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3年12月09日讯】《真实的江泽民》第十一章 贪战中的“中国模式”
为了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希望党国在台上执政，就这样内外官商联手造出了这么一个“模式”。–题记
第五节 “重庆模式”的破产 -—“中国模式”的未来先兆
道德下滑造成的社会不公，环境污染，贫富分化，民生困苦，不可持续发展等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了所谓“中国模式”挥之不去的梦魇。
2008年薄熙来到直辖市重庆任市委书记。薄熙来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薄一波曾帮助江泽民坐稳权位。薄熙来到任之后，提出了建设“五个重庆”的规划，就是“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薄在重庆三年多，花样名堂不断，“打黑”、“唱红”、“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三进三同”、“大下访”等等热词频出。短短时间之内，“重庆模式”浮出了水面。
“重庆模式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唯一生机”，“重庆模式是中国的希望”，“重庆模式”——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实践”，“重庆模式是中国必然的选择”，“重庆模式从‘GDP旧政’走向‘民生新政’”……一时间，“重庆模式”可谓风生水起，成为了“中国模式”的未来版。
“重庆模式”作为“中国模式”未来走向的缩影，随着薄熙来的垮台，人们看清了这个迷惑无数人的“重庆模式”后面的诸多黑幕。如果说人们对中共还有一点幻想的话，也终于被这个“重庆模式”给破灭了。
唱红打黑
对于“重庆模式”，外界知道的最多的大概就是“唱红打黑”，这也是薄熙来最用心的地方。
“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简称“唱红运动”或“唱红歌”，官方简称“唱、读、讲、传”，是“唱红打黑”运动的第一部分，用“唱红”来进行道德教育。至2012年2月，红歌演唱活动共进行25.16万场，共1.82亿人次参与。【56】2011年6月29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奥体中心举行的（重庆）中华红歌会，来自全国的108个合唱团参与表演，全场演员及观众共计10万人，俗称“万人红歌会”，连到访重庆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前来“红歌会”捧场，不知基辛格懂不懂那天在会上唱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打黑”是“唱红打黑”运动的第二部分，是指“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截止2010年5月1日，打黑行动已抓获涉黑涉恶人员4781人，14个涉黑涉恶团伙受到致命打击。在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率领下，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原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原经侦总队总队长赵利明、原市交管局局长陈洪刚、市煤监局副局长王西平等一批政府官员相继落网。《时代杂志》将此次行动形容为“中国的21世纪大审判”。【57】
唱红：如文革复辟
看起来是很迷人的“重庆模式”，从一开始，就富有争议。
运动式的“唱红打黑”让人想起文革的荒唐往事。有观点认为，“唱红”活动极度左倾，有复辟文革之嫌。大量红色短信也让民众不堪其扰。有报导称重庆“唱红”活动花费巨大，达2，700亿元之多，【58】实属劳民伤财。同时也浪费了大量时间，尤其是在校学生停课唱红歌影响甚大。有媒体报导称，癌症病人唱红歌即可缓解疼痛，【59】监狱囚犯唱红歌积极可以获得减刑，【60】有评论认为此类事件滑稽可笑，唱红歌活动已接近癫狂。
依靠说教运动来提升道德，是中共一贯的做法。明知没有用，可总是反复如此的做戏，这是中共走不出的怪圈。重庆的唱红，不但成本高昂，而且其中所蕴含的颂扬暴力斗争、领袖崇拜以及漠视个人权利与尊严等内容，与传统道德、普世价值观可谓南辕北辙。
打黑：实乃黑打
“打黑”扩大化，运动化，使得黑打成灾。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中说：“在整个‘打黑’行动中，我们看到了运动式执法和司法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当局发动社会密告（所谓‘群众来信和检举’），抓获‘涉黑’人员近五千人。随之而来的是数百个‘专案组’突击工作，以‘重庆速度’批量化地逮捕、起诉和审判。文强案二审之前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的王立新法官的日记清楚地表明，公安、检察和法院之间是如何不分彼此、联合办案的。不仅如此，所谓‘大三长会议’几乎是公开地登堂入室。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开会协调，导致案件还没有开审，判决结果就提前决定了。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三机关相互制约机制也就完全失灵了。各位同仁，你们不觉得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检察权和审判权独立的准则么？”【61】
自打黑运动化以来，不仅曝出了李庄案，方洪案，还出现了震惊世界的李俊案，特别是流亡海外的李俊，以铁的证据撕开了“唱红打黑”的幕后隐情。
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全靠践踏法治，这种不受限制、不讲法律、执法犯法的公权力，实际上比黑社会还要黑，比黑社会的危害还要大。
高增长背后的高负债
截至2011年底，“五个重庆”累计投资9，600亿元，完成计划投资的73%，其中财政投入超过2，300亿元。差额的钱从哪里来？只能借钱。“重庆模式”是靠借钱堆出来的。号称全面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庆模式”其实与江泽民时代的GDP崇拜一样，并不“科学”，一样是面子工程，是薄熙来争取上位的政绩工程，是不可持续的。
