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山国家公园的金包里大路,俗称“鱼路古道”,这条古道又有“河南勇路”之称。
为何称“河南勇”?据说是因为清朝时代有湖南籍的兵勇(湘军)往来巡行这条道路, “湖南”、“河南”发音相近,台湾人误认为这些湖南勇是河南勇,因此而称这条道路为“河南勇路”。
这样的说法,已是众所周知,而成了社会的定见,我也一直是这么认为。 毕竟大家都熟知曾国藩创建湘军,协助清廷击败太平天国。湘军曾经驻防过台湾, 而河南省并没有军队来过台湾。
因此“河南勇”是“湖南勇”的误称,合乎历史事实。但真象是否如呢? 台湾真的没有来自河南的兵勇吗?
后来我探访基隆二沙湾炮台时,在炮台营址看见三座光绪十年(1884)的清军古墓, 墓碑刻有“河南”两字,可见这是籍贯河南的兵勇之墓。当时并不觉得奇怪, 可能思维已有成见,凡是遇见“河南勇”,脑海就会自动更正为“湖南勇”。
这样的思维显然是错的。二沙湾的清军古墓,确实是埋葬着河南人,而不是湖南人。理由如下:
第一.湖南勇虽然可能被台湾人误为是河南勇,但军中袍泽之间不可能会误认省籍, 当埋葬死去的同袍时,不会明明是湖南籍,而却在墓碑刻着“河南”。可见死者确实是河南人。
第二.二沙湾炮台的清军古墓墓碑也刻着“铭字中军”,可见这支部队是刘铭传旗下的铭字营淮军, 并非湘军,所以当然就不可能是湖南勇了。
淮军是继湘军而起的一支劲旅,来自安徽省,为李鸿章所创建,后来超越湘军,成为清朝晚期一支劲旅。 淮军规模日益扩大,达数十万众之后,兵源已不仅限于安徽一省,也向河南、江苏、山东各省募兵,因此淮军有河南籍的兵勇, 也是很合理的事。
二沙湾炮台的河南勇古墓,虽然可以证明台湾曾经有河南籍的兵勇,但毕竟他们只是淮军的一员,并非多数, 就算淮军走过鱼路古道,兵员中有河南人,也不致于因此而被称为“河南勇路”。
最近有一位读者提醒我,他认为二沙湾炮台的河南勇墓,可能不是来自河南省,而是来自广东珠江流域以南的地区。 珠江以南,俗称为“河南”。
我初闻之时,觉得不可思议,查询资料,发现晚清时期的台湾确实召募过来自广东珠江河南一带的兵勇, 这些“广东河南勇”并不像淮军里的河南省籍兵勇只是军中少数,他们是整营的“河南勇”,且都驻札于台北地区。
于是我进而反思,那么鱼路古道的“河南勇路”,真的是湖南勇的误称,或者他们可能是来自于广东省河南地区的河南勇呢? 现有的文献,是否能够找到证据来佐证呢?
我开始寻找文献。首先想了解的是,鱼路古道的“河南勇”是“湖南勇”的说法是从何而来,是否有文献证明呢?
我找到了学者李瑞宗先生在民国83年(1994)完成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鱼路古道之研究》,这是阳明山国家公园最早的一份鱼路古道调查报告。 令我讶异的是,当时这份报告里就已探讨过“河南勇”身份的问题。
关于“河南勇路”的称呼,李瑞宗认为有四种可能性:
1.河南就是荷兰。
2.河南是指河南省。
3.河南是指珠江流域南岸的某处地方。(黄荣洛,1989;林文龙,1992)
4.河南是指湖南省,或泛指大陆各省。
关于第一说,李瑞宗认为,台湾人对于荷兰的称呼,很少直称本名,而是迳以“红毛”称呼, 因此有红毛楼、红毛井、红毛港、红毛土等称呼,因此河南应不是由荷兰衍音而来。
第二说,李瑞宗认为台湾与河南省似乎从来没有什么关联。
第三说,李瑞宗写道:“台湾割让日本时,唐景崧手下的粤勇,据说出身自广东珠江流域南岸的‘河南营’,这些粤勇又称河南勇。”、 “这是1895年所发生的事。”
关于第三说,河南是指珠江流域南岸的河南勇,李瑞宗只是陈述其历史,并没有做任何的反驳或分析。
李瑞宗认为第四说最完备,报告写道:
“清季中叶以后,兵员的主力是湘军,也就是来自湖南的军队。当然亦曾移防台湾。 台湾人分不清楚谁是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广东的兵员,反正语言不通,加上主要都是湖南来的,遂以湖南勇统称这些兵勇, 台语的‘湖南’,念来念去,遂转为‘河南’了。”
这样的结论,应该就是长久以来鱼路古道的“河南勇路”被认为是“湖南勇路”的说法的根源了。
然而这种见解只是推论而已,李瑞宗并未提出有效的文献佐证。
这应是文献蒐寻困难所致。当时学界对台湾史的研究不如今日昌盛, 而大多数的台湾历史文献也尚未位数位化,不如今日网路普遍,资料蒐寻较为容易。
李瑞宗认为最完备的第四说,还是有不少的疑点。
承如李瑞宗所言,台湾人分不清楚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广东的兵员, 反正语言不通,加上主要都是湖南来的,遂以“湖南勇”统称这些兵勇。
