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过必改
需要言论自由的不仅是民众，废除了“诽谤罪”，开放言论自由，孝文帝和汉朝廷因此得到的好处更多。刘恒纠正了被错判的将军魏尚一案，就是一个明证。
边境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的太守魏尚，是一员良将，他治军严明，爱惜士兵。但是有一次，魏尚在战报中写的杀敌人数比实际人数多了六个，朝廷因此认为魏尚有虚报战功之嫌，把他撤职查办。
有一天，刘恒和中郎署长(总统府卫队长)冯唐聊天，得知冯队长的祖父是赵国人，因为刘恒以前的封地代国和赵国很近，两人便谈的越来越投机，自然的就谈到了赵国名将廉颇和李牧。刘恒感慨的直拍大腿：“我为什么就得不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将军，有了他们，我还用得着担心匈奴吗？”没想到，冯唐却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给您廉颇、李牧，您也不会用。”刘恒差点呛到，心说，你能不能好好唠了，一生气转身进屋了。
过了一会，刘恒冷静下来，把冯唐叫了进来：“当着那么多人，您都不给我个台阶下，您就不能私下跟我说吗？”冯唐答：“我是个粗人，不知道忌讳。”刘恒因为最近匈奴骚扰边境的事，正闹心呢，就问他：“您为什么说我不会用廉颇、李牧？”
冯唐接着这个问题，开始“教育”刘恒：“我听说古时候任命将军，君王要跪着给将军推车，而且还告诉将军：‘朝中的事我来管，外边的事您说了算。’军功和赏赐都是由外边的将军决定，回来的时候再上报给朝廷， 这不是空话。我爷爷说李牧当初就是这样。现在，我听说，魏尚当太守的时候，把军中市场上收的税都分给士兵，还自己掏腰包买牛肉给手下的军官们吃，匈奴因此不敢靠近云中要塞。将士们努力战斗，现在仅仅因为战报的数字有一点不符合，就撤了魏尚的职，还要关他一年。我从这件事上看，认为现在就算有李牧、廉颇，您也不会用。”
于是，“文帝说(通‘悦’)。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刘恒一听，乐了，原来这么回事啊。他立即让冯唐带着自己的符节，去向魏尚发布“元首特赦”。魏尚复职，匈奴又头疼了，汉朝边防却多了保障。
“肉刑”无踪
刘恒的法律改革并未就此结束。齐国的太仓令（粮食局长）淳于意犯了罪，要受“肉刑”——要么被削掉鼻子，要么被砍掉脚，最低限度也得在脸上刻上字。有关部门要押他到长安关押。
淳于局长的小女儿淳于缇禜很伤心，跟着老爸一起进京了。她给“国家最高领导人”刘恒写了一封信：“我父亲在齐地做官，大家都说他公正廉洁，现在他犯了法，要受肉刑。我很悲伤，因为人死不能复生，受了肉刑之后就不能复原了。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机会了。我愿意到官府作奴婢，代替父亲赎罪，让父亲能有个自新的机会。”
淳于缇禜言辞如此恳切，而且淳于小姑娘的处境引起了刘恒的共鸣，因为刘恒也是个孝子，而且被后人列入“二十四孝”之中。在刘恒还是代王的时候，有一次，薄太后得了重病，刘恒常常整夜不睡在母亲床边照顾，给母亲的汤药，他都要先亲自尝尝有没有什么问题。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是薄太后一病三年不起，刘恒从未懈怠——“盎曰：‘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淳于缇禜此时的心情，刘恒感同身受，他以此为契机发布了废除“肉刑”的诏书：“我听说在舜帝的时代，因为罪犯的帽子和衣服要画上特别的图形，而且衣服样式也不同于其他人，用这个方式让他们知道耻辱，百姓们却因此而不犯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因为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现在的刑罚有三种肉刑，但是犯罪行为却不断出现，这不是因为我德行不够、教化不明吗？对此，我很愧疚。所以说教化的方法不对才导致民众犯罪。《诗经》上说：‘贤德的君主，应该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 现在人们犯了过错，没有教化就施加刑罚，堵死了他改过自新的路。我很可怜这些人。施用刑罚让人肢体断裂，在皮肉上刻字，这些终生不能复原。这是很不贤德的行为，怎么配称作民众的父母呢！从此废除肉刑。 ”
这道诏书虽然是由淳于缇禜上书引发的，但绝不是刘恒的心血来潮，母亲薄太后、妻子窦皇后都是“道家”学说的忠实粉丝，刘恒生活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中，自然形成了重教化、轻刑罚的思维方式。
德化天下
在《史记‧孝文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就是说，张武等几个大臣接受金钱贿赂，被刘恒发现了，刘恒从御府中拿钱送给他们，让他们内心惭愧，而没有把他们交给官员处理。
如果对帝制社会的职能部门稍加了解，我们会发现刘恒处理的很巧妙。现代人因为受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常常误以为皇帝可以随意支配国库。其实不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帝制时代，国库和皇帝的钱是分开的，说白了，皇帝就像是政府里薪水最高的公务员，也要按时领薪水，所以有专门帮皇帝管“私房钱”的一帮人，各朝代名称不同：清朝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内务府”，明朝叫“内帑”，汉朝时就是“少府”。刘恒取钱的御府就是“少府”的一个下属。
也就是说，发现张武等人受贿之后，刘恒既没有向“反贪局”检举揭发，也没有因为张武是自己的老部下，就睁一眼闭一眼。他用了更高明的办法，自己掏腰包送给张武等人，来感化他们。在中华传统文化很强势的社会背景下，“暗室亏心，神目如电”这样的话，对人而言，不是一句俗语，更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真理。因此，即使有官员一时财迷心窍，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但其中绝大多数毕竟良心未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绝不能和当今的“天价烟局长”“周至尊”、“戴表哥”等相提并论。在这种环境中，道德的约束往往比律法有效的多，刘恒式的以德服人才是真正的治本之法。
刘恒不仅“专务以德化民“(《史记‧孝文本纪》)，而且“轻徭薄役”——他采纳晁错的意见，把田租减为三十税一，也就是农民需要交的税只占自己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不到4%，在刘恒执政后期的十二年，农民甚至完全不需要交税。可见，在汉文帝时，是不存在“三农”问题的。
很多时候，百姓其实不需要政府做什么，恰恰是需要政府“不做什么”。“诽谤罪”被废除，百姓不会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失踪”，刘恒政府却并未被颠覆。文帝没有以国家之名强征暴敛，不但未使国力衰弱，反而“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史记‧孝文本纪》)。这正是“无为而治”之功。
到文帝刘恒去世，景帝继位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因为太富裕，国库里的钱多年用不上，穿钱的绳子都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因为粮食太多，国家粮仓里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仓外，有的都堆烂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