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十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父母受折磨之3（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九六七年）
（接上39）
毛泽东派来四川的代表竟是我父母的熟人——宜宾的刘、张二挺：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在我家离开宜宾后，他夫妻两人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挺先生当上了地委第一书记，挺夫人任宜宾地区首府宜宾市委书记。
“二挺”利用他们的职权不断制造冤案，迫害了一大批人。其中一个是挺夫人五十年代初期的警卫。她数次勾引这位年轻人，有一天，她佯装肚子痛，要他替她按摩腹部，慢慢拉着他的手去摸她的下身，警卫马上抽回手，走出了房间。事后挺夫人对丈夫说警卫要强奸她，这位无辜的年轻人于是被判了三年劳改。
有人寄一封匿名信到四川省委揭发此冤案，省委下令进行调查。“二挺”身为被揭发的人，本来无权看这封信，但他们的一个密友私自将此信交给他俩。“二挺”利用权力把宜宾政府上上下下都召集起来“开会”，要每人写一份报告，借此鉴别笔迹。但也没能抓住写匿名信的人。
在宜宾，干部和群众都被“二挺”的淫威所慑服，不断的政治运动不断需要有牺牲品，为“二挺”提供了整人的机会。一九五九年，“二挺”整掉了宜宾地区专员李鹏。此人是在一九五三年接替我父亲任专员的，是一位长征老红军，外号“李草鞋”，因为他总穿一双农民的草鞋——以示自己不忘本。“李草鞋”在宜宾深受爱戴，使“二挺”妒火中烧。在大跃进期间，脾气耿直的“李草鞋”不愿强迫农民去炼钢，一九五九年又直言不讳地警告农村正发生饥荒。“二挺”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解除职务，开除出党，下放到一家酿酒厂的食堂当采购员。饥荒年中他饿死了，本来他的老红军资格和他的职务可以比别人更可能吃饱肚子，但解剖医生切开他的胃时，发现里面只有稻草。他至死是一位廉洁的人。
一九五九年还发生了另一桩案件。一名医生被“二挺”定罪为“阶级教人”，理由是他说了有的病人是饿死的——那时谁也不敢这么说。“二挺”制造的冤案有数十个，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写信给省委控告他俩。一九六二年，温和派在中央占上风，在全国各地为以前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四川省委也组织专门的人调查“二挺”，结论是两人滥用职权、陷害无辜。“二挺”被解除了职务，软禁起来。一九六五年，当时任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签署一项决定，把他俩开除出党。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二挺”设法逃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他们说自己是狠抓阶级斗争的英雄，说正是由于勇于和阶级敌人斗争，他们才被旧的共产党当权派所迫害。当时我母亲也在北京，与他俩在“上访接待站”巧遇。他们很热情地问她在北京的住址，但我母亲没有告诉他们。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发现了“二挺”。通过陈伯达的关系，毛夫人接见了他们，结果一拍即合，江青热衷于文化大革命，与其说是出自政策使然，毋宁说是报私仇——而且常常为了一些极琐碎的小事。她操纵斗争刘少奇夫人就是典型一例。她对红卫兵说，她非常愤恨刘夫人常陪着丈夫（国家元首）出国访问。毛泽东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而且也没有带她去。这还不算，在出访中，刘夫人身穿美丽合身的旗袍，还戴着项链。当时的中国，人人像苦行僧似的，没人敢这样穿戴。江青数次找到红卫兵诉说对刘夫人的妒恨，说到伤心处还声泪俱下。红卫兵心领神会，在斗争刘夫人时，逼她穿上过去出访时穿过的衣服，戴上乒乓球串成的“项链”。刘夫人被定罪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逮捕入狱，差一点被整死。
早在三十年代，江青在遇到毛泽东之前是上海的小演员，每每感觉被文化界的显要人物冷落了。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地下共产党的领导人，一九四九年后，大部分都成了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的官员，为了报复这些人事实上或想像中对她在上海的羞辱，三十年后，毛夫人用尽一切办法要在他们的工作中找出“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来。（此处删去一句）。结果整个中央宣传部，甚至全中国上上下下的宣传部，都被毛泽东定为“阎王殿”而被“砸烂”。
她还整那些在上海时期她所忌妒的演员。一名女演员叫王莹，三十年代与江青争演《赛金花》的女主角而取胜。三十年后（一九六六年），江青把王莹和她的丈夫弄成死囚。王莹于一九七四年三月在狱中自杀。另一名著名演员叫孙维世，延安时期曾与江青同台在毛泽东面前演过戏，显然比江青更像个明星，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上层人物都喜欢她。孙是周恩来的养女，不觉得自己有必要去巴结毛夫人。一九六八年，江青下令将她和她哥哥逮捕。她死在狱中的酷刑下，甚至周恩来的势力也不足以保护她。