如此一来,应当是其他省籍的士兵被误认为是湖南勇,怎么却变成是湖南勇被误认为是“河南勇”呢? 仅以台语的“湖南”,念来念去,遂转为“河南”了。这样的解释显得牵强。
虽然清代有湘军驻防台湾,但除了湘军之外,台湾还有传统的绿营班兵,派驻于各地的汛塘据点。 湘军是主力部队,理应驻防重城要地,巡行则以官道为主(如纵贯路,如淡兰官道), 又怎么会巡行鱼路古道这种小路呢?若有巡行,也应是地方性的汛塘部队,这些班兵来自福建绿营,与本地语言相通, 自然不会被居民误会成是湖南人或河南人。
倘若湘军真的曾经经过鱼路古道,因语言不通而被当地人误听成是“河南勇”,也是有可能,也符合人之常情。 然而擎天岗附近的鸡心崙有清军部队驻防,日常生活必然与附近居民有所互动,居民应然清楚知道这支部队来自何方, 又怎么会称呼这座清军营垒为“河南营”呢?岂只是以台语的“湖南”,念来念去,转为“河南”所能解释呢? 会不会这真的是一支来自“河南”的部队呢?
若能知道驻守鸡心崙的“河南营”士兵来自何处,大概就能够解开鱼路古道“河南勇”的真正身份了。
首先,先了解晚清时期派驻台湾的军队省籍背景。
同治五年(1866)以前,驻台的士兵是来自福建各地绿营调派来的, 因三年一调,所以称为“班兵”。绿营军队纪律不佳,战力不彰,后来渐被裁减,清廷后来在台湾召募平埔族为番丁, 共约4000名,做为屯丁,驻防于“汉番”交界处,担任守卫任务。
根据学者许毓良先生的〈清末台湾的防军〉(2007)论文,湘军是最早来台的防军。 同治五年(1866)刘明灯出任台湾镇总兵,率领楚军来台。楚军是左宗棠所创,属于湘军的一支。
同治十三年(1874), 日本因牡丹社事件而侵台,唐定奎率淮军十三营(6500人)援台,则是淮军来台的开始。 事件结束后,淮军留台参与“开山抚番”的任务,因伤亡惨重,而请求内渡。
次年(光绪元年)六月,淮军离台。因此从光绪元年七月至光绪九年(1875~1883)之间, 台湾的军队除了既有的绿营班兵及番丁之外,由他省所支援的防军以湘军为主,期间也有部分贵州或广东的部队,因主官来台赴务而跟着调派来台。
我们通常认为“清朝驻台的军队,主力是湘军,也就是来自湖南的军队。”其实只有光绪元年至九年的这十年期间可以这么说。 光绪十年(1884),清法战争爆发后,刘铭传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台督军,淮军铭字营亦赴台驰援作战。这是淮军第二次来台。 当时湘军也入援台湾。淮军、湘军各约八千人,并肩作战,力抗法军。
战争结束后,台湾随之建省,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淮军亦长期驻守台湾,从此淮军取代了湘军,成为台湾主要的防军。 光绪元年至九年,台湾的政治中心在台南,湘军驻防的重心在南部;光绪十年之后,台北成为台湾的政治中心,驻防以淮军为主。
擎天岗的“河南营”设有何时?目前找不到文献资料。从历史事实分析,光绪十年以前,湘军在擎天岗鸡心崙设营驻扎的可能性很小。 我的理由如下:
第一.鱼路古路并非官道,此地也非战略要地,虽然附近有大油坑硫磺矿区,官方曾派兵勇守硫, 但这些兵勇是来自平埔族毛少翁社的番丁,并无必要运用湘军这种主力部队来守硫防宵小。
第二.光绪十年(1884)爆发清法战争,台湾是主战场之一,现存史料及遗迹很多。当时法军攻打基隆及淡水, 清军的布防,淮军守基隆,湘军守淡水。若法军攻下淡水,可以循淡水河长驱直入台北城;若法军占领基隆,越过狮球岭, 则可以沿着基隆河杀进台北城。擎天岗在防守上,并无战略价值,自无建立营垒的必要性。
清法战争期间,淮军及台湾的团练部队在暖暖、八堵一带的山头建立了长达十几公里的战壕, 以阻扼法军进攻台北,然而擎天岗一带至今却没有发现清法战争的战壕遗迹,即是明证。光绪十年的大战役,这里是不必设防的。
河南营若是光绪十年以后才设立的,那么淮军驻防的可能性就远高于湘军了。 淮军大多是安徽人,“安徽”用台语再怎么念来念去,也不会转成“河南”。
更何况,光绪十年以后,擎天岗的战略地位并未改变。清法战争后,刘铭传在淡水建沪尾炮台, 在基隆建造二沙湾炮台,加强军备,但并没有任何文献提及此时清军曾在擎天岗建立“河南营”。
蒐遍中研究已数位化的台湾文献档案,却始终找不到河南营的文献资料。我想可能的原因是,河南营成立的时间短暂, 转眼即成遗迹。那么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最后来台的“广东河南勇”,是不是鱼路古道河南勇及河南营真正的兵勇呢?
