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3年08月05日讯】 9．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此乃中共的一贯说法。但近年来历史学者关于长征历史研究的成果表明，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根据现有材料和学者何方等人的研究，遵义会议是中共长征逃亡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是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在领导长征中的军事路线错误。那时领导中央红军长征的是所谓“三人团”（总书记博古、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会上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作“反报告”，对“三人团”的军事路线错误提出系统批判，并接受会议委托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案》。会上改组了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取代博古任总书记；经张闻天、王稼祥提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由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后成立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周恩来任组长。

可见，在遵义会议上，虽然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总书记（负总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是新领导集体中的首要人物。如果会议情况确实像后来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那为什么不推举他接任总书记，反而推举张闻天呢？总之，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中共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而且，根据何方等专家的研究考证，在遵义会议后长时期里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实施对全党组织领导的是张闻天，从政治领导和决策过程看也是张闻天为首，代表中央和以中央名义行事的还是张闻天。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至于遵义会议则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

有一种说法也是明显站不住脚的，即: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发言时“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如果属实，那会议起码也会推举毛泽东代替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时也会以他为组长，而不会是周恩来。既然连国际顾问都可以让其靠边，总书记都可以更换，改变军事领导首长是更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周恩来本人也一定会力辞。然而这一切却都并未出现，可见长期以来流传的那些说法是多么得不可靠。

已经披露于世的“邓颖超日记”中记载的周恩来临终前关于遵义会议的谈话，也明确否定了中共历来的说法。1975年11月15日，周恩来对邓颖超说：“我想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是要自我反思、检讨、澄清若干事件。尽管是晚了，但总不能让其错、假继续下去。历史谁也篡改不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是确立了张闻天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捩点，要把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好在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还在。”

10．红军飞夺泸定桥

大渡河位于四川的中西部时，面临天堑。陡峭的山谷中，五月下旬时激流奔腾咆哮，漩涡密布，河床布满尖利的岩石，使涉水无法想像。河上只有一座桥，叫泸定桥，建于十八世纪初叶，是四川通往西藏的要道。这是一座雄伟的吊桥，全长一百零一公尺，宽两公尺多，十三根粗大的铁索连接东西两岸，九根作桥底，每两根相距一尺左右，上面铺着木板做桥面。

中共多年来一直宣称，长征途中他们领导的红军曾在大渡河演出了一幕“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壮举。

故事是这样的：1935年5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作出了夺取泸定桥的决定。接令后“红四团”昼夜兼行240华里山路，于29日晨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泸定桥西岸并与守军交火。当时百余米的泸定桥已被守军拆去了约八十余米的桥板，并以机枪、炮兵各一连于东桥头高地组成密集火力，严密封锁了泸定桥桥面。中午，“红四团”在沙坝天主教堂内召开全团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组织了由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的23名夺桥突击队。下午四点，23名勇士身挂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爬着光溜溜的铁索链向东桥头猛扑。三名战士在王友才的率领下，紧跟在后，背着枪，一手抱木板，一手抓着铁链，边前进边铺桥板。当勇士们爬到桥中间时，守军在东桥头放起大火、妄图以烈火阻击红军夺桥。勇士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烈焰，高喊“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鼓足勇气，冲过去!莫怕火，冲呀!敌人垮了，冲呀!”廖大珠一跃而起踏上桥板，扑向东桥头，勇士们紧跟着也冲了上来，抽出马刀，与守军展开白刃战。此时政委杨成武率领队伍冲过东桥头，打退了守军的反扑，占领了泸定城，迅速扑灭了桥头大火。整个战斗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奇绝惊险地飞夺了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南追北堵欲借助大渡河天险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

这个“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堪称是后来中共长征英雄史诗的代表作。但据张戎女士考证，这故事纯粹是凭空编造的。

张女士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十三章中写到：

“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5月29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来往电报、部署可以看出，长征故事中说的守桥的国民党二十四军第四旅李全山团，其实并不驻屯泸定城，而在远处的化林坪一带。驻扎泸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长是余松琳。红军到来前夕，该旅就离开了，被派去五十公里外的康定。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记录，没有一份讲在泸定桥打了仗，只提到红军在去泸定桥的路上，和离开泸定桥之后，有几次小型遭遇战。

