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宪之“放牛”破案
南朝刘宋时代，顾宪之在做建康令时，有个盗贼，偷了人家一头牛，被失主认出来了，而那个盗牛贼，却诈称牛是他自己的。双方在讼词中，所讲的理由都差不多。前前后后，在建康做长官的人，对这一棘手积案，都没有办法解决。
顾宪之来此地上任之后，重新审查这个案件，然后对两家说：“不须再多说，我有办法了。”随即命令把拴牛的绳子解开（原来是长期把牛拴着），让牛自由走到哪家去。结果， 牛直接向它的主人的住宅走去。
这时，那个盗牛贼，便低头认罪了。
顾宪之对于揭发其他奸私，使它们无法隐藏，都是采用这一类的办法。顾宪之的判案方法，看似简单，出人意外，却又合情合理，当时的群众，都称赞他是神明。
(出自《折狱龟鉴》卷六)
【附言】
春秋时代，“老马识途”那个有名的故事，想来，顾宪之是知道的。在那荒沙绝漠中，人迷了路，老马却能识途；为什么在江南地区，牛不能找到它原来的主人家呢!顾宪之正是采用这个方法，正确地解决了这个积案。
众所周知，任何案件，不论它怎样复杂，其发生、发展、变化，都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按照这个规律去作，就能够找出一个最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就在于司法工作者， 能不能够掌握这个规律，找出这个方法。如果能，案件的解决就会势如破竹，迎刃而解。顾宪之解决本案就正是如此。他掌握了牛的特性，摸清了牛的生活规律，将牛放 出，让它自己去找它的旧主即牛的老家，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可是他的那些前任，却只会把牛紧紧拴住，而让人到处去调查线索，忙忙碌碌，辛辛苦苦，长期拖延， 不能解决。说穿了，这又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
《淮南子‧兵略》云：“见人所不见，谓之明，知人所不知，谓之神。”
老百姓称颂顾宪之神明，也未尝不是！
争儿案
后魏时期，李崇在扬州当刺史时，管辖区内，有个叫荀泰的老百姓。他的一个三岁的儿子，忽然失踪了。以后发现在郭奉伯家中。但双方都说他是自己的儿子，并且都有邻居作证。官司从县里一直打到郡里，都不能决断。
李崇就命令：把两个当父亲的人、和那个儿子，都分开监禁数天。然后，突然打发一个官吏，去对他们说：“那个儿子，已经得急病死了，你们都到外面去号哭吧!”
荀泰一听，悲伤得很，几乎痛不欲生；可是，郭奉伯却只是唉声叹气罢了，没有半点悲痛的表情。
这时，李崇就叫把那个儿子，交还给荀泰，带回家去。郭奉伯知道自己败露了，闭口无言而归。
(出自《折狱龟鉴》卷六)
【附言】
人为万物之灵，最富感情。可是这种感情，平时为理智所控制，往往不易流露出来。一旦遇上突然事故，出人意料之外，理智控制不住了，这种感情，就会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这时的感情，自然是真实可靠的。
李崇就正是利用这种真实感情，来判断本案的。
他之所以要“令二父与儿，各别禁数日”，是为“儿已暴死”的消息，创造条件。他们倘若是天天见面，忽报儿暴死，就不易令人相信、或者刺激不大。现在彼此之间，数日不见，忽然得报“儿已暴死”，对真父来讲，无异是晴天霹雳，他的悲伤哀痛的感情，是怎么也控制不住的，一定会从内心迸发出来。可是假父呢，他内心本来就没有这种深厚真挚的感情，是无论如何也悲痛不起来的，所以只是“嗟叹而已”。其实，这种“嗟叹”，也是多余的，不过是为了点缀一下，装给别人看看罢了。这时，是非真假，不就十分明白了吗!因此，李崇“遂以儿还泰”，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是完全正确的。
李崇解救被诬杀人者
后魏时期，李崇在扬州当刺史的时候，定州地方，有解庆宾、解思安兄弟二人，因犯罪，全家被判处流刑到扬州戍边。弟弟解思安为了逃避兵役，偷偷地逃回老家，他的哥哥解庆宾，害怕役吏追查责罚，自己一家有被籍没而沦为奴婢的危险，就把城外一具尸体，诈认是他弟弟，并诬陷是被苏显甫和李盖，杀害了的。同时，有个叫阳氏的女巫，也假托鬼神，牵强附会说出解思安被杀害时痛苦的情状。李盖等被官府抓去后，忍受不了严刑拷打的痛苦，就冤里冤枉的各自承认了杀害解思安的罪行。
李崇独自感到怀疑，就派两个人，假装从外地，来到解庆宾家里，对解庆宾说：“我们住在北州，有个人，晚上路过我家借宿，他说他是流兵，逃避差役的，名叫解思安。我们想把他捉送到官府去，他苦苦哀求免送，并且对我们说：‘我有个哥哥叫解庆宾，现在住在扬州，你们倘若怜悯我，替我去报个信，他一定会重重地酬谢你，现在把我押在这里当人质，如果你们去了，他不酬谢的话，再来把我送官也不迟。’”解庆宾听了，感到非常难过，脸上一下就变了色。