光绪二十年(1894), 甲午战争爆发,台湾的局势顿时变得紧张,当时文吏出身的巡抚邵友濂大惧, 自认无法胜任,请求内渡。清廷于是将唐景崧升台湾巡抚,主守防御大局,并派刘永福率领两营黑旗军援台。 唐景崧积极备战,又派部将吴国华挈银二十万两内渡,至广东募勇,从广东珠江以南的河南地区召募军队, 这支部队就是所谓的“河南勇”了。
“河南”是早期广州人对广州市区珠江以南地区的通俗称呼,约等同于现在的广东市海珠区, 后来逐渐演变为泛指珠江南岸的地区。以前的珠江河南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在战乱时代,谋生不易,因此从军成为一种出路。
在时局紧急的情况下,这批广东河南勇未受到良好的军事训练,即紧急赴台,河南勇军纪散漫,唐景崧却视为亲兵,主防台北。 刘永福的黑旗军战力较强,但刘与唐景崧理念不合,唐将刘永福派驻台南。林朝栋率领的栋字营北上支援,却与广东来的河南勇不合, 因而被调回台中。
擎天岗的河南营,我认为可能是设立于日本准备攻打台湾之时,由负责防御台北的广东籍河南勇驻防。理由如下:
第一.当时日本大举来犯,战争的形势迥异于清法战争时,当时法军只志在屈服清廷或志在煤田而已, 而日本准备实施完全占领。由于不知日军将由何处登陆,台北的防御不仅基隆、淡水两港而已,亦须分兵驻守台北各地。 这时可能在台北外围增设营垒,以作防御准备。
第二.1892年时,有“清末台湾最后一条官道”之称的淡基横断古道已经辟通, 日军若从基隆登陆,可以舍狮球岭,而改从此路迂回进攻台北城;而日军若从金包里登陆,则可经由鱼路古道亦可直攻台北, 因此在淡基横断古道的中点鸡心崙设置兵营,及进行巡逻侦察,这种必要性及可能性就大大的提高了。
广东河南勇在鸡心崙建立的营垒,就被当地居民称为“河南营”,而巡守往来于这条道路(鱼路古道),就因此被称为“河南勇路”了。
日军登陆台湾之后,唐景崧弃职逃往中国大陆,丘逢甲随之遁走,台北群龙无首,遂陷于无政府状态, 官兵变抢匪,百姓大恐慌。广东籍的河南勇原本就军纪涣散,此时成了乱兵,部分兵勇打开库银,抢夺官银,然后向台湾南部逃窜。 这些流窜的兵勇,路经桃园、新竹时,与地方民众有所冲突,又因身怀钜银,而遭到民众的劫杀,最后大多惨死荒野。
后来地方盛传河南勇阴魂不散,于是士绅集资收埋这些河南勇,设大墓公,建祠祭祀,以抚慰其亡魂。 这些河南勇墓,较著名的有中坜市的忠义祠、新竹市金山里的河南勇墓。我曾探访过中坜忠义祠, 而当时只知这些兵勇是广东籍,而不知道他们又被称为“河南勇”。
广东的河南勇,来台的时间并不长,却遭遇清廷割台的乙未战争,又不幸被长官遗弃,结果命运悲惨。
鱼路古道的“河南勇路”,是不是起源于这些来自广东的河南勇呢?我认为有这个可能性,然而仍然缺乏直接的证据。
希望有一天能找到更确切的文献证明,而山友探访鸡心崙的河南营,在芒草中钻闯时, 若有机会遇见清军古墓,记得探查一下墓碑的刻字,有无“广东”两字。
这篇文章不是翻案文章,只是提供一个反思而已。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认知,有时未必合乎历史事实。
王安石游褒禅山时,遇见一块倒地的古碑,碑文漫灭。他写〈游褒禅山记〉,因此有感而写道:
“予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我取其意,作〈鱼路古道“河南勇路”身世之谜初探〉一文,以粗笔粗意写成初稿, 区区之心,志在抛砖引玉而已。学者先进,学有专长,可以更深入探讨,以解开鱼路古道河南勇路的身世之谜。
日期:2012.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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