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桥边时，指挥部设在离桥不远的天主教堂里，向河对岸已无国民党军的泸定城打炮。当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妇女家里开豆腐花店，就在红军所在的桥边，红军还住在她家。1997年这位妇女已经93岁高龄，但头脑十分清晰，她对我们讲红军“阴一炮，阳一炮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

有的木板是被损害，可能有拆去的。93岁的老太太记得红军来借老百姓的木板去铺桥，有的人家交出了宝贵的棺材盖子，队伍过完后，老百姓各自去认领。泸定桥只有一次剩下光溜溜的铁链，那是中共政权拍宣传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时。

过桥时红军没有一人伤亡。首批过桥的22名战士，在6月2日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二双筷子。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受伤。

其他红军过桥时也没有伤亡。周恩来的警卫员描述周听说有一匹马掉在河里淹死了很着急，问过桥的指挥宫杨成武：人员有没有受损失？，当听说没有时，周又问：‘一个都没有？’答复是：‘一个都没有。’

国民党部队再无能，凭借天险优势，也不至于让红军毫无伤亡吧。

‘飞夺泸定桥’纯系虚构。邓小平在1982年对美国总统卡特 (JimmyCarter)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

无独有偶，网路上流传的《红军飞夺泸定桥——弥天大谎》一文也印证了张戎女士的考证。以下就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2001年5月，我们一行5人去四川康定旅游，经过泸定城，少不了要去参观泸定桥。第一天下午5点抵达泸定，找到了一个在泸定打工已半年的堂弟。吃过晚饭后，我们就迫不急待地想去参观泸定桥。但堂弟说桥头堡已经关门了，等第二天再去。只好先去参观泸定桥纪念馆。在纪念馆内，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红军飞夺泸定桥简介》。内容大意是：1935年，红军先头部队的一个连抵达泸定，由连长杨德志带领22勇士飞夺泸定桥。简介中没有具体记载任何一名勇士的姓名和身份。看完后我有些忿忿不平地对丈夫说：‘红军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怎么一个勇士的名字都不记录呢？’同时令我们不解的是，六十年代我们读书时，教科书上写的是十八勇士，怎么纪念馆里的是22勇士呢？我又到别的地方参观去了。这时堂弟对我丈夫说：‘大哥，据当地的老年人讲，根本没有飞夺泸定桥这回事。’我丈夫听了没往心里去，或许压根不相信这种说法吧。当时也没告诉我。

第二天参观完泸定桥后，我们在一家餐馆吃午饭。其间，一位老者从我身边经过进里屋去了，看起来年龄很大，但精神矍铄。我问老板那是什么人，老板说是他的父亲，90多岁了。我想老人家一定亲眼见过红军飞夺泸定桥。老大爷进屋不到一分钟又出来了，我赶快问：‘大爷，您看见过红军飞夺泸定桥没有？’。他边走边扭过头来对着我大声嚷道：‘没得意思的（没意义），没得意思的！’。我以为他没听清我问的啥，等他坐在屋檐下喝茶时，我们挨着他坐下来，又问：‘大爷，请您讲一下当年红军是怎样飞夺泸定桥的，行吗？’大爷非常生气地说：‘打哪个嘛（打谁嘛）！人都跑光了，打哪个嘛！’。说完就气乎乎地喝他的茶，也不理我们。我一下没回过神来，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我试探着问：‘大爷，当年红军来的时候，桥板撬掉没有？’这时大爷才回答说：‘桥板是撬了的。当年红军来的时候，泸定已是一座空城。老百姓听说共匪要来了，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跑了。国民党的军队落在红军一百多公里之外。当时守泸定桥的是一个民团。民团是守桥的，而不是对付红军的。康熙年间修好泸定桥后就一直有民团守桥，因为泸定是通往西藏的要道。红军的先头部队来到桥对面时，民团向桥对面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就跑了。红军没有还枪，他们跑了一天一夜，倒在河滩上就睡着了。等到大部队来了后，把老乡的门板取了两个换搭着过桥，然后用城里的门板把桥铺满。红军是排着队过的桥，队伍过完后就放火把桥头堡烧了，说是为了阻挡国军的追击。红军另一支队伍从安顺场过河后，沿公路向泸定城来了，先派来了一个探子，然后来了两个探子，后来又来了三个探子，最后大队伍就来了’。讲完后，大爷用质问的口吻说：‘好久（哪里）打过仗嘛？！’

