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3年04月10日讯】在北美的一些华人超市里可以看到一种精致的点心――周村烧饼，来自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古朴的香味背后是承传久远的齐鲁文化。品尝美味的时候，您也许想不到，它的原产地，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齐国古都，从九九年七月起，成了齐鲁大地上一个人人害怕的地方。

坐落在周村区的王村镇，是臭名昭著的王村劳教所的所在地，这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诡异的地方，靠近苏孙庄村和三零九国道。

我在那里被非法关押三年，在时隔近九年之后，回忆起里面的日子仍然是不寒而栗。

执行公务还是土匪绑架？

那时我住山东烟台的单位宿舍。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五日傍晚，和同事一起坐车，到了宿舍附近，刚下车，突然从路边冲出几个不明身份的人，一脚把我踹倒在地，因为用力过猛，我的门牙碰在地上，手指也在地上划伤。我的后背被人用力的压着，抬不起头来，看不清袭击的人是谁。听到同事们和绑架的人对打了起来，一阵混乱后，听到有声音在喊：“我们是警察”。接着几个人手忙脚乱的把我头朝下塞进一辆轿车里。

在车里，听到一个人说：“幸亏动作快，旁边已经围上来二十多个人在看了。”还说“还好是傍晚，看不清楚。”当时我头朝下，脚朝上，什么也看不见。这几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如果警察是正常执行公务，为什么怕人围观？

我听到其中一个人姓陶，是烟台市六一零的副处长陶志峰，从中共的编制上说，六一零并不是警察，没有抓捕人的权利。

按中共的法律，警察如果想盘问某人，应当首先向对方出示证件，表明来意，只有当对方正在犯罪或者使用暴力时才可以使用暴力，这些人不着警服，不出示身份证，无故首先使用暴力。这本身就是在违法。

恐怖体检

之后，我被带到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地下室，铐在椅子上。我问他们为什么抓我，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问我任何问题。第二天莱山公安分局政保科长王某把我带上车，铐在车座上，说要送我回家。车却向相反的方向越开越远。在一个陌生的医院停下来，说是检查身体，我拒绝进去，几个男警察架着我，头朝下，抬进去非要检查身体。有警察使劲拽我的手铐，越勒越紧，我喘不过气来，几乎窒息。我大叫：“喘不过气来了。”这才松开一点。我的双手腕留下了两道伤痕。这样被七手八脚的强行绑进了医院。警察根本不在意我们的健康，为什么还要费劲体检呢？这个所谓的“体检”和通常的查体也不一样，不做什么常规的检查，只做抽血和检查内脏这两项。我拒绝抽血，那个男医生面孔很阴，他说，不配合就用大粗针管抽。这哪是医生说的话？我觉得不对劲，就不配合，最后他们也没抽成血。又被抬进另一个房间，说是查内科，强按在床上作B超，检查肾。七、八天后，警察说我身体有点问题，要再检查一次，这样连哄带骗的，又把我送进这里抽了一次血。

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劳教

离开医院后，车又开到另一个地方，进了铁门，我问：“这是什么地方？”警察不回答，只说：“一个月以后回来接你。”我问里面的人，这是什么地方啊，她们说：“这是劳教所，你被劳教三年。”

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甚至什么理由警察都懒得讲，什么文件我也没看见，我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就这么关进了劳教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劳教书上写的理由是什么。

装门面的法律

我问劳教所的警察，可不可以看一看劳教决定书？她们不给。我问：劳教的理由是什么？她们说：警察没告诉你啊，干嘛问我们啊？我坚持问，她们就说：因为你的思想我们不喜欢，什么时候你的思想改变的我们满意了，你才能离开。劳教所自己也公开说，他们就是改造法轮功学员思想的。

我说：“思想自由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你们）这完全是非法的，我要求见律师。”头目李爱文（三大队副队长）说：“律师只为共产党服务，不为你服务。”我说那我就自己写复议信，三大队队长陈素萍说：“你写什么信还不得通过我呀，我不给你送出去，写信有什么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进了流氓黑窝。

