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3年10月18日讯】《真实的江泽民》第九章 贪战
第五节 经济输血的冲喜效应
经济输血帮助了中共对抗普世价值的底气
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年西方各国大量的经济输血，帮助中共有了对抗普世价值的底气，心理和势力。
中共有了本钱之后，并没有像西方说客所说的，经济发展了，就会自动带来政治的自由和其他自由。恰恰相反，中共以其经济发展为借口，更有理由对抗自由世界的普世价值。
中共的逻辑也很简单。在我要死不活的年月，突然得到爆发的资金，变成现在的外汇储备阔佬，拥有多少美国的债券，连西方都有人羡慕我专制的能力和制度，我已经走出了“中共模式“的路，为什么要走普世价值的路？！
江泽民和中共在几十年整人政治运动中积累大量经验，其中最本能也最凑效的是充分掌握人的弱点，投其所好，利用并扩大人性自私的部分来为中共服务。西方重商，故经济利益可诱使西方商人和政客就范，江泽民相信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他说，“在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各种矛盾都在深入发展，各种力量正在重新分化组合，各种重大战略关系也在调整变化。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继续起作用，西方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矛盾日趋暴露和上升，内外难题不断增加。这就为我们在国际斗争中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创造了许多新的机会。只要我们善于把握好一些大的战略关系，善于利用一些重要矛盾，就能够灵活应付、举措自如，适应国际局势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33】
中共赤裸裸的用机枪坦克镇压学生和平民在全世界激起义愤之时，江泽民踏着民众的鲜血上台。在世界强大的民意压力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致谴责中共，并结合经济制裁等方式给中共施加巨大压力，中共陷于四面楚歌的孤立之中。经历过中共建政后几十年的穷酸革命及见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打开后世界真实情况的中国人民，不会再接受中共把中国带回到勒紧裤带闹革命的荒唐岁月，因此，西方的经济制裁对中共的打击几乎是致命性的。
中共看准了西方不忍放弃中国巨大市场潜力的心理，展开了各种以经济交往为目的的“人权游戏（斗争）”。为了破开经济封锁，获得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中共首先向西方伸出橄榄枝，表示继续改革开放的国策，表面上不得不接受一些改善人权的附加条件，如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国会年度审核通过前，释放一个两个取之不尽的“良心犯”以满足美国国会列出的人权指标。同时，对改善人权的承诺阳奉阴违，从实质上破坏世界上对其人权行为的监督。
从二十年前中共的摇尾乞怜到今天“财大气粗”的不同态度，人们可以看到奴才和主子的可笑劣质集于中共一身。
对抗普世价值
中共的软肋是其一党专制的本质。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已被中国人民摒弃。江泽民坚持共产主义信仰是假装的，这一点他自己也供认不讳，“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只是一块用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遮羞布，江泽民对“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的恐惧却是货真价实的。江深恐中共虚假的“共产主义”不堪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的冲击，而导致中共独裁统治、中共政权瓦解。而且，江对人权的践踏劣迹斑斑，先有整肃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前科，后有发动镇压法轮功的世纪大迫害，还因此多年获得“大赦国际”授予的“人权恶棍”光荣称号。因此，江对西方普世价值观既恨又怕，要坚决抵制。
为了消弭对抗国际上的批评，江及中共采用一贯的手法，一方面利用经济利益的诱惑，削弱批评的声音，另一方面混淆人权的概念，以似是而非的歪理搅乱视线，逃避国际压力，并大力进行对外的人权理论反宣传。江泽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抵制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的言论：
“美国喊什么民主，什么自由，什么人权，都是假的!”(1990年1月18日在山西考察工作时的谈话)“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现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最适合我国国情，因而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比西方国家的‘三权鼎立’制度要民主得多、优越得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政党制度，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党制或多党制互相攻讦、互相倾轧的弊病，能够保证集中领导与广泛民主、充满活力与富有效率的有机统一。”
“西方往往希望我们都变成资本主义。如果世界上都成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岂不是太单调了。”【34】
江泽民忌惮于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在历史上对各国人权的关注，在针对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时，更是把斗争的矛头重点指向美国。江说，“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一直是在美国的反华势力对我国的长期战略目标。另一方面，美国出于自身的全球战略需要和实际经济利益需要，舍弃不下我国的巨大市场，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中寻求同我国进行合作。…既然‘美国对我采取‘既接触又遏制’的两手策略，我们也要讲究策略，以两手对两手，以斗争促合作。”【35】
