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中，村党支部书记洪泰岳向农民训话说：“春耕生产就是向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走资本主义的单干户发起的第一个战役。”（第十五章）又说：“毛主席号召大养其猪，养猪就是政治，把猪养好，就是向毛主席表忠心。”（第二十一章）诸如此类的时代语言，说明当时的政治渗透中国的每个角落，进入千家万户，落实在碗里筷子上，因此很难避开政治来谈论莫言的小说。

《生死疲劳》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故事讲述勤俭致富的乡村地主西门闹在土改中被枪毙后，到阎王殿喊冤，结果进一步遭到惩罚：阎王让他在故乡依次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和人。小说以西门驴等畜生和多个人物的梦幻视觉来叙述，折射了半个世纪中国农村的变乱。反讽的是，西门驴的主人，是他前世的长工蓝脸。解放后，蓝脸坚持单干，由此构成农业集体化与个体主义之间的戏剧性冲突和审美张力。

畜生道的中国农民境况

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寓言。大寓言中套着许多小寓言，从中可以见出中国农民的苦难、坚韧和迫不得已的反抗。依照莫言2009年八月二十七日接受法国《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 ）记者采访时的说法，“主人公西门闹的转世轮回遭遇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农民遭遇的写照。中国农民在四九年之后，完全被当作牛羊一样地对待：他们的处境在随后便每况愈下。”

在农村合作社阶段，蓝脸依照毛主席“入社自愿”的指示，坚持单干，声称自己不反共产党，更不反毛主席，也不反人民公社，不反集体化，“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单干。天下乌鸦都是黑的，为什么不能有只白的？我就是一只白乌鸦！”（第二十八章）这个人物，虽然写得并不丰满，却是当代中国文学中鲜见的农民形象。坚持多年以后，连蓝脸的“被脔割了的毛驴”也成了“反动的生产资料”，终于导致大饥荒的一幕：“人变成了凶残的野兽。他们吃光了树皮、草根后，便一群饿狼般地冲进了西门家的大院子。”西门驴闭上眼睛，听到院子里喊声大作。他们“名正言顺”地抢走单干户的粮食，刀砍斧剁，杀死单干户的瘸驴充饥。

转世的西门牛的命运同样悲惨。蓝脸的儿子蓝解放背叛他爹加入人民公社后，倔强的牛不听使唤，遭受残酷的鞭笞，这个“宁愿被烧死也不站起来为人民公社拉犁的西门牛”，最后被自己前世的儿子西门金龙放火烧死：身上着火的“牛走出了人民公社的土地，走进全中国唯一的单干户蓝脸那一亩六分地里，然后，像一堵墙壁，沉重地倒下了。”（第二十章）这一章，集中体现了中国农民与土地生死相依的血肉关系。

转世的西门猪的寓言，有趣的是关于阉割和反阉割的情节。象征意义上的阉割，即承传宦官文化的强加或自愿的精神阉割，是对人性的扭曲。权势者对“牛鬼蛇神”或异议者的批斗、酷刑、囚禁和放逐，以及书报审查，都是精神阉割的形式。独立作家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或文人风骨，才能免除被阉割的命运，但往往招致悲剧。

早期共产党人和西方左翼的正义追求和理想精神是不可否定的。但是，历史推移成故事，结果，悖论的是，入党当官，既是一种精神勃起又是一种精神阉割。因为，一方面，入党当官，像加入纳粹运动一样，可以使人“从卑贱的臭虫变成了一条巨龙身上闪闪发光的鳞片”（希特勒语），因此令人亢奋，并且赢得阉割他人的特权；另一方面，入党就得绝对服从，就必须接受阉割或自我阉割。因此，弗洛姆深刻剖析过的谄媚上级欺压下属的“官僚性格”，以及人性扭曲的现象，在中国官场比比皆是。《生死疲劳》有个闪回镜头，洪泰岳对西门闹说：“你是个识大体、懂大局的人，我作为个人，非常敬佩你，甚至想跟你交杯换盏，结拜兄弟，但作为革命阶级一分子，我又必须与你不共戴天，必须消灭你，这不是个人的仇恨，这是阶级的仇恨。”（第五章）由此可见，洪泰岳一入党，就接受了精神阉割，是一个被党性摧毁了人性的党员典型。

洪泰岳的正式阉割仪式，由西门猪担任阉割者。洪泰岳虽然遭受精神阉割，肉身的阳具却可以勃起，他在酒后一边谩骂摘帽地主婆白氏（西门闹生前正妻）一边干她时，西门猪见了，怒火中烧，扑上前去，“本只想把他从白氏身上拱开，但他的睾丸碰到了我的嘴，我实在找不到一个不咬掉它们的理由……。”（第三十四章）这头救亲人的“义猪”深知人类需要阉割公猪以便改善其肉质，对“无耻的人类”，对阉割者许宝充满“天然的仇恨”，想为被残酷阉割的公猪兄弟报仇。西门猪趁机撕开许宝裤裆，发现他竟是个天生太监！这个寓言，概括了在极权国家那种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的情形，并且暗示了现代中国与传统封建社会和宫廷文化的传承关系。

