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的革命
同理心是一种令人感到关爱与温暖的情感。许多人把同理心等同于日常的善意与体贴，以及对他人的关切与照顾。本书的观点与此不同。事实上，同理心是一种理想，它具有一种力量，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为社会带来根本的变迁。同理心可以引发革命，但这里指的不是旧式革命，例如制订新法律、创立新制度或新政府，而是更根本的事物：人际关系的革命。
过去十年，全球出现了一股热潮，政治活跃分子与专栏作家，企业导师与宗教领袖纷纷鼓吹大家秉持同理心去思考与行动。英美占领运动的抗争者搭起“同理心帐篷”，举办“同理心行动”工作坊。在卢安达，九成人口收听的广播剧刻意在故事情节里插入同理心的信息，例如住在邻村的胡图族与图西族，两族的民众努力制止种族仇恨再度发生。“同理心生根计划”是加拿大推动的一项教育改革，让孩子在教室里学到同理心的技巧，日后当他们走出教室，即能成为宣导同理心的老师。这项计划已经推广到英国、纽西兰与其他国家，总计有数十万的学童受到启发。一名德国社会企业家在世界各地建立连锁的博物馆网路，博物馆内部一片漆黑，参观者必须由导盲的服务人员引领参观。这么做是为了让一般明眼人也能体会盲人平日的不便与辛苦。这些做法全属于同理心历史浪潮的一部分，挑战高度个人主义。这种自我中心的文化，让我们不知不觉变得过于关注自己的生活，以致对他人的存在视若无睹。
但是，同理心究竟是什么？同理心该如何实践？
首先，让我们给予同理心一个明确的定义：同理心是想像自己站在对方的立场，借此了解对方的感受与看法，然后再思考自己要怎么做。从这点来看，同理心与同情心不同，同情心是对他人的遭遇感到怜悯与遗憾，而不是理解对方的情感或观点。同理心也不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以彼此利益一致为前提。英国剧作家萧伯纳以他特有的风格嘲弄说：“己所欲，也勿施于人—他们的喜好可能跟你不同。”同理心就是用来发现你与别人不同的部分。
如果你想知道同理心的想像跳跃是什么意思，那么让我引荐摩尔（Patricia Moore），她是今日同理心活动分子的前辈。一九七九年，摩尔在纽约知名公司雷蒙德．洛威担任产品设计师，这家公司曾设计出可口可乐的曲线瓶身，以及醒目的壳牌标志。当时二十六岁的她刚从大学毕业，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设计师，其他三百五十名全是男性。有一次，在针对新型电冰箱进行脑力激荡的会议时，摩尔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难道不能设计一种让有关节炎的人也能轻易打开的门？”上司看着她，不以为然地说：“我们不为那些人设计。”摩尔很生气。什么叫做“那些人”？她被上司的话一激，决定采取行动，而她的做法将成为二十世纪最激进的同理心实验之一。她将亲身体会成为八十五岁老太婆是什么样子。
“我不想只是装成八十五岁的人的样子，”摩尔对我说，“我想要真正投入其中，发挥同理心，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事情。”于是，在专业化妆师的协助下，她彻底变了一个人。她在脸上涂上好几层乳胶，让自己看起来苍老而满脸皱纹，她戴上厚重的眼镜来模糊自己的视线，戴上耳塞让自己听不清楚，她在身体周围绑上支架，用绷带团团围住，显出驼背的样子，她在手臂与腿上绑上夹板，让自己的手脚无法弯曲，最后她穿上两边高低不一样的鞋子，让自己不得不用拐杖助行。
现在，摩尔准备好了。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摩尔亲身造访北美一百多座城市，她试着与周遭的世界交流，找出老年人每天遭遇的困境。摩尔在陡峭的地铁阶梯爬上爬下，搭乘拥挤的公车，推开百货公司的厚重门板，赶在灯号变换前穿越繁忙街道，使用开罐器，当然，她还要试着打开冰箱的门。
摩尔投入老人的角色之中，而她得到什么结果呢？摩尔从全新的角度来设计国际商品。她从自身的体验与领悟出发，设计一系列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创新商品，即使是罹患关节炎的双手，也能顺利使用她的产品。她的发明包括装上橡胶把手的削皮器与其他厨房用品，这些器具现在几乎在每个家庭里都可找到。摩尔有“大众通用”的设计者之称，因为她设计的产品可以让五到八十五岁的人都能使用，即使活动不便也不受影响。往后，摩尔还成为老人学专家，为年长民众的权利喉舌。她成功游说国会通过《美国残疾人法》。摩尔事业的背后动力不是赚取金钱，而是改善人们生活的渴望。现在摩尔已经六十几岁，她最新的计划是设立几座复健中心，让从阿富汗与伊拉克返乡失去肢体或脑部受伤的美国士兵，能在此重新学习独立生活的技能，如购买日常用品和使用提款机等等。
