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4年07月23日讯】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有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大众最为熟悉的应该就是清王朝几代帝王的历史，但这种熟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清史的误读和戏说之上，与学术研究层面基本无关。随手就可以指出几个原因，早年的《戏说乾隆》，现在的《甄嬛传》等电视剧的持续火热，《百家讲坛》等电视节目评书形式普及历史的宣传与推广，甚至小说家二月河的“皇帝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等通俗文学作品持续热销，都促成了大众心目中对清王朝虚构形象的建构。说康熙、雍正和乾隆在中国家喻户晓并不过分，但是这种熟知只不过是一个片面的解构形象，不是通过各种历史文献，而是通过各种虚构的电视剧创作和各种道听途书的野史撺掇而成的历史形象，与正史基本无关。

　　

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清史研究专家欧立德(MarkC.Elliott)2009年出版《乾隆帝》一书，其中提到欧美读者对乾隆本人事迹的无知，言下之意，我们自然对这位历史上著名的风流皇帝有着很好的认知。其实他也大错特错了，我们自信了解他们的后宫争斗和私生活，了解他们的戏剧故事，而不是正史叙说。换句话说，当欧立德教授力图用这本简短、准确、真实的介绍性作品向欧美读者传递一个真实而富有人性化的乾隆帝时，同样也给了中国读者一个很好的讯息，清除他们头脑中那些长期在民间流传的传说一样的君臣斗志之类的娱乐故事形象。把乾隆和他统治的整个时代，纳入到十八世纪世界史的整体范式里面，重新认知这一位盛世帝王形象。

　　

欧立德在撰写本书之前曾经感喟，这位一手缔造康乾盛世，在位时间高达六十年的“十全”君王，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多年来竟然没有一本“有关他的英文或是西方其他语言的传记”——其实对中国读者亦是如此，围绕着乾隆时代有着数不清的研究著作，唯独论及这位帝王，大都是以“戏说”和“韵事”为主，偶尔有以“正传”未名的书籍，其实也是演义和虚构的写法，几乎没有任何一本权威与学识兼备的传记。究其原因，“我们永远都不能真正了解这个帝王。我们只能从不同镜像中窥见他的不同形象，而无论是哪个镜像中，这个帝王的形象都遭到了扭曲。但我们并不知道哪个形象才是真实的乾隆”。

　　

可能由于这种扑朔迷离的历史迷雾，欧立德在撰写《乾隆帝》时更是小心翼翼，他舍去了我们常见的有争议的部分，选取了一种稳妥、平实，注重史料的取舍，搁置争议，尽量避免学术腔的写法。他力图把握十八世纪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一方面注重全景式的叙述，勾勒出乾隆统治时期的“大事件”，同时又用近景式的细腻手法描慕乾隆个人的精神风貌。所谓尽量还原一个真实的乾隆，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清除很多虚构的障碍阅读。

我看有评论把欧立德撰述《乾隆帝》与史景迁写《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内心世界》相提并论。坦白而言，除了这两位帝王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或者在个人统治的抱负有那么一点影响的焦虑之外，我看不出这两本书的写法有什么关系。史景迁写康熙是还原情境，以人物带入历史，以虚构的笔法，同情的理解，让康熙直接“开口说话”。而欧立德写乾隆是踏踏实实，不搞任何虚套的平铺直叙，并适时地将自己的洞见和让人信服分析融入其中。史景迁的更近似历史小说，欧立德是历史叙事。我们还能在这两位作者之间寻找到差异，史景迁因为是是小说的笔法，所以更会注重引文和注解，想做到句句皆有出处。而欧立德写乾隆，几乎舍弃了细枝末节的注释，更注重篇章与文字之间的流畅性，我们能够注意到欧立德几乎舍去了任何注释部分，只是在最后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参考书目整理——某种程度上，这是在告知读者，他所撰写的是一本融合各种史料为一完整文本的历史传记，而不是为了引发争辩和探究到学术著作。凭心而论，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帝王传记，没有学术腔，没有哗众取宠的论调，更没有博取眼球的八卦秘闻，欧立德只是用他多年在清史研究中爬梳史料的功底，写了一本平实而稳扎的乾隆传。

　　

我在读《乾隆帝》时，注意到欧立德选取史料上的谨慎，大概为了这种写法，故意舍弃了很多有争议性的东西。关于乾隆历史上有很多疑惑不解的地方，很多都是悬案。比如乾隆仓促登基之时的雍正之死，乾隆的身世之谜，乾隆与和珅之间的关系，乾隆回见马戛尔尼使团等等事件。在介绍乾隆与其母亲的章节中，欧立德按照几种说法来确认乾隆母亲的身份，在几种观点之中他选择那个最有说服力的，另外就是驳斥了荒谬的传说：“我们必须澄清，乾隆是一个陈姓汉人女子所生之子的传说，这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企图将乾隆归为汉人，因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纯粹的臆想。”

　　

在描述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事例上，欧立德并没有纠结于礼仪问题——关于扣头还是不扣头的问题一直马戛尔尼使团与乾隆争论的焦点。英国人从未见过任何一国之人对君主如此尊敬，当他们见到十分平常的三跪九叩之后，马戛尔尼颇为惊骇。最后马戛尔尼是否扣头一度成为悬案。马戛尔尼自己在日记中不承认，只是用单腿下跪来代替扣头，欧立德也是采用了这样的说法。欧立德的分析更看重的是这两种不同的礼仪背后的外交关系，以及为何这种文化的差异，导致这样的冲突。除了我们熟知的主流观念，闭关锁国，天朝上国的观念作祟等等原因，他试着给出更为人性化的推测，分析一向喜欢新鲜事物的乾隆为何对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欧洲科技缺乏兴趣：“统治如此多样且巨大的国度数十年，再加上个人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多的烦扰，或许乾隆已经因此精疲力竭了。如果换成一个年轻的君王，或许回去探寻马戛尔尼那些精美机械的秘密;但是乾隆年岁已高，无力对此加以关注了。而且，18世纪90年代朝廷的政治氛围也不适合于进行大胆的行动或是激进的观念转变……如果马戛尔尼早来二十年，或者晚来十年，清朝国内政治形势没有如此极端，或许情形会有所不同。”

　　

当然，历史容不得假设，这种假设看似没有意义，但却提供了一种非学术性，更赋予人情味的推论，所谓使乾隆皇帝更为人性化：“非唯他的成功，还有他的缺点和不幸”。这样的推论也比戏说更接近一个帝王的精神状态。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