王的佛性被唤醒的故事，有类似之处。
这样的结尾，是人生摹仿艺术的范例。一方面，诗人举起一面亦真亦幻的宇宙大镜――本质上是一面澄澈透明的心镜，像《心经》一样，“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从而促使国王顿悟。另一方面，诗人自己却自杀了，体现了一种近乎“虚幻”的完美主义倾向：语不惊人死不休，语既惊人，死而无憾。这一结尾，还可以借用惠特曼悼念林肯之死的〈紫丁香最近在庭园里开放的时候〉一诗中的一个意象来解析：象征悲剧诗人的画眉鸟，“唱着喉头啼血的歌，/唱着不死的生命之歌，（因为，亲爱的兄弟，我深知/假如你不能歌唱就必定死亡。）”
博尔赫斯的精神遗嘱
一般来说，佛教推崇悲剧英雄，但不主张自杀，因为自杀不利于转世。老年博尔赫斯双目失明，当他以法眼回眸自己的一生，思考来生转世时，写了《瞬间》一诗，可以视为诗人的精神遗嘱，开头一节是这样的：
假如我有一次新的生命
来世我将尝试犯更多的错误，
我将不这么完美，我将更放松。
我将更愚蠢一些，
只有很少的事我会严肃对待。
显然，博尔赫斯的这首诗继续了他的演讲词《佛教》中的思路，以一种悲悯中带有恬淡的喜剧精神对完美主义，对追求完美的自杀行为作了否定，也是对《镜子与面具》结尾的情节构思的一种否定，表明晚年博尔赫斯的禅心：即使不能阅读不能歌唱了，我还可以轻轻松松“喝茶去！”此刻，他真正厘清了艺术与权力，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艺术与的人生的关系，达到了彻悟的境界。@
责任编辑：林芳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