听完大爷讲述，我们同行的一个小伙子马上说：‘我上党校时，有一节党史课讲《飞夺泸定桥》。老师走上讲台，把教科书往桌上一摔说，不看这些，我们讲点真实的历史，飞夺泸定桥—没有这回事…’回家后，我碰到一位曾在泸定工作多年的老乡，问她是否听说过飞夺泸定桥是假的。她很小心地一边挤眼暗示，一边小声应道：‘哎呀，是的，是的。’一个参加过中越战争的亲戚，听我讲了这件事后，约了战友专程去泸定考证。回来后对我说，他们在泸定桥的两头仔仔细细查看过，的确没有打过仗的痕迹。

泸定之行，令我非常震惊。我时常在思考，共产党到底还制造了多少弥天大谎？‘飞夺泸定桥’本是一个荒唐的骗局，却冠冕堂皇地写进了教科书、党史，甚至拍成电影和电视剧。我们这代人被欺骗了几十年，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还在继续被愚弄。谎话已经编导得更‘完善了’，当今教科书中的泸定勇士名额已调整到与纪念馆中的相一致。我很担心历史的真相会随着老一辈见证人的离去而消逝，所以，今天借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一角将它记载。”

与“飞夺泸定桥”相类似的长征神话还有“强渡大渡河”与“突破天险腊子口”等。

根据张女士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的考证，大渡河渡口宽阔，没有遮掩，红军渡了整整一个星期，在国民党侦察机的眼皮底下，但同样无一伤亡。

1946年，一个英国记者问彭德怀过大渡河的事。彭委婉地说，“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也记不清了。我们过了那么多河——金沙江、湘江、乌江、长江—–我记不清了，我记得有人掉在河里。”他对战斗或桥起火之事不置一词。有三个人命丧此桥，朱德夫人和张女士访问的93岁老人都说是红军修桥时，年久失修的桥板突然折断，他们失足掉下去的。

而在叫腊子口的山隘处，其实只发生过一场小小的遭遇战，参与的只有十来个人。据红军军事顾问李德说，“”除了几个放冷枪的以外，这一战没有敌人。”

11．“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导致了“西路军”的覆灭

1936年，毛泽东下令由到达延安的红四方面军所部组成的“西路军”打开通往苏联的通道，即进攻甘肃、新疆。次年，西路军主力在甘肃一带被蒋介石军队围歼，全军覆没，同时还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不但两万精锐之师埋骨黄沙，还有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情形极为惨烈。

几乎所有大陆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地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近年来一些中共党史研究者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和徐向前是严格按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而中央军委当时的指挥完全失之常理，甚至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因此有人推测，毛泽东是有意让西路军覆灭的。而毛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陈昌浩卷入了毛与张国焘的权力斗争。毛要在中央稳固权力，必须先除掉张这个“绊脚石”。因此，毛除掉张的军队也是必然。

张与毛的梁子，早在红军长征时期就结下了。当年毛泽东带领的一方面军，与张国涛的四方面军会师懋功，毛泽东要求张国涛所属“左路军”北上陕甘，而张国涛则意欲“挥师南下”川藏。张国涛一度打算凭借实力（张当时拥兵10万而毛仅剩1万人左右），挟持毛泽东及中央随他南下，然后借路线问题，将毛泽东一干人等除掉，自己再另立中央。要知道“路线问题”是清除异己的王牌！不料，叶剑英告密，毛来了个金蝉脱壳，成功北上。张国涛的军队也在南下此路不通三过草地损兵折将之后，北上与毛泽东在延安会师，长征也就结束了。张国涛的这次行动，后来被定性为“南下分裂”！到达延安的张国涛所部，尚剩2万人左右，是红军最强大的一支，兵力占红军的五分之三强。这种力量格局，无疑令一心要搞掉张的毛泽东和他控制下的中共中央颇为忌惮。

