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3年04月11日讯】我曾是黑龙江省佳木斯《三江晚报》的一名记者。
1997年3月20日，《黑龙江日报》社会新闻版头条刊发了我采写的一篇《春种秋少收，坑农法难容》的纪实报导。相隔四天——1997年3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向全国简要播出了我采写的这篇报导。黑龙江省调查处理组来到了佳木斯，将这起严重坑农害农事件严加处理了，把那几个坑农害农事件郊区领导抓进了监狱。
两个多月后，佳木斯市委书记徐发一声令下，就把我赶出了《三江晚报》社。理由是：“王相礼这样的记者不能用了！我好好地一个郊区领导班子，被他的一篇报导整瘫痪了（市委召开扩大会议时说的）！”
为了生活，我只好跟妻子开了一个小吃店。从此时起，我也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佳木斯的警方在徐发等人的指令下，从各个方面找我的小脚。终于有一天，他们找到了我与邻居纠纷的一件事儿，就把我关进了佳木斯市公安看守所。52天的监狱生活，使我彻底地看透了社会本质。
今天，我就把这件事儿来叙述一下吧。
警察是这样办案的
2002年4月22日晚上，佳木斯市前进公安分局治安科长冯敬带领着十几个警察，来到了我那个小吃店把我抓到了中山派出所。
冯敬拍着桌子恶狠狠地说对我大发雷霆：“王相礼，你现在不是记者了！你这个刀笔邪神，我们现在也就不怕你了！你跟别人打架的事儿，我们已经立案了！虽然这个事儿不大，论公安条例来讲，你也不够抓，更不够判。但是，我们已经接到了上面的指示，决定严肃处理你！”
面对他们装腔作势的样子，我并没有害怕。我很坦然的就把那次跟人家争吵的事儿叙述了一遍。可是冯敬这个恶警把桌子一拍：“你他妈的还辩解？！你是个不安定分子！这是市委宣传部对你下的结论！你他妈的在当记者的时候，你写的报导收拾了多少人？！我们当公安容易吗？我们下面的民警为了收点儿社会治安费，你他妈的连发了三篇报导，市政府纠风办就查处了我们十几个公安人员！火车站外的十几个公安为了维护治安，你他妈的一篇报导，市政府就把这些人停职检查了！佳木斯郊区政府领导向农民摊派了点儿种子和化肥，你他妈的也在省报上给曝了光。整个佳木斯郊区，被你他妈的整瘫痪了！”
“也就是说，你反对新闻的舆论监督了！”我冲着冯敬说。冯敬大怒了：“操你妈的，你还敢跟老子强嘴！老子办了一辈子案，还没有遇上你这样的东西！要是换另一个人，老子一声令下就把他打得喊爹叫爷爷！”
中山派出所的所长程耿拦住了冯敬的话，说：“王相礼，既然你在我们这个管区住，对我们就得规规矩矩的。这么办吧，只要你交上一万元的治安罚款，我给你把这个事儿平息了。”
副所长宋亚巍说：“王相礼，你这个人就是属毛驴子的，牵着你不走，打着你才走！前几次，我们到你小吃店收治安费，你不但不交，还跟我们论理！你一个电话打到了市局宋局长那里，宋局长把我们都收拾了。今天，你要是不拿出一万块钱来，就把你送进看守所，让你进去吃窝窝头！”
这时，冯敬又变了一副脸面，给所长和副所长使了一个眼色，奸笑着说：“其实，你这个人，我也是很佩服的。我是前进公安分局的治安科长，你是个山东人，我也是个山东人，是老乡嘛。你如果家里困难拿不出一万块钱，拿五千也行。你不是不知道的，看守所那个地方是好进不好出的。只要你交上了罚款，就把那个小吃店卖了算了！惹那个气干啥？！”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有人看好了我那个开小吃店的房子，所谓治安罚款那纯粹是一个借口！这就是我最大的失策，忘了“秀才遇上了兵，有理也说不清”的这句中国古老的民间古训。
冯敬又变脸了：“操你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告诉你，老子冯敬在公安局办的案子，谁也翻不了！你给老子们上政治课？你他妈的瞎了眼！”
程耿恶狠狠地说：“以妨碍社会治安给他定罪！把他送看守所！”
