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话说到此，如果有人以为马克思仅仅只是热衷于跟人这样打打笔仗，斗斗嘴皮子，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不仅热衷于此，而且在政治活动中也喜欢四面树敌，到处出击，甚至与人一言不合，就喜怒形于色。正像有人描绘的那样，“带着尖锐而辛辣的嘲讽，他在公开会议和私人聚会上向对手发起了进攻。他领导了一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向其他的共产主义作家和宣传家发出了猛烈的批判炮火，将他们的主张炸得粉碎。”（11）下面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例子。
（11）《革命道德》中文版，第185页
马克思的第一次政治实践始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中叶的布鲁塞尔，当时他一手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试图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与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架起一座互相联系的桥梁，这个通讯委员会便是后来所有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雏形。
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魏特林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虽然也主张推翻现存制度，但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并不相同。
1845年，魏特林来到了布鲁塞尔，为了争取他，新成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邀请他到马克思的房间里参加讨论。当时出席的人中，有恩格斯、日果、魏德迈等人，还有马克思在巴黎认识的俄国旅游者巴维尔．安年柯夫。事后，巴维尔．安年柯夫生动记录了马克思与魏特林这次见面时发生冲突的戏剧性情形：
我们随意地互相介绍自己，但是极为恭敬地提及了魏特林。我们坐在一张绿色的小桌旁。马克思坐在桌子的尽头，手里拿着一支铅笔。他像狮子一样的头微屈在一页纸的上方；恩格斯，这位宣传工作中工人的同伴和同志（他把二者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了一起），高大笔挺，英国人一样的高傲严肃，首先开始了发言。他谈道，有必要向那些全身心转化自己劳动的人们解释他们的观点，并就此达成一个普遍的、可以成为缺少时间和机会进行理论研究的所有追随者的旗帜性学说。恩格斯的发言还没有完，马克思抬起了头，转向魏特林，说道：“告诉我们，魏特林，你在德国的宣传制造了这么大的声音：你证明自己行动合理性的根据是什么？将来你打算把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唐突的问题，因为它发生在热烈讨论的开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非常简短。魏特林似乎想在通常的自由谈话的气氛中继续讨论。他用一种严肃的、有点忧虑的表情开始解释他的目标不是要创造一些新的经济学理论，而是要用那些非常正确的理论（正如法国实践所表明的）打开工人们的视野，看到他们的令人恐怖的境况和一切不合理现像（它已成为压迫工人的统治者和社会的笺言），教给他们根本不要再去相信统治者的任何承诺，而只有依靠自己，以民主的和共产主义的团体形式组织起来。他说了很长时间，但是令我震惊的是，与恩格斯相比，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他表达混乱，很不好，不时地重复、纠正、最后艰难地得出了结论，这些结论要么得出来的太迟了，要么在命题陈述之前就得出来了。现在与他的听众完全不同于通常由于他的著作聚集在他的周围或读他的有关当代经济体制的报纸或小册子的那些人：因此他的发言和思维变得紧张起来。如果不是马克思皱着眉头生气地制止了他，并且自己开始了回答的话，魏特林很可能会继续谈下去的。
马克思嘲讽的发言摘要如下：为了不给人们的行动以任何坚定的、深思熟虑的理由而唤醒他们，就要完全地欺骗他们。马克思继续说道，正如刚才提到的，无法实现的希望的发生只能导致受苦者最终的毁灭，而不是他们的得救。唤醒工人如果没有一种严格科学的思想或建设性的学说（尤其在德国），那么这就等于宣传空洞的、骗人的游戏，它一方面冒充为富有灵感的预言者，而另一方面只不过是裂开的肛门——魏特林苍白的脸缓和过来了，他恢复了生气，发言变得自如了。他用激动的声音充满感情地开始试图说明一个人以公正、团结和兄弟般互助的名义，把数百人集结在同一旗帜之下，这个人不能被认为是完全的徒劳、毫无疑义。魏特林通过这样的方式就今晚受到的攻击安慰自己，即他记得他收到的从自己的祖国各地寄来的数百封充满感激言辞的信，以及他认为自己谦逊的基础工作对共同事业可能比那些远离正在遭受和已经遭受苦难的人们的思想的批判和重要分析更有意义。
一听到上面这些话，马克思终于失去了控制，“呯”的一声把拳头砸在了桌子上，桌上的灯剧烈地滚动起来。他“呼’地站起来，说道：”无知还从没有帮助过任何人！“我们跟着他，离开了桌子。座谈结束了。当马克思异常焦躁、异常愤怒地在房内踱来踱去的时候，我匆忙离开了他和其他人回家了，我对自己刚才看到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12）
（12）戴维．麦克莱伦着《马克思传》中文电子版，第158-160页
从事情的整个经过来看，讨论一开始，马克思就毫不客气地对魏特林提出了质疑，当魏特林阐述自己的想法时，话才说到一半，马克思又极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发言，并很不礼貌地开始对他进行嘲讽。接着，当魏特林为自己辩护，并向马克思发起反击时，马克思竟然怒火中烧，当场就跟魏特林闹翻了，使得这次见面不欢而散。这桩事虽说不大不小，但将马克思在政治活动中如何好斗的特点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常言道泰山易移，本性难改。就是到了晚年，马克思好斗的个性也依然如故。根据戴维．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传》中的记述，晚年的马克思年老易怒，有着日益增强的孤独感，只有非常偶然的时候他的热情才会被点燃——“例如当他突然被告知他的理论在俄国获得了成功，他激动地说：‘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13）可见，即便是到了生命力衰竭的老年，能让马克思激动的还是“打击”他眼中的敌人，难怪他对于幸福的理解只有两个字：斗争。
（13）戴维．麦克莱伦着《马克思传》中文电子版，第471页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