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亲述濒死体验:亲眼看到蒋中正等亲人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4年11月1日讯】10月31日是中华民国先总统蒋中正128岁诞辰纪念日,蒋中正之子蒋纬国生前曾接受台湾媒体采访谈到他的濒死体验。他说,亲眼看到他的父亲蒋中正。蒋纬国说他不是梦见,而是清清楚楚看见父亲坐在旁边。“我一看到父亲坐到我旁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很高兴,又能来到你的身边来做事情了”。父亲蒋中正说:“孩子,你不要说傻话了!你要回去的。”过了一下他又说:“你还有没有完成的使命,你必须回去的。”
蒋纬国(1916年10月6日-1997年9月22日)曾经因一场大病险些离世。他生前在1994年接受台湾《时报周刊》专访时,首次对个人身世、情感和家庭进行了剖析,还透露了一些蒋氏家族不予人知的内幕。下面就是这次访谈的实录:
医生教我不要握手 免得受到细菌感染
记者:可否请蒋将军谈谈你卧病时期的感想,和你遇到的种种“奇遇”?
蒋纬国:这次,我要感谢老天的事情太多了!现在医生叫我不要和人握手,刚刚握过了手,等会儿我就要去洗手,“洗手不干”了!哈哈!(蒋纬国一面爽朗地笑,一面还拉开嗓门呼唤朋友进来,他的面容虽然有些清瘦,但是神情还是和过去一样明快开朗。)因为医生怕我和人握手之后,受到细菌感染,所以,不准我和外人握手。
这次有几个医生发现,不仅他们不懂,连文献上面也没有,这次给我治病的人,都是一些国宝级的人。他们说,这次要不是神的意旨和诱导,我们怎么会选择这个方法,等到我们选了这个方法,才知道选择是正确的,光是这样选择,就让人觉得这是神的意旨,证明另外一条路是错的,但是还好我们没有那样选,因为临床证明那条路不能走。医生告诉我:“你要是开刀再晚了十分钟,就无法可救了,若是心脏被破坏了,我们医生就无法可救了。”
还有一个,医生说:“你肾脏也被破坏了。”在几次洗肾之后,医生为我验血,发现好几个项目,都在上限和下限之间,每个项目都是合乎标准。他们说:“我们做医生以来,作洗肾的只有越做越勤,可是,我们为你洗了几次肾之后,却证明你的肾已经恢复到可以不洗肾了,本来洗肾的目的是在肾脏没有出血的功能时,改由人工来洗血,结果,检验证明你不用洗肾了,连我们医生都觉得奇怪啊!像这种发展要不是神给你的,我们作医生的怎么有办法?”
这是我遇到的两个最重要的关头。
记者:你病发时的情形可否请你回忆一下?
蒋纬国:我是去年(1993年)12月25日的下半夜,想起来上厕所,没想到从床上一起来,就觉得脚趾发麻,走到房间中间就倒下来了。我的决心就是放弃小便,从地上爬回床边来打电话。
那天,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把我家里的帮手,就是佣人叫醒。他就一个电话把我内人叫醒,再一个电话把我儿子叫醒,第三个电话他就打给周医师。我那天只跟我的佣人说了两句话,说:“我不行了!”但是,他能够先想到打电话给周医师,第三个电话就打给周医师。
周医师就告诉他:“你的家里有一种降血压的药,叫‘托瓦达特’,你先给蒋将军吃一颗,叫他咬碎了以后,摆在舌下。”人赶快送过来。那是26号的清晨。我的这位帮手,人非常机灵,而且英文也很好。这位年轻人,他才二十多岁,他干嘛要到我这里来,到人家家里去伺候别人?他是隔天来一次,另外的一天他还有工作,否则我也养不起他。
这天千巧不巧,我的司机那天休假,但是刚好我另外请了一个人,他叫陈志强,他有辆私人小轿车。他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年轻人,他就用他自己的车子,我内人坐在前面,我儿子跟我家的一个厨子,把我抬上车子,把我送到医院。
那么又是千巧不巧的,26日礼拜天是补假一天啊,三个荣总医院,台北、台中和高雄的荣总头牌的医生约好了在桃园打高尔夫球。台北的几个国宝级的医生都不在,他们也约了周医师,就是周嘉裕。可是,周医师那天要赶一篇论文,准备出国去发表,所以他没有去台中。他知道谁是住在旅馆的,谁是住在哪里的,谁是身上带着呼叫器的,一个一个把他们叫回来,连夜赶回来。第二天上午他们都赶到了。
会诊之后就昏迷了 如不开刀必死无疑
当我送到荣总,先做各种应做的检查。当时医生就判断有几种可能,其中有一种最严重的,是心脏出来的大动脉的剥离。当时,该做的检查工作都做了,等到那几个大医生一赶到,就讨论开刀的问题。
包括开刀的医生和开刀房问题,周医师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会诊;若是决定开刀,就立刻开刀。
我被儿子抬上车子,脚趾头的麻木开始往上走,等我被送到医院,麻木已经到了膝盖。当我推进急诊室,我都还很清楚,我在床上等着,旁边有房间有走道,这个走道旁边躺的都是人。那位周医师早就准备好了,到了之后就被推到检查的房间,就这样很快地争取时间。等一些大医师会诊之后,就决定要不要开刀。那时我就昏迷了,给我做各种扫描、检查啦,我都不知道。
那时医生告诉我家人,不开刀的话,是必死无疑;开刀的话,大概只有一半的希望。我儿子听到就说:“那还是立刻开刀,如果不是这样分秒必争,那必死无疑。你们只有二分之一的把握,我但愿是押这边的二分之一,如果决定要开刀,那就马上开。”
我身上的衣服都已经换了,开刀的准备都做好了,医生一决定之后,马上就被推到手术室,连一分钟都没有耽误。后来医生说,若是再晚个十分钟到一刻钟的话,那就没办法救了,当时就从这个地方(蒋纬国在胸前作一个手势)锯开,“修理内部”。
先找到剥离的源头,再一路看看剥离发展到了什么地方。这两头一止住之后,再来修理中间。这一打开之后,证明是大动脉的剥离,所谓动脉的剥离是指血管的内壁裂了一条缝,所以,本来血管里面应该流的量就不够了,也就是各部门都跟着缺氧了,剥离到哪里,那里的器官功能就被破坏了。
动脉剥离直到颈部 手术之后血压不稳
手术完成之后,血压还一直不稳,就像我们这样谈话,医生都不愿意,主要是我谈话之后,我血压就高起来。跟你们谈完,我还要量一量血压,要是血压高起来的话,有一粒药,降血压的药马上要吃。
当时,内科和外科都很紧急,后来我做了颈部检查。我相信你们在看武侠片的时候,人家一掌若砍在这个地方(蒋纬国将军指了指颈部),人就昏迷了,这里头就是两条大动脉,如果压扁了,一下子脑子就缺氧昏迷了。医师为我做了一次超音波扫描,结果发现我的颈部血管,没有跟着年龄而老化,还在30岁左右,医生认为就是这个救了我的命。
但是,这个又是神做的决定。固然这是因为我平日好运动,做各种颈部的运动,从小锻练身体,但是,谁教我这样子做呢?就算父亲教我这样子做,也不是成天在我旁边啊!
