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医师，在我当行医的这几年当中，有一位病人让我非常难忘！

一名六十多岁的男性病人，年轻时还算健康，拥有正常的工作，家庭幸福美满，后来，因为慢性肾脏病失去原有的生活。为了摆脱洗肾的命运，得知中国大陆能够买到肾脏。

当时社会上对于器官的来源众说纷纭，他们也只听说是死刑犯自愿捐赠的，或者是家庭困苦的自愿卖一个肾，不疑有他，到中国大陆动了手术。

家属转述：整过程当中，很多事都不能公开，许多他们问的问题都只是以 ‘相信医生的专业’带过。身处异乡的中国大陆，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未知，没有任何保障。

手术后，因为没有明显的急性排斥，几天后回到台湾。原以为可以开始享受健康的后半生，但这位患者却开始说出一些奇怪的话。最初以为是抗排斥药所导致的副作用或是感染的并发症，但是情况却越来越严重，直至最后出现了危险行为，住进急性精神科病房（患者手术前没有精神病的病史）。

患者的女儿无奈的说：“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乎比开刀前更不快乐”。

住院期间，患者的女儿说：“移植回来之后，曾听说那些器官不是自愿捐赠（是被活摘）的，但是医生跟我们说‘没有证据’。真相究竟是什么？当时我们只能相信医生……”这段话，让我坐立难安。

做一位医生，当病患问的事情是没有证据的，我该怎么回答？如果令人发指的活摘器官确实存在，犯罪者也会想尽办法掩盖证据。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难以有证据的事实。没有证据不等于没有发生。

眼前的病患就是听医生说“没有证据”，就认为是“没有发生”，于是赴大陆求医。但是当国际医学界都起而挞伐活摘器官的恶行，媒体报导传入病患耳里，那种良心的谴责，道德的不安，是难以释怀，就像深夜开车撞到人，‘被撞者身亡’虽不是故意的，恐怕也躲不过内心的煎熬。做为一名医师，绝不应该陷病患于不义！

移植后像变了一个人？

眼前对着窗外自语的病患，以及心灵饱受煎熬的家属，低沉的话语，无奈的表情，掩盖不住对于赴陆移植的懊悔。

有一些案例显示捐赠者的‘残念’或‘特质’会影响受赠者。因此，接受活摘器官的受赠者可能会受到捐赠者的影响而产生不好的身心结果。

医学的伦理原则之一是“不伤害”，而活摘器官对器官提供者是伤害，对于受赠者是伤害，对于参与其中的医师，也是伤害。为了延续生命而这样没有尊严地活着，值得吗？

道义与良知是最后的底线

二战后，世界医师会通过日内瓦宣言，主要是希望像纳粹医师的罪行，能够不再发生于医师的身上。但是，在大陆的医师，出于许多原因，成为活摘器官的执行者，而台湾的病患及医师，透过移植旅游，也成为了这桩罪行的参与者。作为医师有义务遏止这场悲剧，不鼓励患者接受来源不明的器官，不要让自己和患者无意间成为活摘器官的帮凶。＠◇

文｜周明辉（精神科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