同时，江发出指令，“要大力揭露西方宣传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欺骗性。西方敌对势力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向我发动进攻，通过各种渠道，对我进行渗透，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认真对付，坚决还击。要揭露西方‘民主’的实质和虚伪性，说明我们的民主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说明社会主义中国最尊重人权，最爱护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和权利。”【36】
中共提出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那些宣扬‘普世价值’的人，正是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下，推销西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和要害。”“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的外交工具就以普世价值取代了过去的反共大旗。关于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经常挂在嘴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等。且不说这些是不是公认的普世价值，仅就西方竭力甚至强行在当今世界推销，就十分令人起疑。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更要打一个问号。”【37】
在江泽民的指示下，中共把人权问题作为一项对外斗争的工作重点来抓，人权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主题。1991年11月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第一部题为《中国的人权状况》的白皮书，宣称“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关注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在继续，危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和推行强权外交，阻碍了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实现。”【38】之后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便成为中共人权的一部“经典”作品，反复修订出版，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各种学习材料。
针对美国国务院年度世界人权记录报告中对中共人权恶劣行为的记录，中共又针锋相对地搞了一部年度的“美国的人权记录报告”。中共组织人马从西方媒体公开发表的材料中收集整理，修饰加工成报告后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以“敦促美国正视自身的人权问题”。第一部报告发表于2000年2月27日——《1999年美国的人权记录》。这本“美国人权记录”说，“美国无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却热衷于推行所谓‘人权外交’，将人权作为丑化别国形象和谋取自己战略利益的政治工具，这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的伪善面目和借口人权推行霸权主义的不良图谋。”【39】
分而治之的关门人权“对话”
中共在人权问题上还耍了一个大花招，就是人权问题只能关起门来讨论，否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江声称“人权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各国对人权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应进行对话，而不应搞对抗。”江泽民当着克林顿的面说，“在人权问题这类问题上，可以在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开展讨论。”
更重要的是，与各国都可以分开来谈，分而治之，来多少对付多少，多多益善。让所有还有些许人权关注概念的国家分散成单一的对手，中共驾驭单一的，分散的团体在战争年代久经历练，对付什么人都得心应手。对方只要愿意来单独谈，就是对中共合法性的承认。在中共愿意谈“人权”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总不能不愿谈吧，那么，各国能够联合起来制约人权迫害情况发生的能力就被中共从此分化瓦解掉了。
谈判对话是中共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尤其是关起门来谈，什么大话都可以说，什么承诺都可以许，而出了门什么也都可以不做，不受任何约束，具体谈什么，外界不知道，但又可以搪塞外界舆论。历史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展开的三次谈判，每次都以大呼上当而告终。
“人权”终成政治装饰
中美人权对话从江时代的1990年12月开始，每年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对中国进行访问对话，或者中方代表团到华盛顿对话，到2002年12月一共举行了13次对话，只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和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40】每次对话只不过是公式化地发表联合公报，获得的最大成果不过是“增进了双方的相互理解”之类的套话。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共对谈判的态度也愈加强硬。中共惯用的警告就是中国决不容忍他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不害怕其他国家表现出的敌意。
对话基金会的Kamm先生过去支持中美对话，但他说，他准备改变自己的立场，“要是中国政府只想就广义的意识层面去讨论人权问题，那一大帮人用纳税人的钱飞到北京就很难说得过去了。”Kamm还补充道，“如果撇开具体的人谈人权，那我觉得这种对话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41】
如果其他时候实质性地提出人权问题，中共就会立即翻脸。由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及其它违反人权在国际上曝光，2004年美国决定向联合国第60届人权会上提出谴责中共违反人权的提案时，中共立即作出强烈反应，紧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宣布中止双方的人权对话与交流。【42】即使是后来这些年的美中官方接触中，可以谈任何问题，就是不能碰法轮功问题。一旦提到法轮功，中共代表就摇头摆手，起身退席，绝口不谈。因为这是中共的“七寸”，无法解释为什么对这么大面积的汉人，又是只为做好人的群体如此没道理的迫害。
