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4年01月15日讯】我们一家是察布查尔县的农民，1998年，我公公党上龙得知察县政府出台政策，可以承包土地，就承包了村里的土地约100亩。2000年，当时的县委、县政府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指引下，制定、发布了25号文件，大张旗鼓地号召县内外的人士到我们县投资发展经济，办厂、开发荒地。这一年，我丈夫党学良从学校毕业，回家经营农业，我们又从孔扎乞牛录乡锡伯族人那里流转了400亩盐碱地，边改造边种，经营了五年。2004年，我们又经过两次协议，从县食品公司承包了土地1100多亩，每年每亩承包费几十元，合同经过县公证处的公证。

好地承包费能这么低吗？这些地大部分属半戈壁性的劣质土地，捡石头是最大最艰苦的活，好像永远也捡不完，土地从收获到播种这段空闲时节，我们人手不够，要雇人，跟在拖拉机拖车后面，捡起石头扔在拖斗里。年年都要捡。我们还挖了四公里的排洪渠，打了三眼灌溉机井，平整土地，架电线，修路，购买大型农机具，种了10万多棵树，形成防风生态林，累计投资300多万元。我们全家劳作人手根本不够，还雇用常年工五六人，临时工、项目工多时有150多人。雇一个工每天2004年时要付50元，到2012年时要100多元。经过多年的改良土地，荒地变成良田，到2011年，亩产籽棉达到300公斤，甜菜5吨，栽的树也都成活了，有一千多亩地还被改造成了稻田。/

谁能想到，2010年，县委新上任一个书记，叫王奕文，变了政策，搞什么“土地清查”，2011年10月8日，察布查尔县公安局警察把我公公党上龙抓走审问，并关进了看守所，县法院以“非法占用土地”罪，判我公公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三年。我公公直到2012年3月15日才放出来，这次被关押五个月零八天。

2012年开春，察县政府出台了一份7号文件，强行废除三百多户的土地承包合同，没收承包的土地达18万多亩，我们家就是被非法没收土地的承包户之一，承包期为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土地，我们只经营了八年，刚改造得差不多了，开始有些收益了，就被政府“清查”没收了，一份补偿都不给。土匪、强盗也没这么狠这么黑嘛！绰霍尔乡政府强行废除合同，把我们的承包改造好的土地，以每亩每年三四百元的高价，转租给另外一家种植经营，四月份就不准我们进地了。

我们承包改造的土地种的树已有碗口粗了，后来的种植户只管种地，不管我们树木的死活，为此我们多次到乡政府交涉，乡政府只是说我们承包土地的合同不合法，树木我们也别管了。就这样政府也不浇树，也不让我们浇树，直到5月28日，树还是没有浇水，眼看树木就要枯死，这都是我们多少年栽培浇水管护，用血汗培育出的林木呀！谁能忍心看着它旱死？这时我们就下定决心要救我们的树木，进地浇树！察县政府就动用了公安派出所警察和乡镇干部、民兵几十人强行阻止我们浇树，5月31日把我公公党上龙和我丈夫党学良强行押到绰霍尔乡派出所，直到晚上12点才放出来。深夜，他们把我丈夫赶出来就不管了，我丈夫又饥又渴走了10公里到地里。6月2日绰霍尔乡副乡长和村党支部书记带领城镇派出所干警等多人，强行把我公公和我丈夫带走，又关押4天零10小时。我公公和我丈夫6月7日被放出来后，看见政府还没派人浇树，就直接到我们地里浇水、管理。7月4日，察县政府又出动了公安局、派出所、国土局、乡镇领导及后来的土地租赁人等23人，到地里不让我们浇树，又把我公公和我丈夫关押到派出所。7月6日，政府又以我公公“不服从管理”为由，把我公公收监，执行2011年两年徒刑的余刑。我公公62岁了，被送进伊宁市少年管教所，与十几岁的孩子关押在一起，要关到2014年1月30日。

我们承包土地，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有合法的合同，并在当地公证处做过公证；我们投资改造土地，改变生产条件，政府又没给我们投资一分钱；筹资拉电线打井，一切设施都属于我们的，我们怎么就无权使用呢？树是我们栽的，我们不忍心旱死，浇树护树，又没做违法的事情，察县政府就这样掠夺我们承包改良的土地，一点补偿都不给，还三番五次地关押我们。土地被抢走，十万多棵树枯死得差不多了，我公公又被关押着，我们实在接受不了这样的损失，忍受不了这样的冤屈。

新疆自治区广播电台有个直播节目，叫“新广行风热线”，2012年7月13日，伊犁州副州长李成在这个栏目作客，与听众交谈。我们打通了这个栏目的听众热线，就察县政府没收土地的问题询问了李成，李成叫孔扎乞牛录乡书记陶春雷回答，陶春雷谎说他不清楚这件事，他调查一下。7月19日，我们到伊犁州政府上访，当天下午，我丈夫党学良就被孔扎乞牛录乡派出所抓去，拘留了8天。

党学良这次获释后，我们到新疆自治区政府上访，又与另外七人到北京上访。县人大副主任、信访局、警察十几人也尾随我们到北京，跟踪监视我们。国务院信访办说问题已转到新疆自治区政府，叫我们回新疆解决。我们到了乌鲁木齐，自治区信访局的人说我们没带户口本，不具备上访条件。县上的十几个人也跟到了自治区信访局。在自治区信访接待室里，我看到县上的人对着我们拍照，我也对着这个人拍照，这个人抢我的相机，我们吵了起来。信访接待人员叫来了派出所的警察，把我们一行四个人带到派出所讯问，做笔录，我们在笔录上签了字，才被放了。

在这近一年半中，我公公被拘留两次，后被判刑；我丈夫被拘留三次。我和我丈夫党学良到伊犁州上访四次，自治区上访了4次，到北京上访了6次，每次都有政府人员跟踪、监视、监听。在开“十八大”那段日子里，察县政府的人，还有察县公安局的警察，经常到我们家来，连骗带吓，问我我丈夫是不是到北京上访去了？啥时间回来?他们说上访也没有用，让党学良回来吧。这种情况下党学良敢回来吗？

2013年开春，要开“两会”了，要春耕了，察县政府派人到我们家楼下，昼夜监视我们，看我们是不是要种地，是不是要到北京上访，被我发现了，为此引起争吵，后来政府派人直接在我们楼对面租房监视我们。党学良自7月到自治区、北京上访，至今没敢回察县，东躲西藏，漂泊在外。

我们一家为了改良土地，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我与党学良结婚，连房子都没买，至今还背负100多万的贷款。现在地没了，公公关在监狱里，丈夫上访近半年连家都不敢回，我一人带着两个孩子，靠替人卖二手房勉强维生，察县的警察还找我卖房的公司经理谈过话，让经理对我“做工作”，施加压力。警察还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天天都有催讨的债主打电话、登门，我用什么来偿还啊！这日子怎么过？

对于我们家的遭遇，请大家评论一下，到底是我们平民百姓做错了，还是察县政府明抢土地的行为是违法的？我们急切盼望真正的青天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我只要求政府能尊重合同，归还我们承包开发的土地，赔偿我们近两年来的损失。

肖红 泣诉

2013年12月28日

（责任编辑：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