那个时候，我太幼稚了。当时心想，我没有犯罪，他们敢把我关进看守所吗？这毕竟是共产党的天下，人民民主专政也不可能把一个平白无故的人关进看守所去专政啊！面对这些恶警这样亵渎法律，我就对他们喊了起来：“你们是人民的公安，还是土匪帮？！”
“你们是根据什么法律来抓我？！”我大声喊叫了起来，“拿出法律的条款来！朗朗的乾坤，你们随便抓人，这是犯法的！”
“啥是法？老子就是法！”冯敬一拍桌子，朝着两个民警说，“把他铐起来！”那两个民警就给我带上了手铐。那些穷凶极恶的恶警不分青红皂白，办案子不依据法律来办案。在他们的眼里，他们就是法律。他们靠的是拳头、皮靴、警棍和大棒子！
我大声叫喊着：“你们不是人民的公安，你们是土匪强盗！”
冯敬一下子被我激怒了，朝着我的腿部用力就是一脚，当时就把我踢倒在地上。几个警察一齐动手，把我一顿暴打。接着，将我押上了警车送进了看守所。
303监室的洗礼
在看守所的检查室里，一个看守员和一个被关押的人对我实施了一番搜身行动。那个看守员我认识，此人叫赵勤，几年前，赵勤是我的邻居。
赵勤问：“王记者，你犯了啥罪？”
我就把上述的事儿说了一遍，他很同情我，就把我关进了107监室。
107监室里关押着十几名人犯。这些人的罪过并不大，他们都是被拘留来的，最多也就是关三个月。这个监室里的大马牙子（牢头）我早就认识，他姓应，名叫应方元，是郊区沿江乡泡子沿村的出纳员。由于这层关系，在这个监室里我没有遭受毒打。
第二天上午，中山派出所副所长宋亚巍领人来提审我了。他们见我身体没受到摧残，感到很惊讶。随后，宋亚巍就说：“即然把你关进来了，你就不用梦想平安地走出去！冯科长说了，对待你这个顽固不化的家伙，就得实施专政！让你拿五千块钱来免灾，你不拿，这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你这个当记者的，家里还没有五千块钱吗？！你给谁写一篇报导，谁也得给你拿个三千两千的……”
说句实话，我在《三江晚报》当记者那些年，虽然报导写得不少，但我没有收过任何人的一分钱。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都是凭着良心去做。我住的那个小平房，是花一万七千元买的。这一万七千元中的一万元是跟哈尔滨我的大舅子借的。剩余的那七千元里中有两千元是我跟郊区我的一个朋友借的。至于那五千元钱，都是我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在我被赶出报社之后，我跟爱人在街头上卖水果挣了几个钱，还上了大舅子哥和朋友的钱。
我说：“你们调查吧，我要是收人家二百元钱，你们说怎么治罪就怎么治罪。”
一个民警说：“这个事儿，我们三年前就调查了。目前，还没有结果。我们相信，你这一次进来了，以后也就有结果了。”
宋亚巍一计不成又来了第二计，又对我说：“你骂我们是土匪帮，这个情节就更严重了！你骂得不是我们，你是在骂共产党！”
“放屁！”我一听就火了，“你能代表共产党吗？你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干得是土匪强盗的勾当！”
结果是可想而知。在提审中，我又被他们暴打了一顿。
也就是这一天，狱警把我调到了303监室。在佳木斯看守所的303监室里，关押着都是些重要人犯都是重刑犯，他们有的是抢杀出粗车司机的，有的是图财害命的，有的是抢银行的等等。在这个303监室里，我遭受了歹徒们的残暴毒打。看守员不动手打，而是让那些强盗来收拾我。
我最恨的就是那个看守长张志，这个最凶狠的家伙都赶上《红岩》中的猫头鹰了！说起张志来，我不但认识他，从前我们是邻居，有几次他的述职报告还是我替他写的呢。那天，我叫他了一声：“老张，你不能把我调到303室。”张志的双眼一瞪，大声骂我道：“操你妈的，我认识你吗？！我是看守长！”这个这个毫无人性的家伙，一脚就把我踢进了303室。
我一来到303室，就被这里面的四个凶神扒光了衣服，开始“洗礼”了！两个凶神擒着我的两只胳膊，另外两个凶神一个在自来水管子上用脸盆接水，一个端着水向我头上浇凉水。他们用两个脸盆来回换着接凉水，用很小的水流浇我的头顶！佳木斯的4月底，那是白天化冰晚上结冰的季节。自来水又是七十多米的深井的凉水，那是透心地凉啊！28盆凉水，就把我冰得昏了过去！现如今，当我回想起那个场面，心还在颤抖啊！
