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19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陈至中台北19日电）首届唐奖汉学奖得主余英时今天表示，学者做研究难免比较中西异同，但“比较”必须尽量避免流为“比附”，把西方当成先进的典型。

余英时昨天出席唐奖颁奖典礼，致词时指出，经过一个世纪的演变，到最近几十年来，汉学研究已有十分重大的改变，学界承认中国文明是循着自己的独立途径成长起来的，摆脱西方历史模式的笼罩，揭示中国历史变动的独特过程和方式。

余英时今天在台北发表“中国史研家的自我反思”专题演讲，进一步阐述上述观点。他强调，考古和史学研究已证实，中国作为一个古老文明不但起源于本土，且大体上是独立发展起来，他就曾将中国文化特色追溯至孔子出现前夕的“轴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时期”。

余英时认为，研究中国史需重视中国独特的途径，但不能采“孤立主义”，因为独特性只有在与其他文明的对照下，才能坚实建立起来。

余英时认为，比较中西文化仍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比较”不能流为“比附”。后者是学界常见的弊端，例如早期马克思史学派，假定中西寻同一历史规律演进，但中国远远落在西方后面，流露出西方中心论的意识。

余英时反对“比附”西方，他举例，民主在“概念”上是西方的，但“内容”却可能是普世的价值，中国儒家就非常重视人的尊严，“民主的一些重要价值，对中国人来说并不稀奇。”

余英时认为“比附”最大的问题是，至今没有一个史学家，能够成功建立起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历史规律。自然科学可以建立“通惯性的规律（general laws）”，史学则只能建立“通惯性的概括（generalization）”。

但余英时也提醒，研究中国史不能孤立，不管其他文明的比较，尤其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国的中国，也不是东亚的中国，而是世界的中国，“就像贝多芬的音乐不是西方的，而是世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