毛泽东死后，西门闹转世为狗，觉得自己被阎王耍弄了，心里骂了声“流氓阎王”，表达了被凌辱者的变革渴望和敢怒不敢言的腹诽。西门狗见证了改革开放后的人情世相。导致农民受难的，是官场腐败。小说虽然无法涉及当今高层领导人令人惊异的奢侈，却以狗的视角揭露了当时县级官僚的腐败。第四十一章，蓝脸的儿子蓝解放当上副县长，西门闹转世为蓝解放的家犬，他说：“我，狗小四，在你们家吃得不赖，……尤其是到了节假日，那些精美的食物，成箱成袋地飞来。你们家在冰箱之后又添置了一个巨大的冰柜，但依然有许多食物变质发臭。……被称为山珍海味的东西，刚来时被塞进冰箱、冰柜，但最终还是进了我的肚肠。因为你很少在家吃饭。……县城里许多狗的主人比你蓝解放官大，但他们家的狗吃得都不如我好。听那些狗说，那些送礼的人，往他们家送的是钱和金银珠宝……”。小说还有多处写到社会普遍的堕落，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富于“狗精神”的西门狗，最后为了救落水儿童奋不顾身牺牲生命。

西门闹再次转世，成了一男一女两个街头艺人戏耍的猴子。西门欢和庞凤凰，这对曾经风光一时终于落魄的“金童玉女”，和西门闹有隔代的血缘和亲属关系。究竟是谁在耍弄谁？这个故事充满命运的反讽。

阎王殿的因果轮回律和小说寓意

小说书题，语出《佛说八大人觉经》：“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小说中的“瘪三”作家莫言，传说是阎王爷的书记员投胎转世，在新编吕剧《黑驴记》中写了一段唱词来演绎轮回之道：

身为黑驴魂是人／往事渐远如浮云／六道中众生轮回无量苦／皆因为欲念难断痴妄心／何不忘却身前事／做一头快乐的驴子度晨昏

莫言借用的轮回六道，与佛法不同。依照佛法，阎王虽然掌管生死，但决定转世的根本要素，是一个人行善作恶的业力。西门闹自称：“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三月扶犁，四月播种，五月割麦，六月栽瓜，七月锄豆，八月杀麻，九月掐谷，十月翻地，寒冬腊月里我也不恋热炕头，天麻麻亮就撅着个粪筐子去捡狗屎。”（第二章）如果是这样，他应当转世在上三道的人道。

当然，作家有他的“艺术执照”（artistic license），可以不顾佛法，驰骋想像。《新观察家》记者提到小说中阎罗王为什么对西门闹也不公平时，莫言回答说：“因为西门闹是一个反抗者。他始终不停地呼叫要回到人间同那些杀害他的刽子手们算账。阎罗王同北京政权一样，也会严厉惩治那些抗议者。”此外，莫言接受了“六道就在人心中”的佛学观点，使得小说带有心理现实主义特色。他借畜生道描写农民当牛做马的困境，刻画他们的心理，是个好寓言。在象征意义上，这些牛马也是人，在捍卫做人的尊严。

专制总是要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其两手策略各有其吊诡的两个方面：一是抹掉人们关于历史真实的记忆，同时强化“忆苦思甜”的感恩教育，二是消除人们对权势者施暴的憎恨，同时强化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这在《生死疲劳》中也有艺术的表现。地狱鬼卒劝西门闹喝孟婆汤时说：“喝了吧，喝了这碗汤，你就会把所有的痛苦烦恼和仇恨忘记。”历经三次转世的西门闹，记忆已经逐渐淡漠。但是，反讽的是，新世纪西门闹最后转世为人时，他生来就不同寻常：身体瘦小，脑袋奇大，有极强的记忆力和天才的语言能力。刚满五岁，他就有了说故事的本事，告诉人们：“我的故事，从1950年一月一日那天讲起……”。

莫言接受《新观察家》记者采访时说：“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逐渐在宣导一种和解，或者说在提倡一种和谐，和解、和谐最主要的前提就是要遗忘。”反讽的是，莫言自己以写作的形式保持苦难的记忆，却想教他的读者“遗忘”，不知道诗神缪斯，原本是记忆女神的女儿。尽管作者的主观意图如此，他笔下的这一结尾，却象征着老百姓不可能像小说中的作家莫言劝告的那样“忘却身前事”。这里出现了作者的主观意图与作品的艺术效果适得其反的情形，是无意之间处理得较好的故事结尾。