1936年10月28日拂晓，由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的2万人的“西路军”，喊着“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渡过了黄河，北进一条山，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

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西路军总指挥部制定的作战方案是：集中主力西进，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的马步芳野战部队。进占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地区，以此作为立脚点，伺机策应东方部队渡河作战。西路总指挥徐向前、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随三十军行动，副总指挥王树声随九军行动。

　

西路军在空旷的原野里急进，惊沙扑面，呵气成冰，饥无可食，衣不胜寒，沿途不时同追堵的马家军发生激战。进军到大靖附近时，西路军总指挥部收到中央军委来电，内称“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并征求他们意见：西路军单独西进接通新疆有无把握？如返河东有何困难？

西进还是东返，事关西路军战略进退。谨言慎行的徐向前，经过深思熟虑，力主西进新疆。军政委员们赞成总指挥的意见。于是，陈昌浩拍了板，决定西进，并向中央军委表了态。

但九军出师不利，在古浪遭包围，古浪为河西走廊要冲，地势险要。副总指挥王树声率九军进驻该城的第二天，马元海指挥三个骑兵团、两个步兵旅及四个民团蜂拥而至，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九军发起猛攻。经过两天激战，九军难于支撑，不得不撤出战斗。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及二十五师师长等不少指挥员阵亡，排以上指挥员伤亡尤重。九军一蹶不振，西路军犹如“壮士断臂”。

这时中央军委电示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以牵制河西马家军。徐向前对中央军委的这一意图百思不得其解，他直率地对陈昌浩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形势哩！马家军整天进攻我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不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亏。”可陈昌浩劲头十足，认为马家军已被基本击溃，形势大好。两位主将踏着火盆吵得很凶，面临全军生死存亡的严峻问题，徐向前不能不坚持原则，而陈昌浩肩上另有一种压力，也不能不直抒己见。最后陈昌浩拍板结束争论：“中央要我们建立根据地，我们得坚决执行，不能右倾！”权力镇住了真理，徐向前毫无办法。

从此，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走走停停，在狭窄贫瘠的“弄堂”里涮来涮去，很快便把元气和战斗力涮光了。西路军指战员无日不战，对这不进不退、不东不西的状况，大惑不解。一天，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激动地对陈昌浩说：“政委，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李先念的态度代表西路军指战员的意愿，可陈昌浩置之不顾，不耐烦地说：“你懂什么？多嘴！”

徐向前在《血战河西走廊》中说：“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是的，正如徐向前所说，西路军“傻了叭叽”的在狭长的河西走廊里徘徊，或东行、或西顾、或驻守、或前进……最后被分割、被包围、被吃掉、被歼灭……西路军何以从昔日的游击高手,变成了到处挨打的散兵游勇？个中原因,共产党内部的路线斗争,是徐向前用兵的主要掣肘力量，徐向前在此书中自责说：“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深刻的。”说的正是此种心境。但徐向前到死也不敢想这是毛泽东在借刀杀人，不把西路军兵力磨光他怎能甘休。

按道理说，行军打仗是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但西路军却对中央指挥亦步亦趋，实在另有难言之隐。在后来披露的中央指挥西路军的“混账”电报中，有张国涛以个人名义发的电报，显得尤为扎眼。张国涛电告陈昌浩，中央西进的决定是正确的，请陈昌浩同志吸取南下教训。所谓南下教训，就是分裂教训。张国涛在这里传递的消息很明白了，西路军的西进还是东进，是党内的路线斗争，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政委出身的陈昌浩当然明白其中的分量，他必须对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是“南下分裂”，而他就是第二个张国涛！别忘了，他，包括所有的西路军将士，都是南下过的噢，西路军，乃一狐疑之师耳。

中央电报屡发，活脱脱一催命无常，陈昌浩屡行，明知不可为而为。西路变成了血路，两万精锐之师最终埋骨黄沙。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担心再犯所谓“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瞎指挥”，逆来顺受、惟命是听，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西路军将士何辜，竟成“路线斗争”的牺牲品矣！