《华尔街日报》在一篇题为“重庆：高增长背后的高负债”文章中引用中国评级公司分析报告指出，重庆市积累了超过3，460亿元人民币的负债。这比薄熙来2007年当上重庆市委书记时候的总负债1，620亿元人民币翻了一番，增长速度惊人。文章还引述美国西北大学中国地方债务问题专家史宗瀚(Victor Shih)的话说，重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开发商在2011年年底的负债一共有1万亿元。这个数字是史宗瀚根据他自己对重庆融资平台记录的研究估算出来的。【62】
如何借钱？重庆政府有个“八大投”，是指重庆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重庆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八大投”作为融资平台，具体做法就是政府先注资、再融资，类似于资金钓鱼。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在“数据透视下的重庆模式”中，举了一个简单的数学例子来说明这个融资模式，“旧模式中1亿元的财政开支或许只能支撑1亿元的投资；相反，如果这1亿元投资作为资本金，撬动区政府以未来土地增值4亿元，合计5亿元作为资本金，在65%负债率水平上可以承受9亿元信贷，如此，总投资可以放大到14亿元。新旧模式下投资规模相差可高达十数倍。同时，在新模式之下，可暂时不考虑还本付息方面压力，依靠资产增值足以说服银行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支持。这样，地方政府债务平台模式绕开了中央关于地方政府不得举债的规定，经营城市的思路由关心经营损益转变为资产负债表管理，代价则是负债额持续攀升。”【63】
住房难是中国民生问题之最，重庆的公租房政策赢得了很多人的赞誉，有学者认为找到了解决中国住房问题的出路，认为“重庆公租房成住房制度改革的样本”。
2010年重庆市计划十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到了2010年6月，这一计划增至前三年在主城区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薄熙来把一个2020年的计划提前到中共十八大召开的2012年，政治上的动机，值得玩味）。重庆公租房建设总共需约1，000亿元的投资。挥不去的问题仍然是钱从何来？70％仍然要去贷钱和融资。这样的模式，是没有可能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的。
广东广晟财富投资管理中心投资总监刘海影在《谁来约束地方政府？——重庆模式的经济批判》一文中指出，“重庆模式是财政软约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杆化为特点的政府拉动型经济。”“这种模式在短时间来看效果是很好，长期来看则未必美妙，因为‘借钱是要还钱的’。”
独立撰稿人应学俊在“重庆归来话重庆”的系列文章中说，细瞅“重庆蛋糕”内囊，认为重庆的所谓“共同富裕”——即“一边借钱一边做蛋糕、蛋糕还没做好就分蛋糕，等待土地收益来还债”的模式，用“危如累卵”和“冒险”来形容大概是可以的，而与“科学发展”大概不沾边。【64】
“三进三同”：新时代的“上山下乡”
所谓“三进三同”，就是让官员们“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根据重庆市的官方说法，这个政策出台的背景是，“当前，部分干部宗旨意识淡薄，缺乏群众感情，存在脱离群众，脱离基层，脱离实际的倾向”。
基辛格去听薄熙来的“红歌会”，无独有偶，基辛格咨询公司常务董事乔舒亚•雷默，也就是“北京共识”的发明者，也在这一年造访了重庆。据雷默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介绍，重庆令雷默最感兴趣的是政府干部的“三进三同”，雷默多次对崔之元表示，下次再来重庆时，一定也要参加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活动。【65】对“三进三同”颇感兴趣的雷默，有没有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共的官员会脱离群众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共的官员不是选出来的，只对上级负责。
相对而言，在西方民主国家，因为选票的缘故，候选人就会主动与选民接触，倾听选民意见，套用一句中共的话说，就是西方官员由于民主政治制度的作用，就会自主自愿地、勤勤恳恳地“密切联系群众”，根本就不用“三进三同”。
中共不是从政治制度上来保障官员自动“密切联系群众”，而是继续搞起被历史证明根本不起什么作用的运动来装点门面。这种运动式的东西，总是弊端丛生，最后得不偿失。运动中搞的弄虚作假，也会进一步败坏社会风气，结果呢，适得其反。走过场还算客气的，最后走到瞎折腾，害人害己。报导称，重庆南岸区组织万名干部下乡种地，纳入年终考核，每年要累计一个月的种地时间。有人不以为然，因为种地是个技术活，让坐办公室的人去随便忽悠忽悠，到底是去种地还是添乱？【66】
“重庆模式”的破产：“中国模式”的未来先兆
“重庆模式”随着薄熙来的下台急转直下。
“重庆模式”是作为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未来走向而被炒作的，幻想能在关注民生，共同富裕，提升道德等方面有所作为。到头来不过是薄熙来在政治上的一场赌博。
我们不是要在一般意义上否定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恰恰相反，我们要指出的是，中共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在权力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已经丧失了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提升社会道德的能力。无论是“中国模式”或者“重庆模式”，其实都是一个套路，急功近利、寅吃卯粮、不惜工本，流于面子和政绩工程，践踏法律，漠视人命，不尊重人权，动不动就搞运动，虽然表面看起来轰轰烈烈，似乎有所成就，但是造成的问题，特别是长远来看，都是灾难性的。
第六节 中国模式的内在缺乏