虽然在时隔六年之后，于2008年5月24日至28日，中美第14次人权对话在北京恢复举行。美国与西方对中共的人权关注度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人们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一现实生活中的现实：人权仅仅是政治家们装饰门面的一个议题而已。
中共用同样的手法，与西方各国开展乐此不疲的“人权对话”。例如，于1997年开始与欧盟每半年举行一次人权对话；始于1997年的年度中澳人权对话，中加人权对话；于1999年开始每年一次的中德人权对话。同样地，所有这些人权对话是能谈则谈，能敷衍则敷衍，谈不来则各说各话，触及实质问题就中止谈判。
经济“大棒”–中共特色的贸易与人权挂钩
用经济手段对付人权批评，在经济输血后感到强盛起来的中共那里，有了新用。
在经济外交上，中共不仅仅是采用“胡萝卜”政策，有时也使用“大棒”。对于在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共的、中共自认为可以对付得了的国家，中共毫不留情的采用经济手段予以制裁，迫使其噤声。
中共利用贸易关系，与其他西方国家联手对抗美国在联合国关于中国的人权提案。
中共首次得力的运用经济“大棒”实现外交目的是在1997年。4月15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由美国、英国、丹麦带头提出的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欧盟几个主要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没有参加提出议案，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没有签署这项议案。最后，这项议案以不予审议的形式被否决。
当时丹麦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点名抨击中国对待少数民族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当即反驳道：“我相信丹麦政府提出这项反华议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不是丹麦“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是中共搬起石头砸丹麦的脚，中共随即取消了和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所有商贸合约。【43】
2002年中共操纵了一些第三世界盟友，将美国踢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致于美国在此次大会上不再有发言权。出于对中国订单的考虑，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愿意在人权问题上挑战中国。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没有通过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
2007年，为了报复德国总理默克尔九月间会晤达赖喇嘛。中国取消了当年的年度人权对话。【44】
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推迟了原定于12月初在法国举行的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并终止了中法之间巨额贸易合同的洽谈。这350亿欧元的贸易订单发挥了作用，萨科齐最后现身北京奥运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这样的外交矛盾会发生得越来越少，甚至不再发生。并不是因为中共改变其丧失道德的做法，而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在中共提供的利益面前，放弃道德坚守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变得对中共装聋作哑、抑或俯首称是。
正如何清涟女士在一篇文章中总结的，“说穿了，北京并不害怕西方社会的口头批评，它唯一担心的是西方国家的全面经济制裁，但自从中国入世之后，西方社会就丧失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能力。经过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外商在华密集投资之后，西方数百家大跨国公司与中国市场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权恶化的批评越来越像走过场，“一幅‘我们说过了，结果如何我们没法管’；而中国的反驳却越来越高调上扬，一副‘就这样了，你们除了打口水仗之外还能怎么样’的死硬姿态。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好多年了。一方面是西方干预有效程度递减，另一方面是中国内部维稳力度增强，中国的人权状态终于恶化到今天这种地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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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zh.wikisource.org/wiki/《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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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中美人权对话//zh.wikipedia.org/wiki/中美人权对话
【41】Bleak Outlook for U.S.-China Talks on Human Rights //www.nytimes.com/2011/04/28/world/asia/28china.html
【42】新华网，“中国紧急约见美大使宣布中止中美人权对话”，2004年3月23日
//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3/23/content_1380167.htm
【43】 Willy Wo-Lap Lam，“China wages‘big-bucks diplomacy’”， CNN，June 19,2002，//asia.cnn.com/2002/WORLD/asiapcf/east/06/18/willy.column/
【44】BBC，“德国：中国取消中德人权对话”，2007年10月13日//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040000/newsid_7043400/7043480.s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