西路军在回旋余地狭小的永凉地区，同马家军决一死战，仅半个多月，就毙伤对方6000多人，但自己也损兵折将，疲惫不堪。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央一度令西路军东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又令西路军第二次西进。西路军顾全大局，指东转东，指西折西，军无二心。1937年元旦，五军攻占高台，守军1400多人全部投降。一月上旬，九军进驻甘州东南的沙和堡，总指挥部及三十军驻倪家营子，总部直属队及五军一部驻临泽县城。这时，中央军委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只好停止西进，随即被数万马家四面包围。1月12日，高台县被攻陷，五军几乎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等大部分阵亡。

西路军几经血战，只剩一万多人，最后全部集中在倪家营子的43个屯庄里。2月，西北“二马”抓住红军没有补给、弹尽粮绝的致命弱点，不失时机，发起总攻，双方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残酷血战。

2月中旬，中央为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危急局势，争取与蒋介石达成和谈协定，电令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依靠自身力量，粉碎马家军进攻。对西路军提出中央派援军和准备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以解决部队补充问题的要求，中央书记处复示，不能派援军，不同意东出青海大通，并尖锐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陈昌浩接到电报，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长征途中，陈昌浩是“国焘路线”的支持者，身上有旧账，有苦难言，只得不顾实际情况，惟命是从。2月21日，山穷水尽的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去，又遭堵截。陈昌浩提出重返倪家营子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听了大吃一惊，强压火气说：“我们好不容易突出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可陈昌浩自有苦衷，仍大唱“形势大好”，“打回倪家营子”，“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反对右倾逃跑”的高调。徐向前还能说什么！

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的第二天，又遭马家军围攻。这时，中央来电，要西路军固守50天，西路军欲撤不可，欲胜不能，只好就地坚持，艰苦鏖战。但几次激战，西路军已陷入绝境，只好边打边撤，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倪家营子，残兵败将被追逼到石窝山头，又与追来的对手展开了一场死战，血海肉酱。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在裸露的石窝山顶举行。徐向前在前沿指挥部打退追军的最后一次进攻，喘息未定，便急急赶去山顶开会。他赶到那里一看，剩下的师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这些坚强的汉子眼圈都红红的，有的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陈昌浩林抹了一下眼泪，声调哽咽地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我们打不过敌人了，只有分散活动, 保存现有力量。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剩下的人就近打游击。这个决定事前未征求徐向前的意见，主将弃军而去，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死在一块，要活活在一起！”可陈昌浩以“个人服从组织”拍了板。徐、陈带了30多人的小分队离开了部队。

当西路军残部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延安的时候，路线斗争依然在进行。据李先念回忆，当时和他一起返回延安的西路军将士，被上级分别招去“谈心”，会谈最后，问及他们是希望留在延安，还是希望到苏联。李先念坚定的回答要留在延安，他活了下来。那些回答希望到苏联的战友，后来均被共产党秘密枪决！

一位曾参与此事的当地干部津津乐道地告诉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先生说，当四方面军从甘肃被国民党军队追得无路可走到达我们关中苏区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客气地接应他们，又举行欢迎会招待他们，然后缴下他们的武器，就对他们说：“同志，你们辛苦了，调你们到后方休息去。”再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里，把这些王八龟孙子的四方面军都活埋了。

活埋的时候，那才好玩呢。开始，我们笑嘻嘻地对他们说：“同志，把坑挖好了，我们要活埋国民党军队了。”他们果真起劲地挖，一锹一锹地挖下去，抹抹脸上的汗珠，还笑着说：“再挖深一点，让这些国民党军队躺在里面舒服些。”我们也笑笑。挖好了，我们把他们一个个推进去，踢进去，起初他们还以为咱们开玩笑呢，等到我们提起铁锹填土的时候，才大声呼叫：“同志，我们不是国民党军队呀！”我们骂：“妈的，管你们是不是国民党军队，老子要你死，你就死……”

他正说得得意，听的人愤怒了，大声呵斥他：“同志，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你们就错了……你们太过火了，我相信这绝不是党的命令。”

讲故事的人大声反驳：“什么，不是党的命令，是我们过火了？难道我个人和他们过不去。我那时是个支队长，咱们团长要我们这么干的，团长说是高岗同志的命令，高岗同志当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