对中国模式的计算，没有列出各国垄断资本家为中国经济多年大输血的世界成本。
对中国模式的计算，没有包括中国人民为之贡献的力量和承受的巨大负担。黄卧云发表的“中国模式的风险”介绍，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税收每年都保持在20%-30%的速度增长，两三倍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而纳税人则承受着世界上最繁重的税负，银行则用隐蔽的方式蚕食着居民的财富，国有垄断性银行人为压低存款利率，使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长期处在很低的水平上，甚至出现严重的实际负利率。【67】
对中国模式的计算，没有考量发展的本质和质量。中共完全无法和当年的日•韩相提并论，没有任何可“真正”中国制造的本土技术和产品行销世界市场。
对中国模式的计算，没有包括各种代价的统计，尤其是中共强迫中国人民付出或透支的一代和多代人的损失，不仅仅是环境污染，而是生命的缩短，生存条件的极度恶化，生命质量的彻底毁坏。
对中国模式的计算，没有公布社会财富如何以假的公平，快速加大社会不公，让劫富的人更有机会掠夺共有的财富，让贫穷的大众不仅没有任何福利可言，更有可能失去仅存的活命条件。据黄卧云的文章介绍，国家财政收入相当大一部分用在政府自身的奢侈性消费上，极不透明的“三公消费”（公款消费、公车消费、公款旅游）据人们估算已达万亿元人民币，但另外一方面，2010年全国的公共卫生医疗支出却不到区区15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仅相当于英国的八分之一，而中国人口是英国的20倍。【68】
最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计算没有办法得出道德代价沉重付出的总额，无法估出几千年的文明被污染后，贪婪对世界正义和人类精神吞噬的恶果。这样的大倒退比其他的损害更具杀伤力，毁灭力，直接颠覆人类有史以来秉承的道德价值标准。沦落入这种道德和精神丧失陷阱的各国还有可能获得什么样的未来？
当大家把上述的一切都计算进去，中共模式中还有什么东西能留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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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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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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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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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同【14】
【17】中国评论新闻网，“美国对华挑衅何以虎头蛇尾？”2010年4月2日 //gb.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search/allDetail.jsp?id= 101277682&sw=%E5%BC%A0%E4%B8%9A%E9%81%82%E9%80%92%E4%BA%A4%E5%9B%BD%E4%B9%A6%E6%97%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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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同【21】
【24】《环球》，“美国三重‘军事三角’套牢亚欧大陆”，新华网，2010年1月15日 //news.xinhuanet.com/globe/2010-01/15/content_12815885.htm
【25】同【21】
【26】同【22】
【27】《求是》，“坚持把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军队党建根本任务”，2010年1月26日 //www.qstheory.cn/gf/jdsxlljs/201001/t20100126_19738.htm
【28】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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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以下原文均引自李振城的“有效利用资本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mkszy.cass.cn/file/2000040911550.html
【34】《列宁全集》，第43卷，第83页
【35】《列宁全集》，第41卷，第350页
【36】《列宁全集》，第42卷，第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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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列宁全集》，第42卷，第251页
【39】《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
【40】关于纳粹德国的情况和分析，摘抄自下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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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同上
（节选自《真实的江泽民》第十一章；作者：《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
（责任编辑：肖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