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玄(217—278年)，字休奕，自号鹑觚子，西晋时代的北地泥阳(今甘肃宁县)人，屡官至侍中、太仆、司隶校尉。他虽显贵于时，而著述不废。撰有《傅子》一书，凡数十万言，并有文集百余卷行世。

傅玄认为：从政，旨在匡时救世和安民。为此，他要求当政者及官吏们，必须要“先正其心”，要注重自己道德品质的修养。他说：“其心正于内，而后动静不妄。”意思是：为官者如果思想端正，才不会有伤政害民的行为。他鉴于当时官场上的种种歪风，诸如“贱守节”和“荒诞之论”，上疏晋武帝司马炎，建议整顿朝纲，区分良莠 ，把选官用人作为“王政之急”。他说：察选官员时，“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参三者而详之，近少失矣。”

他主张：对于那些门第显赫的贵族子弟，不能因其家业荣耀，而随便授官，要以贤能与否为准，“各随其才优劣，而授用之。”至于那些“冗散无事”的官吏，必须加以裁汰，不能让他们“坐食百姓”。假如“诸有疾病满百日不差”(不差：即不当差、不上班)的人，则“宜令去职”。这样，“臣不废职于朝，国无旷官之累”，一个萝卜一个坑，既减少了国家的开支，又保证了官员的质量。

傅玄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强调“人和”，注重安民。要想稳定社会秩序，使各阶层的人，都能够各务其业、各行其事，关键在于安民和发展生产。他认为：安民最能稳定江山社稷，要想稳定江山社稷，必先安民。他说：“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废也。”他曾绘制出一个蓝图：“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

值得注意的是，傅玄的匡时救世，以安民为主，来稳定江山社稷的思想，并不停留在一般的认识基础上，而是要求采用各种方法和途径，去付诸实现。他的具体措施是：

一、兴修水利。选用“知水者”，来主管河渠修建工程。分天下为五部，要求各部，都要制订出行动规划；

二、精耕细作。改变过去粗放耕作导致粮食产量下降的弊病，提出“不务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

三、改进税收。为了照顾农人的利益，他提出屯田时要降低剥削率，改变过去那种八二分成或七三分成的旧制，主张持官牛者六四分成，持私牛者对半分成，使农人多有所得；

四、提出“至平”、“趣公”和“有常”的赋役原则。所谓至平，就是“计民丰约而平均之”，做到量地而征，减轻平民百姓的负担；所谓趣公，就是将征得的赋役，用于国家的“公利”，而不应满足统治者的私欲。换句话说，要求执政者要像大禹那样，凿九山，通九江，三过家门不入，但自己却“薄饮食、卑宫室， 以率先天下”。

傅玄还认为：赋役要相对固定，不能随便更改，“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上下同心，以奉常数。民虽输力致财，而莫怨其上者，所务公而制有常也。”

傅玄是一位讲求实际、注重实效的人。看不惯那些在朝不任职、虚食俸禄的贵游子弟，他“刚劲亮直”、“弹击是司”，办事一丝不苟，不讲情面。每有疏奏之时，他“捧白简，整簪带、疏诵不寐，坐以待旦。于是贵游慑伏，奸佞息声，而台阁生风。”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魏徵等人撰修《晋书》时，评赞说：“傅玄体强直之姿，怀匪躬之操，抗辞正色，补阙弼违，谔谔当朝，不忝其职者矣。”

正是：

安民能使江山稳，
虐民必致朝政倾；
薄计私欲学大禹，
匡时济民先正心：
强直有姿英气爽，
奸佞慑伏谨息声；
台阁生风因傅玄；
两间正义浩凛凛！@*（事据《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