地狱般的酷刑

三年中，我被单独关押了十三个月，经历了不许睡觉（有时长达几个月），强制灌食，全身绑，半蹲铐（整整四天蹲不下站不起来），关厕所，站“圈”（粉笔画的圈，五十公分左右，一天二十四小时站在这里，不准出圈），罚坐“小凳”（一种离地三十公分，直径三十公分的圆凳，上面有三个突出的螺栓，坐起来很痛），强迫性洗脑（几个人围着你二十四小时说诬蔑法轮功的话）等等折磨。

零一年十一月到零二年一月，两个多月期间，我经常不被允许睡觉，罚站，面壁，这期间一直伴随着强迫性洗脑，在最后十几天，天天被迫站着，持续不让睡觉，整个身体每一分钟都往地上摔，站都站不住，睁着眼像睡着了一样，眼前经常出现幻觉。恶警派三个“帮教”一班，手拉手围成圈，一看我往地上摔就立即架起来，接着罚站。（“帮教”就是专门协助恶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是已被逼迫转化的人。这些帮教利用诬陷法轮功的谣言、谎言，欺骗法轮功学员，麻痹学员的意识，从精神上毁掉学员修炼的意志。）

因为我摔的太频繁了，她们每三个小时就要换一班。恶警陈素萍说：不能让她身上有伤。就是折磨你，还不能留证据。后来恶警李茜不过瘾，在地上画了个五十公分的粉笔圈，逼我二十四小时站在圈里。吃饭，大小便都只能在这里面，洗漱什么也谈不上。那时候我感到极度的疲惫，身体像耗尽了力气一样，脑子昏昏迷迷。

两个月之后，恶警把我放进监室，监室里有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里。恶警派两个包夹，二十四小时看着，不许别人和我说话，晚上别人睡觉了，我还要被拉出去单独“做工作”（强迫洗脑），两点以后才能睡觉，早上五点起床，这样一直到第二年五月一日。

洗脑巫术

劳教所有一种常用的洗脑术是，用几个帮教围着你，离你的脸大约一两个手掌这样的距离，不断地对你说大法怎样的不好，二十四小时倒班，一刻不停，唾沫往人脸上飞，同时不让你睡觉，眨眼时间长一点都不行，他们一边说话，一边紧盯着你的眼皮。一旦发现你困了，就用各种方式不让你有片刻休息，这样持续多天，最长的有持续三四个月的。一般人很容易疯掉。在人极度疲倦的时候，主意识很弱的时候，不停地重复向这个人灌输同一个信息，这是很邪恶的洗脑巫术。

比较典型的一次是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日开始，一直持续到八月初，我被关进地下室，地下室空间狭小，只能三、四个人促膝坐着，那里完全与外界隔绝，不知白天黑夜。持续四十多天不让睡觉，帮教三班倒，不停的说着诬蔑大法的话，盯着我的眼睛，看我有困意，就用手指甲掐身体，掐胳膊，我的胳膊被掐得伤痕累累。他们还会突然用尖细的笔尖扎我的头，这很痛，常把我扎得大叫。他们有时还拽着我的头发爬楼梯。我不配合，不爬，往楼梯上坐，他们就趁机把我师父的照片塞在下面，然后对我说，你坐在你师父照片上了。有时还用笔在我胳膊上写诬蔑大法的话。有时把我拖进水房用冷水冲。拖我去水房冲水时经过走廊，那些帮教趁我神志昏迷时，在我头上扎一个朝天辫，在走廊上羞辱我，向别人说，我炼功炼成这样。