医生发现你有这样好的两条动脉,结果动脉的剥离到这个地方,就停止了。所以,他们经常问我,你现在觉得思想怎么样?我说我清楚得很,就是你把我弄昏迷了,我还是清醒的,只是不痛了。我头上三天用了大量的止痛药、麻醉药和安眠药,但是还是看得见、听得见,头脑还是保持清醒,不然就是命救了,可是也变成植物人了。
我不是梦见 而是清清楚楚看见蒋公
记者:前些时,你曾经对媒体说,蒋公曾经在你病中来“看”过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确有其事?
蒋纬国:我不是梦见他,而是清清楚楚看见他坐在旁边。是开刀之后,头上的三天三夜。当然你们一定会说这是一种幻觉,但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无从证明;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清二楚的,确确实实的。因为我一看到父亲坐到我旁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很高兴,又能来到你的身边来做事情了。他说:“孩子,你不要说傻话了!你要回去的。”过了一下他又说:“你还有没有完成的使命,你必须回去的。”
又过了一天还是两天,他又说:“你放心,你一定会回去的,我会陪你一直到你脱险为止,你放心好了,你会回去的。”
记者:蒋公来“看”你的时候,是穿什么样的衣服?
蒋纬国:就是平常在家里穿的衣服。
那时,我小的时候从小都很疼我的都来看我了,连国父也赶来了,父亲看到国父(孙中山先生)来了,就要站起来,国父就按住他的肩说:“我还有要紧的事情,就要走的。”又说:“纬国怎么样?”父亲说:“已经没问题了,先生请放心好了。”戴季陶先生、吴忠信先生、朱执信先生都来了。何老伯没有来,可能太忙了,不晓得在忙什么,哈哈哈!
记者:病中,令堂有来“看”你吗?
蒋纬国:她有来,但是没有走到我身边,老远地看着我,他们多半是悄悄和我父亲在讲话。戴伯伯来了,他来的时候很神气,后面跟了一个白衣大士,我们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观音大士。戴伯伯跟我讲,当胸在最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念观音大士的六字真言就可以了。这六字真言,就印度文来说,就是不可侵犯的意思,这是从前戴伯伯告诉我的,因为他是研究梵文的。
我这次生病不只是开一次刀,胸腔一共开两次刀,第一次手术过了几个钟头之后,发现心脏漏血,再打开一次,从腿上取得血管,作心脏导管,另外装了一个同步器。
后来手术完了后,中间隔了几天,其间有三次心脏停止跳动;幸亏那时有体外的同步器。现在我是装了一个体内的同步器,体外的同步器有各种的监视器,可以一直监视着心脏的状况。当我心脏停止跳跃的时候,又有一个奇迹。因为心脏停止就血流停止,一个人要是闷上两分钟,人就要被闷死掉了。其实我当时是四分钟。等到恢复了以后,医生认为命救了的话,会有三个后遗症:第一,我会失音,不能讲话;第二,我会半身不遂,下肢不能走路;第三,我必须一辈子洗肾。
可是,我都没有发生这样情形。医生说,这若不是神赐给你的福,实在是令人很难解释。
什么是濒死体验?
“濒死体验”一词,是1975年做濒死研究工作的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雷蒙‧穆迪(Raymond A.Moody)提出的。穆迪博士在对100例濒死体验的病例进行研究后,写成了《生命之后的生命》一书(Life After Life,又译:濒死体验访谈录)。此后对濒死体验进行研究的科学家越来越多,1978年,国际濒死体验研究联合会成立,成为濒死体验研究者交流和支持的平台。
美国1983年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调查,该调查报告显示约有5%的成年人曾有濒死体验。虽然这些体验在人类历史一直有发生,但只有在最近30年,人们才敢于自由地讨论它,并谈及体验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许多文献中报导,有濒死经验的人,常常因此而完全转变了对生命的态度和人际关系。他们也许仍然害怕临终的痛苦,但却不再对死亡本身产生恐惧。他们变得比较宽容和有爱心,对精神价值或智慧之道也变得比较感兴趣,而且通常是对共通的精神价值,而非任何一种宗教的教条感兴趣。**
责任编辑:钟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