我面对的是那些穷凶极恶的囚徒，他们要是整死你，那是跟玩儿似的！三个多小时后，我才苏醒过来啊！继之，我就被他们“开飞机”、“开火车”地折磨起来了。
303监室那是一个人间地狱啊！一连三天，每天的两个窝窝头，我只能得到一个吃。那一个窝窝头，被那个叫“小龙”的二马牙子（牢头的二号人物）攥成了碎末，扔到大便池子里用自来水冲进下水道里去了。
第四天，303监室的大铁门前走来了一个30多岁的在押人员。他对着门缝小声说：“小涛，大前天关进来的那人是我的大哥，我有话要跟他说。”
小涛是303监室的大马牙子，他很吃惊地说：“王一丁，他是你的大哥？”王一丁点了点头，说：“是我大哥，他是报社的记者。”小涛他很吃惊地看着我，问：“你是记者？”我点了点头。
对于王一丁这个人，整个佳木斯看守所里被关押的人都知道他的底细。此人的根底很深，老丈人是北京国宾馆的总经理，他是涉嫌咋骗两亿七千万元的房地产，被警方从珠海市抓来两年多了。由于王一丁家里有钱，在看守所里住高间，一天三顿大米白面，鸡肉、鱼、蛋随便吃。看守所里的看守们，都对他敬三分。
小涛将我拉了起来：“老大哥，对不起你了。这几天，俺们也不知道你的身份啊！”我跟着大马牙子小涛来到了门前。那个王一丁从大铁门的小窗口递给了我一条烟，说：“大哥，你把这条烟给弟兄们分一分。中午，我再给你送吃的。”我站在那里愣住了。对于这个王一丁，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为啥给我送烟呢？
王一丁怕我再问别的话，就说：“大哥，你也不用害怕了。这几天，我们那个高间的人都合计了，你这个案子是冤枉的，纯粹是他们在陷害你。在我那个监室里，岳行长（佳木斯建设银行的副行长）认识你，建筑公司某某某也认识你。你当记者得罪了权贵，这是他们在陷害你。不久，你就会放出去的。”嗷，我一下子明白了。
自此之后，在303监室里我不但不受毒打了，而且还能吃“头槽饭”了……
触目心惊的几个场面
在少年的时候，我多次看过长篇纪实小说《红岩》。但是，《红岩》中的那个“中美合作所”，是国民党关押共产党要员的地方。佳木斯看守所，是佳木斯公安局关押罪犯的地方。这是两所不同性质的看守所。可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看守所的规矩和刑法，跟《红岩》里的“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刑法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惨无人道的刑法。
就说是吃饭吧。不论是白公馆，还是渣滓洞，里面的“犯人”，有时候吃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和回锅肉呢。可这个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每天只能吃两个窝窝头。菜呢，那是土豆汤。说起这个土豆汤来，还不如农村老百姓家的猪吃得好。看守所里的土豆汤，里面的土豆不但不洗，而且连皮也不削，切两半儿就下锅，煮熟了再加上盐。所以，每当我们剥着皮吃完了土豆，再喝那碗汤，剩在碗底下的那是一层泥！这个汤不喝不行啊，如果不喝，那窝窝头就咽不进肚子里去呀！
各个监室里吃饭分“头槽子”、“二槽子”、“三槽子”。为啥这样叫呢？关进这里的人都被称为是牲口。只有牲口吃食的工具，那才叫“槽子”。头槽子饭是大马牙子、二马牙子以及门头吃。他们吃完了，才轮到二槽子。吃二槽子饭的是那些打手们。等到那些打手们吃完后，才轮到三槽子的人来吃。吃三槽子饭的人，是最低层的人犯。一个窝窝头轮到了他们，只能吃半个了。
半个月后，我的案子得到了进展，管教就把我调到了216监室。216监室里关押着是经济犯。这个监室的大马牙子，名叫黄学忠，是大连国际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黄学忠为人根本，不但不打骂同监室的在押人员，他还不定期地给人们吃他花钱订的饭菜。