一般人长时间不睡觉，会极度紧张、烦躁，熬不过七天就得疯了。我深信是大法师父一直在保护我，才能走过这么险恶的迫害。

酷刑致残

二零零三年三月非典期间，我又被单独隔离，关进一间恶警办公室。五月的一天，恶警李英忽然找碴说要罚我站，我拒绝，她就找了梁燕等人打我，我大叫，她们就用抹布堵住我的嘴，用捆裤子的绳子把我的两条腿捆在一起。这样捆了一天才松开。晚上，李茜看见了，就说罚我站，要我一动不动，她指使两个帮教看管我，她说如果我动一下就罚那两个看管的人。我知道这两个经受过许多迫害，违心“转化”的，不忍她们再受罚，就真的一动不动，站了九天九夜，期间还不被允许合眼。七天之后，我开始支撑不住，有时会不自主的合眼，她们就拽着我走动几下，然后再放回原处继续一动不动的站着，看我困了就再拖动几下。看管的人轮流看着我，确保我站着不能合眼。因为不被允许洗漱，没有办法上厕所，我就尽量不吃东西。后来我的腿肿的发亮，我的三十四号的脚，肿得什么鞋也穿不进去，有人拿来四十四号的拖鞋，我都穿不下。只能光着脚。帮教不断地说，你的腿要残废了。要出水了。这之后，我的脚就跛了，一只高一只低，整个身体也是一高一低。怎么正也正不过来。

这之后，恶警高兴时允许我在小圆凳上坐着睡两三个小时。哪天不高兴了，随时罚我通宵不许睡觉。偶尔几天有上床休息，通常也只有两三个小时。这样一直持续到八月。这期间，我的身体向一边严重倾斜，怎么也正不过来。我自己看不到，我的脸一边高，一边低，别人告诉我的，我一摸是这样的，恶警殷桂华长时间没见到我，看到我吓一跳。

打人当“游戏”

九月份又开始了对我的所谓的“攻坚”迫害，每天经常被打，帮教张芳和徐立云想出一个“踢人游戏”，把我当成球，从这边踢到那边，另一个人再接着踢回来，四个角还摆上四个方凳，作为边角线，不能踢出界。两个人还兴奋地说，真好玩。那是在走廊中间的一个屋子里，隔壁是三班。当时恶警李茜坐在屋子里，假装自在的看书，对于身边的踢打像没看见一样。我质问她为什么纵容打人，她却说：“谁打你了，谁看见了？”我大腿处被踢得红肿。

一天夜里因为打得太厉害了，我大叫，冲出门去，惊醒了许多人，恶警就把我关进了恶警专用的厕所，里面隔着玻璃门。李茜说：“你在这里面死了也没人知道。”那时也是整夜不允许睡觉，只能在小凳上偶尔眯一小会儿。到了十月一日，连在小凳上眯一会儿也不行了，持续到十一月。

施暴者受奖

十月份打得更厉害了，每次来换班的人都变着法的打人，帮教徐立云说真是锻练身体。帮教刘晓燕对我说，恶警陈素萍召集她们这些包夹开会时，她们都争着汇报你打了几下，我打了几下，恶警直接鼓励她们这样做的。甚至以此作为给她们减期的条件。这个十月份一直是不让我睡觉的，偶尔早上六点被允许坐在小凳上睡五分钟。只有那么几次。其余时间都是罚站，不让睡觉加上殴打，每天二十四小时没白没黑。在那个厕所里，有一根抬饭桶用的木棍，大约有四个手指头粗。刘晓燕用这根木棍打我。专打膝盖、大腿有伤的地方。有时她嫌打人很累，就逼我绕着厕所走圈，她在一边眯着眼休息，一看我停下就打腿，专打有伤的地方。后来我的大腿直到膝盖被打得瘀紫，上厕所都蹲不下。

谎言成常态

为了掩盖暴力，就需要谎言。恶警常把这种折磨称为“教育”，“为你好”，“春风化雨”。劳教所的报纸上充满了为恶警歌功颂德的肉麻吹捧，什么“狱警像妈妈”、“劳教所是大学校”。连被监禁的人往家里写信都被逼写上劳教所的好话，不这样写就不给寄。

零四年新年时，恶警李爱文在联欢会上唱歌，唱到兴头上，叫一个学员去，拉着她的手唱“让世界充满爱”，这种欺骗真是让人作呕，那时候全队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在单独监禁中，身上的伤还在，李爱文却要演这种戏给人看她的“爱心”。