小说还有另一方面的寓意。第五十三章，西门狗死后再次来到阎王殿，阎王对他说：

“西门闹，你的一切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心中，现在还有仇恨吗？”我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

“这个世界上，怀有仇恨的人太多太多了，”阎王悲凉地说，“我们不愿意让怀有仇恨的灵魂，再转生为人，但总有那些怀有仇恨的灵魂漏网。”“我已经没有仇恨了，大王！”“不，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得出还有一些仇恨的残渣在闪烁，”阎王说，“我将让你在畜生道里再轮回一次，但这次是灵长类，离人类已经很近了，坦白地说，是一只猴子，时间很短，只有两年。希望你在这两年里，把所有的仇恨发泄干净，然后，便是你重新做人的时辰。”

这个片段，是小说寓意的“文眼”，是把握其主旨的“门道”，那些只会看“热闹”的人是看不出来的。作者触及到我们时代的一大症结，即“仇恨”教育，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回避了问题的核心。《生死疲劳》中的农村青年在文革期间也搬演过的革命样板戏，是红色洗脑艺术的标本。剧中铁梅的唱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可以作为“仇恨”教育的艺术概括。在中华大地撒遍的仇恨的种子，尤其是“民族恨”的种子，已经到处开花结果。莫言用心良苦，仍然让阎王充当再教育的教师爷，并且在上面提到的访谈中这样现身说法：“事实上，因果轮回律使老百姓得以克制内心的破坏冲动，而继续忍耐下去。”

满纸荒唐言，谁解其中味？权且依据全书文脉和作家的夫子自道索解如下：地主及其子弟，当牛做马的农民，惨遭迫害后的反抗是徒劳的，唯一的出路，是乖乖接受以阎王为象征的强权的惩罚和教育，从而脱离畜生道的轮回“重新做人”。

诚然，许多伟大作家都在写失败的反抗，但他们的作品渗透一种悲剧美。小说家可以提出社会问题，却无须提出解决之道。莫言的败笔在于，他要把“继续忍耐”的解决“良方”硬塞给读者。我们有理由提出质疑：小说中老百姓最具“破坏”性的暴力场面之一，是那些饥民冲入单干户家里，刀砍斧剁了西门驴，这在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年代，难道不是情有可原？西门猪为了阻止阉割而向阉割者发起的攻击，难道不是正当防卫？在此前的莫言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一九八八年）中，那些蒜农之所以冲县政府砸办公室，是因为政府“雁过拔毛”，老百姓走投无路。这令我想起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沙皇专制制度下罪案的分析：有些人犯罪，是因为社会首先犯罪，社会对他们所犯的罪比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要大得多。当然，莫言对当代中国的认识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童年莫言偷了一个红萝卜，跪在毛主席像前承认自己“罪该万死”，遗憾的是，成年之后的作家莫言，却仍然有点像毛泽东的好孩子。

要克制老百姓的“破坏冲动”，光靠惩罚和教育，不能奏效，首先必须满足老百姓的温饱，保障老百姓的基本人权。与小说中阎王殿的酷刑相比，老百姓的“破坏”算不上大恶大罪。真正充满仇恨，始终在寻找敌人杀戮无辜，始终在破坏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利欲熏心的权势者。在《天堂蒜薹之歌》中，莫言借小说情节和人物巧妙地“为我们党敲响了警钟”，可是，十多年后，作者却不敢用因果轮回律来警告权贵不要继续破坏和作恶，不要痴妄不化。

促使中国老百姓行善戒恶的，是善恶有报的因果律的信仰。恶报的现世报在文学中的表现，是常见的“诗的正义”（poetical justice）。莫言的想像，不管如何义胆包天，绝不会想到纵火烧了阎王殿。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有这样的胆量，中文有“火烧阎王殿──鬼哭狼嚎”的歇后语。无常的法教是现成的解构权力结构的慧见。隐喻意义上的阎王殿，也不外过眼云烟。

精芜杂陈的莫言小说

从总体来看，莫言的小说往往芜杂多于精彩。如果喻为一串珍珠，读者便会发现，那里有几颗闪光的珍珠，也有仔细辨认下的赝品，有只见绳索没有串珠的冗长拖沓之处。

瑞典学院在莫言“简历”（Biobibliographical notes）中指出：“《生死疲劳》以黑色幽默描绘那个年轻人民共和国的日常生活和暴烈的根本性变化，而《檀香刑》是那个日益崩溃的（大清）帝国中人性残酷的故事。”

