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4年07月17日讯】有些作家活着，我们以为他早死了。几个月前刚刚去世的马尔克斯是这样，今年刚刚出版新作《庆祝无意义》的米兰•昆德拉也给我们这样的错觉。
　　
其实判定一个知名作家是否还存在，有一个很好的风向标，每年十月份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际的候选者名单，扫一眼就能一目了然：昆德拉每年都是陪跑者。不过这位自从1975年开始隐居在巴黎的作家，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深居简出，我们了解他唯一的办法只有阅读他的新作。按照昆德拉的理论，小说家的存在应该让后人以为他没有生活过。一个作家就该隐藏在作品后面，当一个作家出来说话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他已经失去了创作能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昆德拉近些年引起公众关注还是在2008年10月，布拉格极权主义研究院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根据警方档案，在该国新闻周刊上撰文，指控昆德拉1950年曾向当局告发同学米罗斯拉夫•德沃拉切克为西方特务，导致后者被判刑22年。此事引发轩然大波，但昆德拉拒绝接受采访或者提出全面的反驳，他拒不不承认曾经为秘密警察工作过，还称这些指控已经发展成“对作家的刺杀”。他经常将民主社会的八卦记者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比作极权社会的国家监视。“隐私”是一项神圣的权利，如果没有了，他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了——没有了爱，没有了友谊”。
　　
我无意重复这件风波，因为这件指控中的另外一位嫌疑人已经去世，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或者正如当事人之一爱娃•米利特卡所言，在告密这件事上，告密者是一位名人还是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我提及这件事情是想表明，历史并未如我们想像的已经远去，很多记忆并未被人遗忘，无论是那些亲身经历者，还是我们这些从历史教课书中得知真相的后来者，很多时候，当我们以为开始遗忘的时候，历史会以一种猝不及防荒，荒谬绝伦的方式在场。
　　
我在阅读完昆德拉的新作《庆祝无意义》的时刻想起这个公共事件。这本只有一百多页的小说估计会让很多读者失望，我们似乎无法接受在沉寂这么多年之后会读到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小说的厚度与我们多年的期待值形成强烈的感情落差。另外这本小说也让我们意识到，昆德拉似乎没有什么“进步”——如果这个词汇可以形容一个作家的作品的话，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读到令我们感到十分惊艳的东西，小说风格没有太大的改变，内容依然如此，形式也如此。总之，它没有达到我们期待的阅读阈值，就仿佛我们期待一个写了大半辈子小说的作者每次都要做出改变，给我们震惊一样。我们做好了震惊的表情，没有得到的惊艳的期待，于是阅读后的表情僵硬而无趣。
　　
但是，当我第二次重读这本小说，突然意识到我原本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一个作家写作到这个阶段，已经不是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期待，更多是想表达自己未尽的思考。与其批评其毫不改进，倒不如试着理解为何他如此写作。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昆德拉的小说中的反极权主义的主题。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多少人还真正关心这个看似老掉牙的话题?苏联已经解体了，东欧卫星国也是七零八落，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虽然没有达致预期的目标，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了世界。大众文化的狂欢，商品化的奇观，技术革命不断更新，这些看似的进步给了我们盲目乐观的缘由，就仿佛那些发生过的历史跟我们已经没有了关系。这个时候在昆德拉的小说中读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笑话，突然有种恍然隔世的感慨。

昆德拉在《庆祝无意义》中说“在我这个无信仰者的词汇里，只有一个词是神圣的，那就是友谊”。这本小说中写到的四个主人翁：阿兰、拉蒙、夏尔和凯列班的友谊，但是这种友谊建立在他们对共同话题关注之上。他们生于不同的年代，以斯大林之死为分界线，有的生于斯大林去世之前，有的生于斯大林死之后多少年。但是这个无意义的故事因为一个斯大林的笑话联系在了一起，因为这个笑话启发了他们排练了一出关于斯大林的木偶戏，将这位死去的独裁者用另一种方式复活，说话，讲述他统治的荒诞属性。
　　