奴工

劳役是每个劳教所生财的渠道，零二年下半年以后我也被迫参加做奴工，干过不同的活，比较多的是来自山东威海温泉工业区的一种缠线圈的活，是亮漆包的铜线，听说是出口韩国的，我有一次无意中看到撕了一半的包装盒上写的威海温泉的厂家地址。线圈每天分配的量很大，从早上五点半干到晚上十一点，有时到午夜十二点。最晚的还干到下半夜两点。三餐都是送到监舍门口，原先有十分钟的吃饭时间，后来变成每次五分钟。其余时间就是干活。那个铜漆在灯光下很亮，一天盯着看十七个小时很累眼。有一个叫魏金枝的，干活很快，有一次就突然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在离开劳教所的第二天去眼镜店配眼镜，结果一千度的眼睛戴上也看不清最大的字。（当然造成眼睛伤的，还有长时间不睡觉以及我的床铺离灯太近，灯整夜开着。）

缠线圈很累手指，后来恶警李英贪图更大利润，分给我们粗线圈（本该是男生用的），很硬，手指使大劲扯，关节很痛。早上我经常被手指头疼疼醒。努力的活动手指，根本打不了弯，上厕所都很难解开衣服。

后来还干过装自动铅笔芯，就是用手往盒子里放铅笔芯，没有什么保护。还有给苹果醋贴标签，零三年增加了剪裤毛，就是剪牛仔裤上的线头和除去口袋里的布毛毛，以及用石头拉掉口袋布上的毛球球。口袋里那些布尘是蓝色的灰尘，飘浮的空中都是，没有任何防尘措施，在阳光下，看到房子里一面蓝毛毛，甚至吃的玉米糊里都飘着蓝毛毛，咳出的痰都是。

零四年以后劳教所建了大型的车间，开始用电动缝纫机加工衣服，前面那些牛仔服和这些车间里做出来的衣服都来自山东周村鲁云服装厂，厂长叫毕鲁薇，是附近的尹家村人，有人说她是劳教所所长刘长增的小姨子，专门做出口服装，利用劳教人员的免费劳动力。她经常在车间里监工。

精神上的侮辱

在劳教所里，恶人们不光是让你身体痛苦，他们还要侮辱你。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用手铐把我铐在厕所里，就在便池旁边，那个恶警李茜，上厕所就对着我上。

他们把我师父的像悄悄的塞到我要躺下、坐下或者走过的地方，然后告诉我，你刚才怎么怎么了，你这样对你们师父，你们师父不会要你了。他们就是要让我心里有负罪感，动摇我修炼的意志。

我被所谓“攻坚”时期（就是高强度迫害时期），他们不让我洗澡，不让清洁。尤其夏天的时候，几个月不让洗，身上的味，让你觉得活得不像个人。大小便都得包夹拿来桶，包夹在一边看着，也不让洗手。

平时干活每天规定两次集体上厕所时间，十几个人排着队去，总共给五、六分钟时间，水都不敢多喝。如果你需要长一些时间，必须向恶警报告。恶警有时会趁机问问你对法轮功的态度如何，或让你骂几句法轮功。如果不骂就不让去。有人因此而大小便在自己身上。

如果活不多时，干完活就要写攻击法轮功的所谓“体会” 、“日小结”、“周小结”、“月小结”，讲一讲对法轮功怎么认识的。经常要被拉去听所谓的“转化”录像，这些录像都是诬蔑抹黑法轮功的言论，所谓被改造好的人必须要达到无神论，反对一切传统伦理道德。甚至叫人去批判“真善忍”。这是把人往哪里转呢？

像《九评共产党》中说的：“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对于一个人来说，明明白白的说着违心的话，看着自己的良心死去，没有比这再痛苦的了。

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中发横财

迫害法轮功学员成为这些坏人发横财的机会。第一天我被送到劳教所的那天，当着我的面他们就在谈交易，先是在劳教医院，在内科检查时，我还躺在床上，就听那个医生说：“这个身体不行。”送我去的那个莱山公安分局政保科的头目王科长赶紧说：“这个有钱，只要把她转了，她家里有的是钱。”出门时，听到那王科长对另一个警察说，这帮医生发财了，过年的时候，各地警察送的礼盒摞在走廊上有半人高。

