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我的父亲

父亲出身于苏北盐城新兴场一个地主家里，弟兄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三。祖父去世后，老大占去了祖父留下的大部分田产，在新兴场上继承了祖业，当起靠田租和放高利贷的地主。

父亲因为憎恨老大的贪得无厌，中学毕业后，将家里所有放高利贷的借据，当着伯父的面一火而焚，从此兄弟反目。

1931年他变卖了分到的房产作为学资出外求学，在南京，他考上了中央大学，攻读教育学，拜师顾毓秀门下。

1935年大学毕业，眼看当时军阀混战，日寇入侵民不聊生，中华大地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呻吟，唤起了他救国志向，1937年10月他带着一家从南京逃难到重庆，投奔顾老，去中央大学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育学系副主任等职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时，刚满八岁的我，住在沙坪坝的双碑镇，那是国民政府兵工署所在地，住着许多逃难而来的下江人，“八年抗战”中，在异乡整整熬过了八年，对抗战胜利后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今天当我翻开记忆中这一页，它仍鲜活的保存着。

这年9月，我们一家随中央大学复员回到南京，不久父亲担任杭州师范校长。
按‘新生活运动’要求，他身体力行，每天清晨提一把大扫帚，在杭师“东昇楼”前打扫校园和校门；主动撤去为他配的黄包车，把配给他的车伕派去为学生伙食团磨豆浆。

我亲眼看到杭师学生的伙食，中午和晚上，每餐至少三菜一汤，常听炊事员责备学生不知谷米来之不易。而那时各校都有学潮，学生喊着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每当学生游行打这些标语，我不知内战从那里爆发，饥饿在那里发生，祸端起于谁手？

1946年春天某一天，“东昇楼”前集合了几十名学生，手臂上戴着红袖套，称他们要到市中区参加全市举行的反内战大游行。

早晨八点钟左右，父亲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东昇楼前，站在他平时站立的升旗台南侧，面向准备上街的游行学生讲话，他讲到八年抗战的艰辛。

讲自己1937年从厦门返回南京，沿途只有人推的独轮车，又逢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九死一生回到南京，赶紧带着母亲，外婆抱着刚出生的我，在日机轰炸下，从下关乘船逃出南京。

日本飞机尾随着插着红十字的轮船，像追一片只有挨打而毫无反抗能力的“绿州”。“绿州”中弹了，着火了，它的甲板上倒着死人，“绿州”用鲜血染红了长江，炸弹爆炸声掩过难民的惨叫，倒在血泊中的母亲，挣扎着把奶头递给那扑在自己怀里的孩子！

当他讲到毫无反抗能力的和平居民，受到鬼子的屠杀，泪珠夺眶而出，声音也嘶哑了。

他说：“我们牺牲了几百万抗日将士，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鬼子，昨天尝尽了苦难，今天正需要和平建设中华时，如果你们是祖国的好孩子，就只有怀着一颗报国心，而不要听从谣言和煽动，将来不易的和平时光白白浪费掉。”

他含着泪珠，希望学生们从国家和平建设大局出发，不要离校。

这一席以心对心的讲话起了作用，准备去市里参加游行的学生，纷纷摘下袖套，收起已打起的校旗，悄然散去。

到了大约九点钟左右，从膺白路方向打着“浙江大学”旗子的学生队伍，向这里缓缓走来，经过校门口时，只有两个学生加入了那支队伍，原来准备的校旗也丢在升旗台前。我记得那一天是阴天，宽阔的马路上行人很少，他们匆匆赶路，向游行的队伍投去好奇而陌生的眼光。

母亲站在家门口，一个劲喊着我，生怕我被那大队的学生吸引了过去。

1947年下半年他又在顾老的推荐下，出任中央政治大学总务长，以后又改任政大重庆分校的校长，成为大陆上中央政治大学的最后一任校长。

1948年我们离开上海时，为“中共打来了，我们怎么办”？父母亲发生了激烈争吵，母亲坚决反对“逃”。她说：“我是无党无派，共产党不会把我怎么样。”争论结果她赢了，全家放弃了去台湾。

1949年中共占领重庆后，父亲在成都放弃了飞赴台湾的机会，回到重庆北碚家中。1950年在当时中共西南军管会川东行署的指令下，去西南革命大学受训。并在那里得到中共的“政治结论”，要他去贵州参加土改工作组，回来后进行工作安排，他们说父亲是统战对象。

不料，1951年底，在中共掀起的大镇反高潮中，他在北碚家中被捕。

被捕后，由北碚法院的陈文俊（该员2006年还活在北碚）带人对我家进行大搜查，不仅将父母亲多年积蓄搜枪一空，还以“国民党大陆潜伏人员的活动经费”没收。

在父亲的反革命罪状中，首要一条就是“镇压学潮”，被捕五年后他便被关死在劳改队里。

父亲被审讯判刑严格对我们家封锁了消息，禁止我们家人探视，尤其是拒绝向家人出具他的判决书，透露他的情况。父亲就这样被他们“黑办”了。

当我的父亲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时，我们小小五口之家面临了灭顶之灾。而我是当年父亲“镇压学潮”的目击人，很替父亲镇压学潮的罪名不服。

那时电影话剧都宣传‘解放’战争，专题讲学生运动的题材，都是描述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镇压，大批学生倒在枪林弹雨中或被抓进牢房，在阴暗的审讯室里受到老虎凳，烧烙铁等等酷刑折磨。

可是后来，我亲身领受到中共监狱的残酷折磨，才使我体会到中共的裁赃、诬蔑，领会他们不择手段的残暴。

从此，我们一家几乎遭到了中共政权的灭门之灾：我的母亲因为对父亲遭受不明不白前后矛盾的审判，在大鸣大放中提出质疑，1958年被划为右派。

同年，求学的我因同一罪名被划右派，并于1960年锒铛入狱，我的兄弟于1968年被造反派不明不白杀害，我们一家几乎家破人亡。

直到三十年后，我死里逃生回到母亲身边，她才深深后悔自己的无知，并一反过去的害怕和回避，向法院投递了为父亲的申诉。

而幼小的我，早听到中共占领区逃亡出来的人介绍中共的所作所为，此时脑海里更清楚中共的兽性。

1979年经历九死一生以后，我和母亲才得以在二十三年后，重新相聚北碚，在我十几封追问区、市、省的公安检察机关后，才由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回复，说他于1956年就因肺结核钩虫病庾死狱中！时年仅47岁。

我们家，是千千万万无辜家庭，在中共暴力下破灭的一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