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从游行想到的(2)

一种对当局的无奈，点燃了这支队伍的后半段，而跟在游行队伍后面乘坐摩托的刑警们，若无其事的任队列中怎么喊，只要不喊打倒共产党，打倒江泽民的口号，谁又愿意去干预那些分明有怨恨情绪，挣扎在贪困线上的人？

此时我随着游行队列走到了隔西师大门不远的上坡马路段。原先在月亮田参入游行的人纷纷走出队列，在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渐渐散去，但“江泽民雄起”的笑浪声，却并不因此而减退。

好在这年头不像毛贼东年代，动不动用暴力对付活不下去的老百姓，现在老百姓在私下可以不避‘皇上’忌讳，说些不为当局喜欢的话，那也仅限于‘私下’，这种有限的牢骚话正反映了民心失去，中共已处末代。

国民政府时期，组织民众游行示威以反对政府，是中共欺骗民众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共建政后，依然用民众游行作欺骗民众的重要手段。此刻，处在游行队列中，六十年前的往事不断在我脑子里涌现。

记得1950年年底的一个晚上，夜空中突然飞起了几道耀眼的照明弹，接着位于嘉陵江边解放台，传来了隆隆的礼炮声，不一会安在自来水塔附近的高音广播喇叭，传出一个宣布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当夜地处北碚附近几所学校和机关就在老新华书店，举着火把在川东行署官员指挥下举行了这座小城的第一次环城游行。以后每年‘五一’和‘十一’都要在解放台举行游行庆典，

建政初期那三年，都会在这里举行杀人的‘公判大会’，每次要求学校组织参加，使每个参会的学生领会那种‘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惨景，这便是中共特有的‘洗脑’方式，那时红色恐怖笼罩着大陆。

1953年以后，这种游行庆典成了‘制度’，开会那天九点钟，所有该到会的单位到齐后，主持会议的人宣布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唱国歌，按贯例三部曲一完，到会者原地坐下。

各“领导”在主席台前相继讲话，内容都千篇一律的口水话。但对于盘腿而坐的我们，则是最难熬的两小时，直挺上身正襟危坐，就是练了几天禅功的人，也要逼出一身大汗，每次游行前又要举行贯常阅兵典礼。

1955年，我考入重庆大学后，这种每年两次由官方组织的游行，在重庆市中区解放碑举行。前去参加的单位是指定的大专院校和机关，人数也有规定。

参加单位准备了象征性的大彩车，那是按照组织者的意图，制成的钢铁厂、发电站或农庄的模型，车上盛装的彩男彩女，在游行时，挥动花束向周围的围观者致意。

游行队列中最打眼的是由重庆军事院校组成的队列，他们在列队通过解放碑的检阅台时，礼炮齐鸣，坦克和军车隆隆开过，步兵方阵整齐的迈着阅兵式规定的步伐，接受重庆部队长官检阅。

队列中举着：“随时准备粉碎来犯者”的巨幅横幅，其势杀气实足。现在回忆，这样的游行示威完全为了镇慑老百性，同时也是做给民主世界看的，此乃毛贼东全民洗脑的重要手段！这种庆典，也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财力。

可怜的大陆百姓在这种长期折腾中怎么不穷！除了吓唬老百姓外，起得了什么作用啊？

1958年5月末，我已成了被监督劳动的右派，在指定管理教师的监督下，参加了校园里的游行。

反右刚告一段落，校园里的“阳谋”暂时收场，二十多名下放干部在一片喝彩声中，被校方戴上“光荣下放”的大红花，簇拥着登上披红戴绿的彩车，游行队伍锣鼓齐鸣，绕校一周以示告别。

吃过午饭后，我们这七十多名已被认定为第一类极右派，打好了自己的背包，连人带包的塞进了几辆卡车中。在干放干部乘坐的包车押解下，离开了学校，向南桐驰去。我就这样结束了我十五年的学生生活，并从此告别了校园。

这一去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惨痛的遭遇，过早地结束了我的幼稚期。

我在懵懂中开始了我长达二十多年的炼狱，监狱的‘年轮’在我身上刻了整整二十圈。

当我从死难者身边走过，我暗暗发誓，我不能死，爬也要爬出这地狱，把我所亲身的经历写成书，永远留给后来的中国人！！

中共自吹自擂，把这种非人的折磨，说成是无产阶级对反动派最人道的改造，说只有那样，才能脱胎换骨，改造剥削阶级的世界观。

经历这种‘改造’后我才明白，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一回事。

至今这种法西斯专政并未向公民公开揭露，施暴者没有向受害人道歉，那些遍布全国的集中营（劳改农场和监狱）并未撤除，里面还关着异议人士，甚至反抗中共压迫的老百姓（例如法轮功信徒），继续进行见不得人的残害。

像眼下南斯拉夫使馆被北约导弹轰击，发生中国驻外使团人员的伤亡，在真像不明朗时，煽起学生毁坏外国驻华办事机构，举行游行示威，又是多么危险的玩火行为。

反过来说，一支为声援政府抗击外侮的游行队伍，却要用警察骑着摩托车跟在后面，岂不是对游行者的莫大讽刺？由此可以看到中共统治者与老百姓存在的距离有多么远？当然这种对立，中共又要千方百计掩盖了。

其实在民主社会里，发生歹徒危害社会时，决不会大惊小怪，因为人民会起来制止少数人的为非作歹。如果人民真到了对危害自身的行为熟视无睹，那么这个国家用什么来抗卸外侮？(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