一进劳教所，接待的那个女警是当时的管教科长肖爱华，向警察要二千元，说是给我的营养费。后来听说那些警察借机敲诈了我的家人。

灌食也成了他们敛财的手段。我进去绝食抗议迫害四天后，他们就给灌食，名义上是救我，其实是加重迫害，把我的手绑住，管子插进鼻孔里，灌过后也不给把拔掉，把管子跨过脸往上绑在头部固定住，留着下次用，非常难受。灌食一次，他们向我要七十元，说为了抢救我的生命。

关押在劳教所的人，每人有一个账号，要求亲友往账号存钱，但是却不交给本人，都在狱警手里，自己要用还得提出申请，他们给你代金券。留在账上的钱哪里去了，怎么花了，被关押的人根本不知道。在我离开时，恶警李茜说，我的账上还有一些钱，要我留下还说是捐给她们。管教恶警有时还提出帮助被关押人员到外面去买生活用品。有一次李茜主动说，出去帮我们买方面便，结果买回来的是已经过期一年的方便面。

家人往这个账号汇的钱多，就越不容易出去，那也是他们的财路。狱警就可以随便用劳教人员的钱买东西。

挑拨离间

在我被关押的三年中，恶警不许我写信，要写信只能经过他们检查同意，反过来他们却对我的亲友们说我炼功后无情无义，根本不想他们。亲友的信也不给我看，却造谣说，亲友们写信强烈要求酷刑“转化”我。

在三年间，经过亲友的一再坚持，只有两三次简短的会面，还是在恶警的贴身监视下。

零四年五月，按照中共的劳教规定，我已经期满了，家人知道后，准备来接我，可是恶警李爱文认为我身上有伤，担心被发现，就不让我走，对我家人却说，我抗拒改造等等。

销毁证据

在劳教所关了三年，我手上什么文件也没有。在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解教放我的那天，六一零的人来接我，其中莱山区一个姓杨的科长说，本来要把我关进洗脑班，暂时先放过，他要把我解教决定给他，说是给我办户口用，用完了再还给我，我说，我总得有一个复印件吧。他说明天给我，结果一去不复返，再也没还给我。后来我得知其他学员也有类似遭遇。这才知道他们已经在着手销毁证据。

劳教所变名

听说最近中共表示取消劳教制度，我想，只要中共还在，它还会变换把戏的迫害，只不过更加隐蔽了。其实早在二零零四年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就挂上了两块牌子，一个叫“女子戒毒所”。关押的人包括一些吸毒者和一些地下教会的人。二零零一年那时有七个大队，一个队有一百一二十人，总共大约八九百人。到二零零四年，大约有五百人。这期间盖了至少五栋新的大楼，狱警大楼（包括新的“严管室”，也就是酷刑室），生产大楼，招待所，八三医院，还有新的宿舍等。

您也许会问：是什么使这些为人妻为人母的女警，变得这样丧尽天良？是党性。中共的教育使她们把残暴当成工作，甚至为她们立功授奖。拨巨款建大楼。恶警陈素萍曾经对我说，她去参加司法部的培训，那里教了一些酷刑的手段，包括用铁丝穿小腿，她都想不到。原来男劳教所的恶警头目毕华（后升任劳教局副局长）说，他们起初不知怎样对待法轮功学员，因为这些都是善良的人，司法部就组织他们去马三家培训，告诉他们说，只有一个经验就是“电棍”。

正如《九评共产党》中所说：“共产党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化成党性，党的最高原则，化成领导人的灵魂，化成整个党的运作机制和所有党员的行动准则。”

“共产党的洗脑运动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如此无所不在。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彻底改写了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

“共产党抑制人的善良本性，鼓动、纵容和利用人性中恶的一面来强化统治。共产党系统地把宇宙中普适的道德概念破坏殆尽，以图彻底颠覆人类维持了千万年的善恶廉耻。”

希望我的经历可以帮助您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中共罪恶深重，一定会遭到上天的惩罚，希望您赶快退出中共，找回自己善良的本性，就是给自己保一个平安。

——转自明慧网，原标题：《一名劳教所幸存者自述》

（责任编辑：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