毛夫人的心狠手辣逐渐被小道消息广泛传播开来，从大字报登载她自己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禀性，她后来几乎成了人人仇恨的对象，但在一九六七年年初，她的恶行仍然很少有人知晓。
毛夫人和“二挺”是同一类人，（此处删去一句），他们的行为有个专有名词：“整人”。他们整起人来从不知疲倦，手段之毒辣血腥，实在是登峰造极。一九六七年三月，毛泽东签署了一项文件宣布给“二挺”平反，并授权他俩人来四川省组建革命委员会。
一个过渡性的权力机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委会成立了，一共四个人：两个军人，成都军区（中国八大军区之一）政委张国华、司令员粱兴初，再加上“二挺”。毛泽东说，每个革命委员会都要由三种人组成：军队的代表、造反派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革命干部代表从以前的共产党干部中选择，完全取决于“二挺”的好恶。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二挺”来看我父亲，他们想拉他合作。我父亲一向享有正直、公正的声誉。甚至“二挺”这样的人也赞赏他的品德，特别是他们知道当他们被罢官软禁时，我父亲并没有落井下石。当然，他们也需要像他这样能干的人。
我父亲以应有的礼貌接待他们，我姥姥则十分热情，她对他俩害人的事不知道，只记得在我母亲怀我时，是挺夫人下令把宝贵的美国药物都给了我母亲，治好了她的肺病。
当“二挺”走进父亲书房时，姥姥就在厨房里忙开了，准备包饺子招待客人。她忙着揉面、剁肉馅、切香葱、拌调料、做辣椒油。厨房里一片抑扬顿挫声。
“二挺”对我父亲说，他们现在平反了，回四川来主持工作，他们已去过宣传部，从造反派那里听说了他给自己惹的麻烦。尽管如此，他们念在宜宾同事一场，现在仍很看重他，希望和他一起工作。他们许诺他只要愿意合作，他说的那些话可以一笔勾销。他们还暗示他甚至可能官加一等。
我母亲先前已从街头大字报上看到了有关“二挺”出任的事，告诉了我父亲，父亲却说“千万不要相信这种谣言，这是不可能的事！”他完全不敢相信毛泽东会把这么重要的职务让这两人来担任。现在他竭力压抑对来者的厌恶，说他很抱歉，无法接受他们的好意。
挺夫人冲口而出：“我们是在帮你的忙，换了别人，求都求不来。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人？我们又是什么人？”
我父亲生了气，高声说：“不管我是什么人，我自己做事自己当，不和你们搅在一起！”随后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我父亲说他认为过去共产党组织给“二挺”的处罚是对的，他们根本不配担任重要职务。“二挺”被这些意外的话弄得目瞪口呆，警告他说话要小心，是毛主席亲自给他们平的反，还称他俩是“好干部”。
我父亲的愤怒一发不可收拾了，他说：“毛主席怎么可能知道你们两人的全部作为呢？你们算什么好干部？你们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说“犯罪”这两个字。
挺夫人高声喊叫起来：“你胆子也太大了！毛主席的话你也敢反对！林副主席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你难道不知道？”
我父亲说：“如果一个人能说一句顶一句，就不错了，怎可能一句顶一万句呢？通都不通。”
“二挺”后来对造反派说，他们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警告我父亲，说他的思维方式、言论都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而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父亲说有机会的话他要找毛主席辩论。这些话在当时听上去不啻是自杀，“二挺”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站起身就走。
我姥姥听见愤愤的脚步声，跑出了厨房，双手因为忙着包饺子而满是面粉。她迎面碰上挺夫人，笑着请他们留下来吃饭。挺夫人没理睬，一扭头登登地走出了我家。走到楼梯转弯处，她停下来，转身生气地对站在楼上的我父亲说：“你是不是疯了？我最后一次问你：你后不后悔？想好没有，还拒不拒绝我的帮助？你要明白，我现在要怎么处置你都行！”
我父亲回答：“我不和你们打交道，我和你们不是同一路人。”姥姥还站在楼梯口，惊慌失措，父亲径直进了他的书房。他几乎马上又出来了，手上拿着砚台走进了盥洗间。他往砚台上滴了几滴水，沉思着返回书房。他在写字台前坐下，一圈一圈地磨墨，磨好后，把一张纸摊在桌上。不一会儿，就写出了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信的开头是：“毛主席，我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请求您停止文化大革命。”他接着写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种种灾难，信的结尾说：“像刘结挺、张西挺这样的人居然被授以要职，掌握千百万人民的生杀大权，我实在为我们的党和国家感到十分担忧。”
他写好了信封“北京：毛泽东主席收”，便拿着这封信去了街口邮局。在那里，他对柜台后面的营业员说寄挂号信。营业员接过信，瞥了一眼，竭力不动声色。我父亲接过挂号信收据后，走回家——等待。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