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王大炳和他的女儿(3)

两个月后，给学校发出的信，终于有了回音，答应再增加三千元抚恤费作为一次性了断，面对这种“软打整”，王玲犹疑了。

她说介绍她父亲去北京找工作的“舅公”来信说，王大炳去北京打工，纯属他的面子带着“照顾”，并不是该校聘的正式员工，所以还不能完全按劳保条例交涉，劝王玲母亲在学校增加抚恤金后，不要再纠缠了，不然他不好处事。

同时马上就是初中毕业生考试，孩子正面临着一场激烈的竞争，据她说长寿地区当年初中毕业生要求考中专的学生，在一千人以上，而各中专学校招收长寿农村学生的总数不到一百人，在这场竞争中她必须取胜。

她说：“爸生前对我的最大希望就是长大成材，他外出打工，一心让我上学，现在他去世了，考大学受经济条件限制，唯一只有应考中专学校。穷人家的孩子最需要是从学校毕业后得一个就业机会，所以暂时只好将替亡父打官司的事押一下，等到考试以后再作计较。

其实她已经在舅公和社会的压力下，放弃了追索父亲死亡赔赏的念头，无可奈何地了结了这场人命纠份，在中共专制时期受苦受累的大炳一命，最后以一万人民币了结了，在中共眼里普通劳动者人命多么溅！！

1996年夏天，在长寿初中应届毕业生报考中专的考场上，王玲在一千多考生只录取96名的高难竞争中，沉着应对，以总成绩486分，远远超过了当时对农村学生的苛刻录取线440分。

但是在如此优异的成绩面前，她的面部没有任何兴奋。在她那孩子气脸上不但布满了倦容，还忧虑的告诉我：她报考第一志愿的学校已半月，一直没有发来录取通知书。并且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在重庆市工业学校有没有相识的朋友？我看得出她被一种自己不能克服的困难困绕着。

在我追问下，她终于告诉我，这次报考她填写的第一志愿，是重庆工业学校，在通知她的中考分数时，她的中学校长特别叮嘱道，重庆工业校是重庆市经委主办的一所重点中专学校，因为该校包毕业生分配，所以是重庆报考生最多的一所热门学校，考进去不容易。

加上工科类毕业生常受用人单位拒绝女生的影响，所以工科专业，女生被录取的机会比男生更苛刻，过去长寿地区常常发生女生上了录取线，没被录取的事。所以请求我设法与工业校疏通关系，说关系不到位，就是上了分数线，也有被落榜的危险。

像王玲这样远在长寿偏僻农村里的女孩子，那来与工业学校攀亲沾故的关系？万一真的落榜，要不前功尽弃回家务农，要不交足两万元读该校的议价生。两种后果，对王玲都是致命的。

她的父亲为她读书连老命都丢在异乡，还不是让她能走升学这种唯一前途，她从小刻苦读书，为了节省开支，她背米上学交学费；放学了打猪草喂猪；内衣烂了也没有换的，补了又补；做作业把其它同学用过的作业本翻过来打草稿。这一切都近在眼前，她不能把父亲用生命代价换来的钱去交议价费。

世道的不公平在她年幼的心灵上烙下了铭心印记，这也许是那个年代，想在求学中找到一碗饭吃的穷孩子们，最痛苦的事。报纸上每年都有这种因考不上学校的考生，走上自杀轻生的消息。

事不宜迟，病笃乱投医了，王玲在几个亲戚的商议下，在老校长的建议下，从银行里取出来一千元，这可是她父亲的丧命钱，用这钱买了烟酒之类的常规“礼品”，战战兢兢怀惴着剩余的几百元钱，到重庆找到了工业学校。

工业校已放暑假，就连操场上也没见几个人影，怯生生的她跟着老校长，找到了往届长寿中学毕业后就读工业校，至今仍留校工作的老校友李某。李某表示他可以为王玲介绍现招生办公室工作的林老师，据这位李同学介绍，报考同学只要上了线，都可托他来决定入校的资格。

于是老校长和王玲跟着他，爬上半山上的教师住宿楼。不巧林老师放假后回乡下老家一直没有回来，但是这位校友答应林老师回来后，立即办这件事，劝他们暂时回长寿听候消息。

王玲回到长寿，在焦虑和盼望中等了十天，工业校的录取通知，仍杳无音讯。王玲心中想：是这笔私下交易出手太轻，还是那位李校友另生了枝节？乡下又没有电话，正夏日三伏，王玲在娇阳下天天往学校跑，犹如热锅的蚂蚁，经过发奋努力考试成绩名列前矛的她，还要为求学送礼，撞后门！

又等了十天，她终于耐不住，再度从长寿乡下来重庆，这一次跑来求助于我了。学校在国家统一下达招生指标外，增收应届落榜生的规定，称之为“议价生”，教肓上的投资，大陆向来是世界最低的国家。经费严重不足，成为学校招收议价生的‘正当理由’。(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