咱们只认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

西路军一朝覆没，紧接着毛泽东就对在延安的张国焘下手，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结果。毛还企图把张国焘赶出政治局，只是因为莫斯科不同意当时才没有得逞。

12．国民党不抗日

中共一向称“国民党不抗日”，或“国民党消极抗日”。这种说法流传甚广，有许多人至今信以为真。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不是这样呢？近年来，众多历史学家运用大量史料确凿地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对这个问题就做了富有说服力的回答。

辛先生说，综观八年全面抗战的历史，其最为壮烈惨痛者乃是全面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年。这是因为：一、日本有三月亡华的狂梦。二、日本试图沿平汉、津浦、平绥三线迅速南进，抄堵我西南后方，切割我华东战场，再由西向东迫我于死地。三、为堵日军南进，我必北堵日军，节节抵抗；同时东战日军，假以决战，分其兵力，迫使它改变南进、东进战略。四、为实现持久战总战略，就必须夺取“以时间争取空间”之前期战略的胜利，以将我华东、华中之人力和物资迅疾西撤，以固我持久抗战的大后方。

中华民国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正是为了达成上述战略目标，方付出了最为惨痛的牺牲，更赢得了持久抗战的最初成功，并为长期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华民国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历经浴血苦战，达成了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战略目标。自此，尚掩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其后将近七年的岁月里，一方面因能凭借着西南大后方而继续坚持艰苦抗战，一方面则为着保卫大后方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继续坚持持久抗战，直至最后地打败了日本帝国的侵略。1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中华民国政府在湖南南岳军事会议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指出：“连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在前期抗战胜利的基础上，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采取并坚持了“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的新一轮持久战略，不断地发动进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粉碎了敌人数十次的大型攻势。据1989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继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淮会战、台儿庄大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之后，自1938年底至1945年8月，仅国民党军队的对日大型作战就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晋南会战、枣宜会战、缅甸会战、豫中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反攻腾龙战役、滇西及缅北反攻战役、湘西会战及桂柳反攻。”“大型战斗则有阻止日军在海南岛及汕头登陆的战斗，阻止日军在钦州湾登陆袭取邕宁的战斗，粤北战斗，中条山战斗及晋东南诸战斗，冀省游击战，湘东战斗，鄂中战斗，鄂西战斗，鄂北战斗，策应长沙会战之宜昌攻略，鄂、豫、皖边区之粉碎日军十月攻势，攻克马当、长兴、宜兴附近战斗，镇海战斗，闽浙沿海及诸稽附近战斗，豫鄂皖边区策应长沙会战之战斗，江浙闽赣方面策应长沙会战之战斗，良口战斗，克服邕龙粤海沿岸战斗，惠博战斗，清远战斗，克复福州连江福清长乐战斗和朗溪战斗，郑州战斗，凌川附近战斗，克服五原战斗，绥西战斗，袭击开封战斗，皖东反扫荡战斗，大别山战斗，沙市东南战斗，荆江两岸战斗，第二次惠博战斗，雪州战斗，腾衡以北战斗，缅北各战斗，湘粤赣边区战斗，闽浙边区之追击战，赣江追击战，反攻广州作战。”

除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长城抗战 ——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8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八九三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军阵亡四三二一人，毁机二四六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二百余位；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就有八十五位；为中共史学界倡扬者，在1986年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五位。

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党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1989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1937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五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

1937年10月3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1938年3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军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的话，足以催人泪下。冯玉祥后来称赞该役说：“……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1939年5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

1940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我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16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门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 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

1941年3月，在第二次上高会战中，面对敌三十三师团一部、三十四师团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强势兵力，我王耀武军与敌军鏊战十四日，终日与敌搏斗，各处高地屡得屡失，毙敌一万。我王部将士牺牲一万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赣战役中，我海门守备部队指挥官蒋志英率军死战倭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牲。

1942年1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1943年11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1944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周边国民党军队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民党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直至伤亡殆尽，阵地全没，竟无一降者。

同年春月，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中国大陆著名杂志《当代》所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中国远征军》一文，即将其艰苦与壮烈作了充分的描述与歌颂。一个曾亲眼观察1944年4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中国军队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导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

可见，国民党军队坚持长期艰苦抗战是血写的事实而非墨写的谎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