有一天，检察院派人来提审我了。我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检察院的那个人说：“老王，这个案子不成立，明天我就退回去……”
我在回监室的走廊里，看到了一个让我很吃惊的场面——两个看守员拿着棍子在打两个农村妇女。那两个妇女被打得在地上来回翻滚着，看守员一边打一边大声叫骂着。一个看守员告诉我，她们是法轮功人员，关进来半个月了。本来是要放她们回家的，可她们家里不送保释金。
也就是在这里，我还看到了另一幕：食堂的一个厨子端来几个窝窝头，扔给了大狼狗。可是，大狼狗们闻了闻竟然没吃。那个胖厨子大声骂道：“你们想吃啥？窝窝头还不吃？！老犯们想吃还吃不到呢！”另一个厨子的手端着半盆肉包子走来了，笑了笑说：“它们都吃馋了，能吃窝窝头吗？！”说着，就把这半盆大肉包子放在了两狗的面前。那两条大狼狗摇着尾巴，吃起肉包子来了。
在看守所被押的人员，玉米面窝窝头都不给吃饱，大狼狗们竟然吃大肉包子！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反差呀！
两天后，公安人员又来找我了——这是一个曾经与我关系很不错的公安宣传干事。当年，我在《三江晚报》当首席记者和编辑的时候，曾给他编发过许多文章。在我被关押之后，我爱人为了拯救我，曾经去求过他。
他这一次来，给我带来了几个面包。他说：“老王，打人袭警案子不能成立了。但是，也不能放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一个普通人，很多人都怕你。看守所这个地方，只有错抓不能错放。我跟宋局长研究了，想尽快放你出去。这么办吧，你就说自己是法轮功人员，只要你能承认了，我们就放你出去。”
我说：“这个我是做不到的。因为我没有学法轮功，跟法轮功人员也没有接触……这个事儿，谁都知道，我不能说瞎话。”
“你好好地考虑一下吧，为你的事儿，佳木斯很多大老板都出面了，有一个市政协委员上书到了市委，为你喊冤。我们也不能等闲视之了。”他又小声告诉我，“这个案子是前进公安分局冯老三办的，冯老三是公安先进人物，他就是办错了也不能纠正。当初他向你要两千元钱的治安费，你要是没有这些钱，给他伍佰元也就算了，破财免灾吗。可是，你非跟他较真不可！”于是，我就把冯敬向我要一万元钱的事儿说了出来。他很惊讶地看了看我，说：“啊，原来是这样……”
我在回216监室的走廊里，又看到了208监室里的一幕——
208监室是一个特别的监视，里面只关押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个男的，躺在地板上，手脚被分开身体成大字型绑在地板的铁环上，就像是耶稣被绑在十字架上一样。
“我要大便，憋不住了！”那个被钉在地板上的人有气无力地叫喊着。
“操你妈的！有屎，你就拉了裤子里！有尿，你就尿在裤子里！”一个凶神管教大声骂道。
我的脚步停了下来。那个管教朝我踹了一脚，大声骂道：“你不认识他吗？农校的任宏新，一个顽固不化的法轮功分子！”
这个很凶的管教，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他的名字叫徐德厚，是一个对待犯人最凶狠的家伙。
我只好低着头弯着腰快步朝216监室走去……
几天后，我又被叫出来了。当我走到210监室门前的时候，被一个大骂声吸引住了——我向这个屋里望去，只见这个监室里放着许多铁笼子。其中，一个铁笼子里关着一个人，他的浑身佝偻着，就像是蛋壳里的小鸡仔儿。
人犯被关进笼子里，那是最高级的刑罚了。这些铁笼子有一米二长，六十多厘米高，六十多厘米宽。人被关进去，躺也躺不下，坐也直不起腰来，只好像蛋壳里的小鸡仔一样佝偻着。
“王相礼，你他妈快走！对待法轮功，对待邪教，关他们进笼子，你有啥好看的？！”一个管教朝我大声喊了一声，“快走，某某主任在等你谈话呢！”
我签了“不上访，不告状，不翻案”的保证书
