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潘朝元(3)

下午女儿和女婿上班去了，小外孙也上中学去了，屋子里又剩下我们俩人，我才翻开他递给我的杂记，里面有律诗杂文和回忆录，那是他在深夜里的愤世之作，我曾建议他能够系统的写下人生回忆录。

一篇‘南归赋’就我记得的，录下了下面几句：
“余南国之弟子兮，祖皇考于民国。自幼崇仰中山兮，立志三民主义。少时求读军校兮，正逢国难当头。壮年从戎恩伯兮，启于浙中金华。烽火连天生死兮，败军于乱贼中。独苦战众寡兮，身陷敌虏。囹圄流刑卅年兮，苦鼎镬求生！……”四十载，他对国民党的向往，至死没有改变。

《七律．十年动乱》写道：“笔锋战紧更兵锋，国事不堪问吉凶。败寇成王功罪判。降官敌婢死生从。强扶拓鲁宣邪道，肆诋孔灵黜正宗。野种独根无好果，民族败类史难容。”

另一首是对劳改的真实写照，反映了炼狱的过程；“十年劳改不寻常，欲说真情泪满肠。‘思想斗争’如烈火，精神炙灼胜骄阳。饥劳索命动魂魄，偶语毒刑宁哑盲。压力重重呼吸紧，使人痴慨使人狂”。

1971年六队的恶吏，张剑波为了和姘妇交欢而虐杀发妻的案发，他写了《恶吏传》。痛斥那些人面兽心疯狂虐待流放者的中共酷吏，他写道：“殊世之共产政权在其阶级斗争之腥风血雨中，对已放下武器停止反抗的国民党人仍加紧迫害，除一批在历次运动中杀掉外，四十岁以下的多数投入“劳动改造”

我入监以后，从蒙昧状态到政治上渐渐觉醒，便有潘老启发和影响的成分，所以，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长辈和狱中的良师益友。我们同监十五年，最令我终身难忘的，便是1967年8月那个血腥之夜，我被军警打掉门牙，被打得遍体鳞伤，无法动弹。

兽警还向全体流放者警告说：“谁敢帮助孔令平，替他送饭送水、倒粪倒尿，就将同他一样受到惩罚”。然而潘老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渡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六队在中共狱头猖狂的年代，能凝聚相当一批人高举起抗暴的‘火炬’，也有他浅移默化的作用。

下午五点钟光景，他叫我将他早已准备好的收折床，从客厅搬进了他的小屋里，仍同在黄沙溪悬崖的旧居一样，我睡的床对着他的床安下，中间只留下一个拳头的距离。

夜间，同以往一样，是我们俩久已盼望的促膝对话的难得时光，在小屋内纵论天下大事，尽情释放积郁在内心的烦闷。

夜深了，听那自来水如线的水滴，从龙头中掉进水缸里发出淙淙的响声。他打开那壁上的灯，看看挂钟已是第二天凌晨三点钟了，便起身去看了厨房的水缸里的水有没有接满，然后和我肩并着肩坐着继续讲他的经历。

1949年，他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他从浙东一带逃出包围圈，在兵荒马乱中步行千里，形同乞丐，历数月终于到达深圳，想在那里越境投奔母党。想不到第二年被边防部队抓获，紧接着被遣回重庆关在二监狱中。

他的妻子直接受到殊连，那时她才三十岁，戴着反革命，反动军官家属双重帽子，拖着两个女儿替人帮佣，受尽欺凌。1958年被缙云山西山坪劳教所关押劳教，做了共产党的奴隶，因为常年劳累，严重缺乏营养，使她瘦如干柴。

1960年，两个女儿姐姐才十三岁妹妹十岁，做娘的不忍看孩子饥饿的眼睛，把分配给她的口粮从牙齿缝中节省下来，自己却用菜脚叶充饥，因常年饥劳，经常昏倒在缙云的山路上。

每每讲到带孩子的伤心往事，她那干涩眼眶里常挤出泪来。

1972年，大女儿在重庆干电池厂找到了一份包装电池的工作，依附着大女儿在黄沙溪的悬岩壁上原先无家可归的她，筑起了归巢。1976年在这里迎接潘老从盐源归来，这个被中共暴力打碎的家，总算依附着大女儿，“破镜从圆”了。

人说破镜从圆乃人生幸事，只可惜二十七年来这面被中共打碎的镜子已碎成了粉未，那心灵的粘合力失去了复原的能力。

潘老归来面对骨瘦如柴的妻，因身患肺气肿，冠心病，严重的贫血和心衰，宛如一支风中残烛，随时都可能熄灭。病床上的她反复唠叨，好像二十多年母女三人所受的欺侮都源于他。

性格固执的潘老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折磨，就把自己封闭在他的小屋中，实际上仍处于鳏居独处，逃避着妻子的唠叨和抱怨。

她咳嗽刚停，便又从新住到西山坪的老屋中，她说，那儿空气新鲜些。

看到潘老与老妻实际已分居两地，我几次劝他考虑从新建立家庭，但都被他拒绝，理由只有一个：“我已年老不愿拖累别人”。

直到1988年春天，他的妻子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在他写的＜水调歌头》悼亡妻中，我深深体察他内心里用苦水泡出来的爱，那辞是这样写的：
“生命如重返，一死何足悲。
曾经十载医护，病告几番危。
眼看一丝游息，明灭半支残烛，断续又光回。
婿女多劳苦，绝地救娘归。
毕生苦，磨折尽，瘦如柴，能经多少风雨，长寿永不埋。
忽尔一声噩耗，魂断缙云西去，从此弃尘埃。
已矣今真死，遗我有余哀。”

原来，人生的真感情是伟大人格铸成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