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河北有个地方叫香河，那里号称是很出名的家俱城，我经常从北京三环开车闲逛到那个地儿，不买家俱却喜欢找些菜农买些便宜的青绿嫩菜带回家，突然一次想到这里曾是毒韭菜事件的产地，吓到不敢买，更不敢去当地的饭店吃顿便饭。当地人于是告诉我许多买到青菜的诀窍。那些颜色越是墨绿色的菜越不能买，因为它是被灌过菜根儿的，也就是被高度农药浸泡过的，这样的菜产量高更不会有虫，当然也是给那些不懂行的人吃的。

我在沿途路边或田埂上看到成堆的绿油油的青菜正在蔓延着烂掉，问农民为什么要把这样好的菜丢掉，回答说这是卖不掉剩下的，浇过高度农药的青菜全部卖给批发商，剩下的菜就会全部倒掉，宁可倒掉农民也不会去吃，那些老牛小牛老羊小鸡也不会吃。住在城里的人完全清楚菜农的这套小把戏，于是专门去找有洞儿的绿菜来买，想必那有洞儿的菜肯定是被虫儿吃过的，农药也会相对少些，但菜农们的应对方式是，用牙签扎出轻轻浅浅的小眼儿和小洞儿……

我躺进北京协和医院骨科病房的那个夜晚，阿健跟着被几个人吵嚷着推进病房的最角边的床位，听人说是建筑工地的粗钢条轧断他的腿。他长着一张年轻的脸，他是个民工。

当天晚上医生为他做截肢手术，我并不见到他有哭。突然失掉双腿的阿健白天电话打给四个人。第一个是他最要好的同乡朋友，听说这位朋友曾在工地弄伤眼晴是阿健背他跑到医院的，阿健还帮助他背上背下的做各种检查并照料他住在医院很长一段时间。电话接通时这个朋友似乎正在牌桌上赌在兴头上，似乎不能丢下一桌好牌和他的牌友们来看望阿健，但他亲切地嘱咐阿健一定要听医生的话，一定要好好治病。阿健知道在牌桌上打得正欢的人是不可以随便离开的，阿健很理解他的这位最要好的同乡。第二个电话是打给阿健工地的工头，阿健轻声央求对方能不能给报销部分医药费，凭感觉听得出似乎也没有得到肯定答复。第三个电话打给他的一个表姑，没说几句话对方就含糊着挂掉。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阿健低头沉思渡过这半小时，阿健开始打最后一个电话，阿健打这个电话之前神情凝重得超过前三个电话，拨通号后他还用手摀住话筒似乎不大愿意或不敢听到对方的声音，随后他低沉而软绵绵地叫了声：“晓雨”，之后便是一阵长久的沉默……后来突然听到对方电话里传来极其不耐烦的喊叫声，阿健拼力控制压低着自己的声音，对方突然挂断，他还扯长脖子想听对方的声音……初冬时节里的白色病房阴冷，光线淡，阿健穿得单薄。他天天守在电话旁，缩着肩膀倚在床前，张望楼下医院门口的那扇灰色铁门，久久，久久……

我常这样想，菜农种有毒的菜，批发商收购卖给官员白领公务员吃，官员打压工头老板，老板工头欺压民工小贩，民工小贩生活无望，官员民工吃菜农种的有毒菜……这个社会是一个上下相关左右相承的人与人的密切链条，掉不下来也升不下去，一直扭曲相依又相残，于是有那么一大批的人们选择逃离，去喝香港奶粉，去找有机食物，生美国孩子，入加拿大籍。