李崇随即把解庆宾扣押起来，进行审问，他立即承认了犯罪事实。几天之内，解思安也被捉住捆绑着送来了。李崇就将那个被解家收买作伪证的女巫，打了一百棍子，然后将李盖等受诬陷的人，立即释放。
(出自《折狱龟鉴》卷四)
【附言】
李盖等被诬杀人案，乍一看，似乎是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可以结案无疑了。请看：死者的尸体找到了，凶手也都“款服”了，又有女巫作证，这还有什么可疑的。但是李崇却“疑之”，他为什么要疑呢?文中没有讲。因为，这是一件杀人案，案情重大，而且凶手不只一个，仅凭这点浮在表面而没有深入到实质的材料结案，李崇认为是不够的，所以他要疑，疑得有理。他到底疑什么呢?文中也没有讲。诚心爱民、护法的李崇，作为扬州刺史，没有亲到现场去验尸和审讯，但从案卷中，一定会发现不少问题，此案本是假的，假的一定存在很多矛盾，只要细心分析，一定可以发现。比如“李盖等不胜其楚，各自款服”，既然是“不胜其楚”，那么，他们的“款服”，就值得怀疑了。所以他又疑得有据。再看李崇派二人伪从外来，去对解庆宾讲的那段话，可以看出他对案件的真实经过，早已基本上掌握住了。他之所以这样作，只不过是要进一步加以证实，使解庆宾无话可说，老实认罪罢了。李崇这一疑，又进行这一诈，结果使这一重大冤案，得以平反昭雪，是值得称道的。不过“疑”是应该的，那种“诈”的作法，就不足取了。有了疑，进行深入调查，切实对证，完全可以解决，何 必乞灵于“诈”这种不正当的手段?这种作法，在当时不应该，在今天更不应该，所以应予否定。
唐太宗赞成“法律大于皇令”
唐太宗因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廉洁，公平正直，把他提升为大理寺少卿。由于当时有很多的选人，伪造资历，冒充名门，弄虚作假，来骗取官职；唐太宗下令叫这些人自首，如有不自首的，一经查出，就要处以死刑。不久，查出了一个这种假造资历的人，唐太宗想把他杀掉。
戴胄说：“按照法律规定，这个人应该判处流刑。”太宗就发脾气说：“你这不是你想遵守法律，而却让我的命令不执行，以失信于全国么?”
戴胄回答说：“皇帝的命令，有时是出于个人一时的喜怒，而法律却是国家颁布用以取信于天下的；陛下出于痛恨那些伪造资历的选人，所以想把他们处死。但现在既然知道这样作不合适，我认为还是应该依法处理为好。这才是抛弃小忿，保存大信的作法。”
唐太宗转念一想，十分赞成戴胄的“法律大于皇令”的观点，就说：“你能这样坚决执行法律，我还有什么忧虑的呢!”
戴胄为了坚决依法办事，曾经多次冒犯皇帝的尊严，他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像喷出来的泉水一样，他的意见，都被唐太宗采纳了，因此，全国没有发生过什么冤案。
（出自《资治通鉴.唐纪八》）
【附言】
在封建社会，“朕即国家”，皇帝的命令叫圣旨，是高于一切的金科玉律，谁也得严格遵照执行，否则便是犯了“违抗圣旨”的大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戴胄在处理本案时，却不是这样去看。他认为国家的法律才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命令必须服从国家的法律。当皇帝的命令和国家的法律相抵触时，必须抛弃前者，而执行后者。他的理由是皇帝的命令有时是出自一时的喜怒，感情一冲动，就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完全用感情去代替了法律。而法律的规定，一般是经过深思熟虑，集中多数人的意见，比较全面客观地制订出来的，它是代表国家的意志，维护社会公正的。违反了皇帝的这种命令，就他个人来讲，顶多是说话不算话，丧失个人威信；如果破坏了法律，那么，全国人民便没有行动规范的准则，你的命令今天可以这样下，明天又可以那样发 ；对张三可以这样下，对李四又可以那样发；甚至朝令夕改，完全凭皇帝个人的感情、意志为转移，那全国老百姓在思想和行动上，就会产生极大的混乱，不知如何是好了。所以戴胄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令大于法”，坚决贯彻“法大于令”的作法，是很正确的，值得借鉴。@*
──转自《正见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