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马开先的下落(2)

（二）访少年学友(1)

第二年春天，利用一次出差成都的便利，我专程去拜访了杨明彦。记得那天正逢成都的花会期间，座落在成都郫县的四川工学院风景格外美丽，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却一直很沉郁。

汽车在四川工学院的大门口停下。走进校门，按照门卫指点的路线，我在教学大楼西侧的一群老式三层楼的楼群中，找到了她住的那排房子。

从1958年一别至今，已过了整整三十多年，从她略呈花白的两鬓中，我仍可以认出她来，她那男孩子般的倔强，以及特别清晰的五官，让我记起少女的她，看她那样子，心情肯定也很激动。相见一刹那，表面装得十分平静，心里翻腾着复杂的波澜，

她伸过手来接过我提的皮包，一边解释道：“早上我去校门两次都没有接到你，今天又不凑巧，天伦又在开系务会，女儿出差去了湖南，家里丢着两岁的孩子，我怕母亲照应不过来，就没有去车站接你，太抱歉了。”我奇怪的望着她，听着她那毫无惊诧很随便的口气，好像我们是分别了不久似的。

于是我问道：“我真的还是三十年前的模样，让你一眼就认出来了？”她微微一笑说道：“你不是在上封信寄来过照片么？我怎么认不出来？”听她这么一说，我也笑了起来，回答道：“你虽然老了，但少女的轮廓还没有脱形，这就叫‘本来面目’。”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我原来忧郁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

当我跨进她家那扇已经褪色的朱红木门时，我才意识到原先估计她住的“教授”别墅，同眼前所见相差太远。这套房间还是二十年前的“遗产”，毛泽东时代，大学里的臭老九们住这样的房子已经相当不错了：两间卧室，没有客厅，也没有过道，外面一间放着两张大床和一个两开大柜，这便是大陆十年“改革开放”后，中年知识份子的家境。

临窗放着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书籍资料和字典，墙上挂着绘图用的三角板、丁字尺和绘图仪器，证明这里是集卧室、工作室、研究室为一体的“教授房”。一张木桌四个凳子证明这又是吃饭的地方，房子里已经十分拥挤，没有任何可以接待客人的地方。

通往里屋的，同样是朱红木门里挂着帘帏，门半掩着。主人打开那门，里面同样摆着两张床，床的四周被整齐的大柜子包围。大柜里整齐的插满了各种大部头的精装参考书和工具书，这样一布置只留下了不足三平米的“活动空间”。

靠门边那床上，一个两岁的小男孩正在那里搭积木。当我们走进去，他朝我们望了望，依然聚精会神的在设计着他的“建筑群”。我取过提包，从里面取出那可爱的‘唐老鸭’，放在床上按动电钮，便在床上“扑”动起来，还发出“呷”、“呷”叫声，孩子立刻被吸引到它的身上来，从床中间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试图捉住那“怪物”，逗得我们都哈哈大笑。

这时杨明彦忙教孩子：“小迪快喊孔爷爷”。听他这么教，我顿时感到时间已在中共迫害中，将我们拉成两“代”，我的孩子还只有七岁。

门外传来一声老妪轻声的招呼：“明彦，红烧鸡的酌料还没有买，我这就去小卖部，灶上熬的排骨汤你看着点。”

估计她是杨明彦的母亲，少年时我曾在西农见过，今天怎能不向她老人家打个招呼！当我跨出过道，便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提着菜篮子向楼梯口走去，我连忙喊了一声伯母。她同我母亲年龄相仿，退休时还是西农讲师。

从她苍老面容，可知她过去吃了不少苦，她回过头来，向我点头，明彦介绍说母亲专职在家带孩子。说中国知识份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青黄不接，其实也未尽然。

中共统治下，几乎没有什么知识份子“溃缺”的时候，就是到了改革十年初，知识份子依然被闲置一旁，并无他们的用武之地。

现在我明白，杨彦信上所说的四代同堂，便是讲她的家四代人口，济济一堂于这两间陋室之内的现状。这样的四代同堂，客厅可以省略，但人要吃饭拉屎拉尿，这厨房和厕所就少不得的，好奇的我向杨彦发问。

她指着过道对面的一个砖墙砌起来的小屋说：“这里原来是学生宿舍，每层一共十间房子，新建的教学大楼竣工后，学生宿舍搬到西侧的教学大楼南面。这些腾空的旧房子便加以‘改造’，将两间房中间打通，增加了一道门又封掉了一道门，成了一户人家的一套两居室，用来分给老知识分子住。临时过道上又搭建了小厨房，浣洗间和厕所，两家共享。”

我走进了那两家共享的厨房，那大概就只有五平米，里面放着一个炉子和一个烧木材用的灶。那炉子上的锑锅里，正溢出排骨汤的香气。这种住宿条件，与我在80年初回重大时所见右派的家情况相似，至今十年来依然如故。

他们在极不公正待遇，在歧视轻蔑里，仍保持着那勤奋的韧劲，无怨无悔的劳动着。有诗云：“阳和不散途穷恨，霄汉长悬捧日心。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