我说这是一个“无意义”的故事，这是昆德拉系列小说一大特点，他的小说会淡化情节和叙事，意义之间的关联并不明显。他会用随笔和评论的写法延续小说的节奏，喜欢用哲学化的思辨提升小说的深度。当然，昆德拉不是哲学家，但是他的哲学思考与他小说的诗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常常将自己置于小说之中，与自己小说中的人物进行互动，同时也邀请自己的读者参与其中，将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建立联系。正是从读者反应的角度来理解昆德拉的小说，我们会从中解读出不同的侧面和含义。所谓“无意义”不是指向小说创作的虚无，而是指向小说意义的不确定，因为每个读者根据自己的阅读情境去理解小说的话，他们对内容的解读与自己的生活就形成了现实的链接。
　　
《庆祝无意义》中四个主人翁并无明显的个体属性，他们面目模糊，与其说四个人物，倒不如说代表了不同时代对斯大林代表的极权主义的态度。换句话说，《庆祝无意义》中唯一住的关注的主题仍然是昆德拉的极权主义经验。这也许是很多读者会初次阅读这本小说之后失望的原因所在。但这恰恰也是这本小说的“意义”所在。2008年的那段对昆德拉指控的风波让我们意识到，极权主义在我们的生活中并未远去，无论是依靠极权的惯性，还是依靠历史的记忆，就算苏联解体，斯大林死亡，昆德拉远走巴黎，但是在他离开捷克二十多年后，他依然无法逃脱极权主义的对他的指控，这是他唯一的小说经验，也是他多年所承受的记忆之重，他将记者对他隐私地侵犯看作极权社会的国家监视，这一点已经说明了他的态度。
　　
在对昆德拉的指控当中，一个很强有力的理由是，昆德拉在离开捷克之前，曾是这个国家极权主义体制的拥护者，无论是身为作家还是在电影学院担任讲师，他都在这个体制中游刃有余。他从一个默默无闻、对建设美好未来满怀热情的学生变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社会主义诗人。他出版过两部抒情诗集，被年轻一代的共产党人誉为大胆创新的改革者，并成为受欢迎的电影学院讲师和作家联盟领导者的一员。大约在1954年的某一天，他从苏联旅行回来，他开始怀疑俄国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最大的罪行。和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昆德拉随后脱离了布尔甚维主义。20世纪60年代，他成为一名杰出的改革派知识份子。他在1967年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以及同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辩论被命名为《捷克的命运》，成功入选历史教科书，并成为解读该国历史的基本读物。1968年后，当他察觉到这个国家已经陷入了恐怖的极权主义氛围，他的作品开始被禁，昆德拉很快就踏上了流亡之路。这段经历也成为很多在国内地下斗争作家对他的批判的理由，因为当昆德拉获得最高世界声誉的时候，捷克的文化正处于和极权体系作艰苦斗争之中。国内的知识份子和流亡的知识份子在这场斗争中协同作战。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艰辛：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自己的职位，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舒适生活。而昆德拉远在巴黎，过着看似安逸富足的生活。事实真的如此吗?昆德拉难道已经遗忘了那些可怕的经历和历史?他的小说只是为了取悦于西方读者吗?
　　
至少在这部最新小说《庆祝无意义》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用存在的荒诞感对抗遗忘历史的努力。小说中有一个很荒诞的情节，斯大林开始说话，用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为自己的统治辩护，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表象，所以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怎么才能在这个混乱中建立起某种秩序呢?斯大林说：“答案是清楚的：把唯一的表象强压于大家。也只能由一个意志来强加，一个巨大的意志，一个超越于众意志的意志。只要我的力量允许我这样做我就是这样做的。我向你们保证在一个大意志的统治下，人们最终会对什么都相信!”这个情节最为荒诞的部分不在于从斯大林口中说出哲学家一样的言辞，从中寻找统治的合法性，而在于昆德拉使用了一种舞台剧桥段，让扛着猎枪的斯大林出现在四位主人翁聚会的公园当中，并且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这个具有高度隐喻性的情节看似荒诞，却意有所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远离了极权主义和暴政，不要以为我们遗忘了历史，就可以高枕无忧。极权主义的许多变种都潜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制造平庸之恶的形式，以高度大一统的巨大意志统治着我们的生活。
　　
昆德拉终其一生都在对抗这种极权主义的经验，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随笔，都贯穿着对这种乌托邦，对这种幸福未来的许诺，对这种唯一的意志的对抗。所谓“庆祝无意义”，其实是对唯一意义的解构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