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六四”以后的那几天……(2)

两年后，我因公出差北京，有一次我的同事操着四川口音向一位北京市民问路，这位北京老乡向他直翻白眼，眼里透出极其鄙视的神色，白了他的一眼，什么也没回答他便走开了，口里带着鄙夷的口气骂道，“四川猪！”

看到这种情景，为了防止在北京遇到更大的麻烦，我只好决定，在北京期间任何人上街都不要同当地人说话，凡事都由我操东北口音向当地的老百姓询问。人民之间竟因六四如此隔阂！

其实惨死在“六四”中的，无论是学生工人和居民，甚至是军人过后都应当清楚，他们都是专制和腐败的中共政权的牺牲品。

在这些牺牲者中唯有投入静坐绝食，要求中共当权惩治官倒，惩办贪官，放弃特权，放弃独裁实行真正民主的善良学生们，才是这次运动的主角和英雄。可惜他们没有组织起一支足以摧毁中国专制政权的大军。

在六四中以屠杀学生而暂时占上风的中共独裁势力，效法他们的老祖宗毛泽东，不顾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开始了又一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赵紫阳被软禁；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大学院校，开始了搜捕参加六四爱国运动的领袖和中坚人物，大搞人人过关，层层清理。

北京市把在六四中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陈希同推上了北京市长的宝坐，由他负责对六四民主运动的发起人狠下毒手。

当时由北京军管会发出通缉令，通缉著名的民主运动领袖严家齐，万润南，陈一咨，以及学生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方励之，李淑娴，追捕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努尔开希，王丹等一大批精英。

当时落入军警特务魔爪的人，数以万计，一场真正的白色恐怖笼罩了各大专院校。对六四参与的学生登记，并受到处份，情节严重的与以逮捕劳教。

三十年来无论是我们这些不更事的少年，还是老教授们糊里糊涂的被划为胡风份子还是右派，糊里糊涂的“认错”，后来又将这些糊里糊涂的人，押到边荒农村糊里糊涂的流放，像牲口一样的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鞭打，残酷的折磨使他们大多数人死在流放地的深山峡谷中……

三十年后的今天，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招唤民心，同全付武装的军警搏斗，在两个月中把中共的内部矛盾，和危机四伏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余。

尤其是在强大民心的催化下，中共政权一度汲汲可危，而它的内部也在这种民主潮流中分化互解，弹指一挥三十年，这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每一个人都看到中国，决不是中国独裁势力能所欲为了。

1989年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题目便是“公审”赵紫阳。李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中说；“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健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

赵紫阳是邓小平一手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仅仅几个月又把他打翻在地，这既说明共产党在失去民心的作用下已乱了阵脚。邓小平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气势汹汹以叛徒罪名将赵紫阳“永远开除出党”。更没像斯大林对付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处以绞杀。

邓小平看到史大林，毛泽东众叛亲离的晚年，他想逃避焚尸扬灰的厄运。他的内心又是何等虚弱。

李鹏在这个报告中不是公开承认，当时中共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上么？实际上独裁的中共，不得不在专制和民主的较亮中，修改一党独裁的脸谱。

如果赵紫阳能与邓小平相抗衡，实际上反映了共产党已经到了没有主义的时候。所以六四事件虽然又牺牲了许多为民主而战斗的年青人，中共也不得不答应，严惩贪官污吏，放宽党禁。让各民主党派稍稍有一点生存的余地，敢于在某些问题上行使监督的权力。

当然，邓小平自己便是毛泽东的叛逆，他知道赵紫阳所做的仅仅是对学生运动的同情，赵所主张的，不过是政治体制向民主方向再迈进一步。对于学生运动残酷镇压的决定，也让邓小平足足犹疑了两个月，毕竟国内日渐猖厥的腐败是他的一块心病。

所以，在六四学潮的推动下，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还通过了，“坚决”把惩治腐败作为头等大事，特别要注意抓好的决定。(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