于是，我也与这些逃离的人们居住到一块儿。

再一次从国内回到多伦多时，朋友帮我选择士嘉堡一处住所，将近傍晚入住，第二天早晨竟彻底被吓到。厨房恰如一片荒岛，似曾久无人迹，白色食品包装袋四处散乱，杂物灰尘满眼满地，震惊中似乎感觉有东西在蠕动，竟是蟑螂，放眼望去是恰是一个家族般正在赶路。片片黑褐色粪迹斑点散布角角落落，我知道白天他们一般是不会出来的，他们也似乎是怕人类的，只是这个厨房的蟑螂似乎例外，他们不躲藏，不慌张，堂而皇之游走于各个平面、角落、缝线里，他们似乎丝毫没受到任何干扰。蜕皮，生长，触角，尾须，节数，完完整整生物链条呈现着肉眼所能见到的范围，安静地生活着。他们的翅膀、羽化成虫过程如果仔细观察就可循迹可查。刚蜕皮的幼虫和刚羽化的成虫呈白色的模样爬在那里一动不动，那些颜色逐渐变深的过程清清楚楚。

我以为这里无人，却不曾想每个房间竟然都有人，居住者全部是留学生，他们各居一室，关上门后死不往来。整个楼四层的房子，蜂巢般状貌，这些来自国人有钱的子弟们，日常三餐不开伙只吃外卖，有课没课次日凌晨入睡，第二天中午时分起床进食，把买来食物放入微波，手指轻触“开始”,之后就不会再碰厨房里的任何物品，关上门再不出来。微波炉上的灰尘或四周大小蟑螂并行排列视而不见，垃圾不分类，胡乱装进一个垃圾桶，满满地要倾泻下来，似乎超过一个月内没清理过的样子，当然更不会想到在固定时间推到街外，临近一周时我很希望与他们其中某个人碰面擦肩，直至第二周搬走时也未曾与任何一个人谋面……

难道这些拚命逃离的人依然要保持以往的方式存在……我们所向往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存在与关联，我一时难说得清。

我没有严格计算过，两个人在上下电梯上重逢的几率。而人生际遇又确确实实隐藏重逢的奇迹。我曾经把在市中心买到一套西式正装连同包装袋儿一块忘记在地铁的座位上。在地铁行驶中我曾与他对话。他是一位白人老头儿，聊天儿时曾开心地告诉他自己刚刚买到一套价格不菲好看的新衣，他还仔细看衣服的样式花纹，仅仅不到15分钟的车程，却是发生际遇的开始。忘掉衣服回到家的我悔到不行，暗中祈祷似乎唯一只能是那白人老头替我收好我那新衣，也只有他知道是我的衣服，他若放那不管也许不会被外人拿走，只是时间长了也会被人送到哪里去的吧，他会怎么处理我那件新衣服呢，我反复琢磨并推断这件事。那可是我看过许多次忍痛买下的一套正装。只是再也无从找到它，再出无法看到他……他一定是消失了，肯定不会再见到，嘴上这样说，心却是祝祷突然遇到他。接下来的几个月，抱着微渺希望游走在地铁的各个角落寻找那个白人老头儿，我细心察看一张张从我面前经过的老人的脸，搜寻角落里的人。清楚地记得他的微笑，他的声音，当然闲下来时不知回忆多少遍他的样貌，带着失去新衣的心痛，只希望有那么一天。

我继续我的生活，所经过的地方路段，大大小小的西人超市，我常张望寻找。乘坐升降电梯的各个时段，我都会站在电扶梯边沿的外侧，搜寻对面的电梯上的人流，我曾幻想他会出现，我上，他下，我向他摆手，他在大声招呼我，手里扬起我的那套新衣……地铁总是与芸芸众生相依，以行人的排列为外在模式，他消失，我出现，他出现，我消失，没有人能阻挡人与人的纵横排列和多重组合，只是我与那白人老头似乎不会再重复排列……但，奇迹竟然会出现。

当我几乎忘掉这件事时，我们却在同一时间发现对方，在古老的多伦多地铁的一角，借着微暗的灯光，伴着空旷孤寂的地铁声响，他，连同他的白发和他的微笑以及他偻佝的后背一同出现在我面前，他的笑容至今难忘，他对我说：“我一直在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