我来到了看守所长的办公室里。前几天的那个人又来了，他给我带来了几个面包和几根火腿肠。对我很和气地说：“王相礼，只有一条路摆在你的面前了，只要你写一个‘不上访，不告状，不翻案’的保证书，马上就放你走。”
“是给我定的是什么罪呢？”我随口问道。“这个，你就不用问了。只要你在上面签字和按手印，什么案子都是假的。到时候，你就可以翻案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也没有表态。他看了看跟前没有人，就小声说：“其实，这个保证书根本不起作用的。只要你出去了，一切你就好办了……那个保证书，不起法律作用……你要听我的话，今天你就出去了，你老婆和律师在大门外等着你呢。”
随之，我就在一张纸上写上了“保证书”。在这张保证书上，我写道“不翻案，不告状，不上访。”下面就落上了我的名字。不一会儿，我就跟着他走出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大门外，终于见到了与我分别52天之久的妻子。妻子告诉我，为了能让我安全地走出看守所，她把住房卖了，又借了一万多元的外债，四处打点了公安、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之后，为了还债，我不得不又卖掉了开小吃部的那个小房子。
在此后不久，中山派出所长程耿在一次召开辖区的居民委领导会上说：“王相礼不是个刀笔邪神吗？也被我们制服了！本来，那个小事儿不算是什么，最多也就是罚个二百块钱的治安费。但他敢骂我们公安是土匪帮，就把他抓了，还判了他的刑！他能咋地个我们？！回报社上班的门，也被我们给他堵死了！”
此时，原佳木斯市委书记徐发已经升迁到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了。之后，我就到北京告状去了。在北京，我一边干工作挣钱养家，一边告状。
2005年，徐发因腐败案跳楼自杀。我的那个冤案，也就真相大白了。也就是这一年，佳木斯市政府信访办主任来北京找到我，说是他们已经接到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对我“落实工作”的指示了。佳木斯市委和市政府，让他来北京接我回佳木斯工作，还是进报社当记者。
当时，我考虑到老婆孩子都在佳木斯，也就跟着回来了。可是令我失望的是，回到佳木斯后，我的工作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解决！现如今，那些当权者有的下台了，有的死了。我的这个冤案和工作，也就算是没有指望了。现在，穷困潦倒，连住房也没有啊！只好租房子住。我五十多岁了，不但没钱交养老金，生活也是在贫困之中！想想今后的事儿，我不寒而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在我和我的家人身上体现不出来呢？看病没医保，生活穷困没有低保金。
我见过很多人，他们家里不但有小汽车，还有数十万元的存款，还住着一个大院子，他们的父母还拿着政府的低保金。类似的事儿，不论是在佳木斯市内，还是在郊区农村，我见到的这些人太多太多了！这也许就是那些贪官们所说的那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
可是我王相礼，没有住房，靠租房住，我本人没有工资，妻子也没有工作，孩子还上高中。我家就是这么困难，我没有得到政府一分钱的救助！
现在，我只好一边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挣点小钱来供我儿子上学。我恨透了那些贪官污吏！假如，有人把我一家送到一个别的国度去生活。只要在那个国家里吃穿不愁、住房不愁、人身自由。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我的国家！什么炎黄子孙，什么长江黄河，什么万里长城，纯粹都是扯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