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尽管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已经有了明确的救世主意识，但总的说来，他的这种自大在当时和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还是比较抽像和空泛的，并无具体的内涵。直到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理论之后，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此时的马克思，已不再以泛泛意义上的救世主自居，而是当仁不让地充当起了无产阶级的先知和导师，他的自大狂人格因此也获得了明确具体的内容。
众所周知，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与今天不同，资本主义制度还不成熟，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思想此起彼伏，鼓动工人起来造反、夺取国家政权的大有人在，但在如何进行工人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上，他们彼此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与那些主张通过简单的地下密谋和武装暴动夺取国家政权的人截然不同，马克思始终强调理论研究和宣传对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意义，强调启发所谓无产阶级觉悟的重要性。“马克思深信，只有在无产阶级有了充分的觉悟后，他们才能够准备去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现像进行透彻的了解。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认为，他能够通过写作一系列的小册子和文章，最后通过写作一部将所有观点都融为一体的经典著作，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工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自己的思想与工人之间的联系。他将概括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并揭示资本在对劳动的剥削中所起的中心作用。他将组织工人协会来讨论这些观点，只有等到这些组织建立起来后，真正的行动才有可能。革命的最终爆发，不是根源于愤怒的冲动，也不是根源于一小批机会主义者，而是根源于群众的广泛教育，是建立在群众对阶级反抗有着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的。”（13）
（13）《革命道德》中文版，第177页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所谓无产阶级的充分觉悟是革命获得成功的必备前提，不具备这个前提，革命只能是一场因盲动而失败的冒险。也正因为如此，他被一些偏爱行动的造反者讥讽为“躺椅上的革命家”。
那么，怎么才能启发无产阶级，让他们充分觉悟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就得靠理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始终坚持，理论的发展应该先于行动，在发动革命之前，必须有某种理论去说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以此作为所谓革命的依据。一个人如果不能为自己的行动找到某种合法化的基础，他就不能领导一场革命运动。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所谓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遵循这样的逻辑：先由领袖人物通过研究创立革命的理论，接着是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宣传这种理论，从而使工人阶级获得充分的觉悟，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夺取国家政权，取得所谓革命的成功（创立理论→宣传理论→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革命成功）。显然，在这个过程中，理论研究和宣传不但是最先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
马克思曾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强调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4)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9页
那么，在当时存在的各种共产主义理论中，究竟谁才是能“抓住事物的根本”，“能说服人”的理论呢？换句话说，哪个理论才是能够引导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走向成功的保证呢？
从实际情况来看，欧洲的工人运动一向不缺少理论，无论是在马克思之前，还是与他同时，或是在他之后，都有不少人提出了自己有关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独特主张，并在积极宣传这些主张。但在马克思看来，当时流行的各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即便是圣西门、欧立叶的空想共产主义，虽然曾经有过一定的价值，后来也过时了。相反，只有他才第一次发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历史规律，因而只有他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才是关于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才是唯一能够把这个革命引向成功的保证！离开了他的理论，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一事无成。正所谓要想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舍我马克思其谁也？！可见，不管是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马克思都把自己当成了无产阶级的唯一先知和导师——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救世主。
先知和导师当然代表了绝对真理，永远都是正确的。马克思的这种自大使他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持任何异议。美国参议员K.舒尔茨与马克思打过交道，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对这一点做过生动而形像的描述。他说，“马克思的话确实意味深长，清晰而富有逻辑，但我还从未见过其举止如此令人恼火和令人无法忍受的人。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意见，甚至不会出于尊重而屈尊考虑一下。对任何反驳他的人，他都予以极度的蔑视；对每一种他不喜欢的观点，要么辛辣地讽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无比的愚昧，要么轻蔑地诽谤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动机不纯。我极为清楚地记得他以一种伤人的傲慢宣说‘资产阶级’这个词：资产阶级，也就是令人厌恶的精神和道德极端堕落的样板，对每一个胆敢反对他观点的人他都谴责为资产阶级。”（15）
（15）戴维．麦克莱伦着《马克思传》中文电子版，第475页
马克思的这种傲慢甚至也体现在他与恩格斯等密友的关系中。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是马克思当年的朋友，他曾感慨，“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马克思生前，总是不断地与人争吵，跟政敌，跟朋友加敌人，跟同志；有时候是因为大的政治问题，有时候是为一点无价值的鸡毛蒜皮。每次争吵，正确的永远是他，实在万不得已就是恩格斯。如果不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马克，他也不会让恩格斯正确。”
普鲁士陆军中尉K.福格特的印像与巴库宁可谓不谋而合。他说，“恩（格斯）和他所有的老同事，尽管他们有着非凡的天分，但远远在他的后面和在他的领导之下。如果他们胆敢片刻忘记这一点，他就会用一种可以与拿破仑媲美的厚颜无耻把他们推回他们的位置。”（16）
（16）戴维．麦克莱伦着《马克思传》中文电子版，第476页
事实正像威廉．H．布兰察德教授所概括的那样：“马克思肯定有着担当领导的狂热。他的共产主义同僚们很快就发现，他们必须按照他指定的方向走，否则就会成为他的对手。恩格斯这位在财政上支持马克思的人，成了他政治上的伙伴。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与马克思的关系没有别的任何选择，只有跟着他走。”（17）
（17）《革命道德》中文版，第200页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