黑色幽默与黑暗美学相关。我一贯强调继承启蒙精神的黑暗诗人或作家的双向烛照：向外烛照社会黑暗，向内烛照自身的心理暗角。早于欧洲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是与野蛮主义相对立的。普世人文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水火不容。我在十年前写的〈民俗文学的庙堂之音─评《檀香刑》的国家主义〉（《议报》，2003年五月一日）一文中指出：这部以义和拳运动为题材描写酷刑的小说渲染暴力，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瑞典学院看到了《檀香刑》所表现的“人性残酷”，却没有指出作为“人性残酷”的解毒剂的艺术美表现在哪里。当然，这也是小说原本就缺乏的。

莫言自己也或多或少看到了这部小说的缺陷。2012年十月二十一日，莫言在《上海电视》与记者刘江涛这样谈到他的遗憾：“《檀香刑》还是受到某些政治方面的影响，描写农民对外国势力强烈的仇恨，这里面还是带着一点肯定口吻的，包括义和团运动，对铁路的盲目抵制和破坏。实际上现在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也未必是很进步的。所以西方有一些读者在批评，《檀香刑》宣传了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就是排斥一切外国的东西，破除一切外国的势力，实际上是民族主义，他们叫国家主义。这个我觉得倒也是当时老百姓一种盲目的看法。实际上，我觉得还应该把这个问题好好处理一下。”

实际上，国家主义（Statism）并不等同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Dictionary.com 对该词的界定较为简明贴切：“国家主义：经济、政治等方面集中而广泛的国家控制原则和政策，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与国家概念相关的，有多个语义有别的词，例如，祖国（motherland），是与人的诞生地相关的地理和文化概念，与偏重于政体的国家（state），含义有所不同。爱国主义应当是对祖国的热爱，而不是对政体的热爱，更不是对专制政体的热爱。

表面上看来，作为历史小说的《檀香刑》弘扬的是大清帝国的国家主义，实际上弘扬的是红色国家主义。这样的倾向是与普世人文主义对立的。在《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等小说中，国家主义的倾向冲淡了，但还是留下的抹不掉的痕迹。

在给莫言的颁奖词中，诺奖评委主席维斯特伯（Per Wästberg）表彰“他的想像的翱翔穿越了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这位作家知道一切而且能够描写一切──一切手艺活、冶炼术、建筑业、下水道、家畜驯养、游击队团伙的花招。他似乎把所有的人类生活带到他的笔端。”“莫言捍卫小人物反对一切非正义──从日本占领到毛主义的恐怖和当今的生产狂热。”（依照瑞典文翻译）

陆机《文赋》云：“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他所概括的文学的这种描绘和想像的功能，是需要许多文人骚客，许多枝如椽巨笔才能做到的事情，绝不是一个作家能独力做到的事情。一个作家的想像，不管如何天马行空，也只能建立在他有限的记忆和体验的基础上。世界文坛任何一位伟大作家─无论是荷马、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都不曾以“想像的翱翔穿越了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莫言的想像，连象征中国的天安门广场的上空都不曾穿越，而《生死疲劳》的故事情节的时间跨度，绕过了那个黑暗年代。我们理解莫言的圆滑或苦衷，不指望不苛求他的想像的折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反对一切非正义”这种逻辑上的全称判断，是不攻自破的。任何一位了解中国并且读过莫言作品的人，都不难发现，思想贫瘠精神猥琐的莫言，缺乏反专制体制的正义感，甚至在某些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体制的辩护士。

无可否定，莫言在有限的程度上暴露了中国黑暗的一面，为农民说话，表达了他的同情。他的小说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红色写作，但无法达到瑞典学院以浮夸的文风拔高了的精神高度。

我曾把人文精神概括为“陶冶爱心，驯化野蛮”八个字。在《生死疲劳》中，人文精神及其对立面有多层次的矛盾表现：一方面是农民对土地的爱，对牲口的爱，人与人之间的互爱，另一方面，作者笔下的爱情往往多肉欲而缺乏情感深度。作者的驯化野蛮，偏向于以阎王为象征的霸道来抑制老百姓的“破坏冲动”。这种逆向的“驯化野蛮”，即用大野蛮驯化小野蛮，与人文主义背道而驰，其后果是助长了大野蛮。

《生死疲劳》被法国人视为拉伯雷式的小说。《巨人传》中的卡冈都亚早年受中古经院教育的毒害，后来是人文主义教育把他解救出来。带着红色文化印记的莫言，接受了他配不上的诺奖。我原本指望莫言把获奖作为一次人文精神的受洗仪式。从他的斯德哥尔摩之行的言论来看，这是不可能的。谈到新闻审查制度时，莫言竟然用机场安全检查的必要性为精神阉割作辩护。更令人失望的是，瑞典学院很难找到新世纪理想的施洗约翰，普世人文主义的净水已经被搅浑了。

选自傅正明着《地球文学结构》（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