摩尔知名的地方在于她的“同理心模式”，她启发了一整个世代的设计师，让他们了解使用者的感受。摩尔认为：“通用设计是在同理心驱使下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体认到单一的规格无法符合每个人的需要，如何设计出每个人都能使用的产品，这就是我事业的追寻目标。”
摩尔跨越世代的时间旅行实验，成为日后研究同理心的人的试金石。透过他人的眼睛来看世界，除了对个人来说，充满挑战，备感振奋，更能蓄积出推动社会改变的巨大力量。
培养高度同理心的六个习惯
摩尔在七○年代就已经发现同理心的力量。那么，为什么现在突然出现一股讨论同理心的热潮？同理心并非崭新的观念，首次引发注意是在十八世纪，当时苏格兰哲学家与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提到，道德感源自于我们的心灵有能力“设身处地为痛苦的人着想”。不过，近年来对同理心的关注呈现爆炸性成长，主要原因却是来自于科学对人性的划时代发现。
过去三百年来，从霍布斯到佛洛伊德，这些重要思想家都认为，人类本质上是自利与自我保护的生物，我们总是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长久下来，这种对人性的阴暗描述成了西方文化的主流观点。然而最近这十年来，却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人其实是具有同理心的动物，人天生就有同理心。近年来关于人类同理心的发现，是现代科学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我将在下一章讲述这个故事，简单地说，这些划时代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神经科学家已经辨识出我们的大脑里有十个“同理心回路”，如果受损，就会影响我们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演化生物学家指出，我们是社会的动物，会自然而然演化出同理心与合作精神，就像我们的灵长类远亲一样。儿童心理学家也提到，就连三岁小孩也能放弃己见，站在别人的立场看世界。时至今日，已有证据显示，人性中有同理心的一面，而它的力量与人性自私的内在驱力不相上下。
人性概念的剧烈变化，逐渐渗透到公众生活之中，大家重新省思如何教育孩子、组织机构，以及增进个人福祉。“追求第一”逐渐成为过时的志向，因为我们了解同理心才是人性的核心。我们正面临一场重大的转折，将从笛卡儿时代的“我思，故我在”，进入同理心时代的“你在，故我在”。
然而，尽管媒体与公众对同理心的报导与讨论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大家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正是本书的主题：如何扩展我们潜在的同理心？人与生俱来就有同理心，但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如何在生活上实践同理心。
过去十二年来，我一直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探索了同理心的各个研究领域，从实验心理学到社会史，从人类学到文学研究，从政治学到脑科学。在过程中，我也探索几位首开先河提倡同理心人士的生活，包括阿根廷革命分子、美国畅销小说家，以及欧洲最著名的卧底记者。我也亲自做了田野调查，与各阶层人士交谈，了解他们的同理心经验，或欠缺同理心的经验。无论他们是护士或银行家，警员或职业妇女，伦敦内城的流浪汉或富有的瓜地马拉庄园园主，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故事。@
摘自 《同理心优势 》 先觉出版社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