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本文为2013年新年辛子陵在上海与朋友座谈时的讲话,于当年2月21日在五柳村发表,原题为《中共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续上期)
中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过去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以为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这是个天大的错觉。我劝政府未雨绸缪,留点后备,留点钱,应对两三年后的可能出现的大萧条。
经济问题说多了太枯燥。这个问题打个结挂起来。至于怎么开辟内需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放在后面谈。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
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 “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
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垂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局长在500~600 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
*脏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
“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 95本,制作标本236份;
“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
“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
“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 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
走笔至此,我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为党堕落至此一哭!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 看中的女人搞光。”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据2004年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披露:城市人口中的0.9~1%(不到全民人口0.4%)即480万至500万人,拥有上千万元以上财富。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1、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2、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约5.5%;3、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约4.5%。] 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反对 “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拚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对” [2009年3月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吴邦国宣布:中国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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