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3年10月15日讯】刘耘，中共体制内的正厅级官员，据他自我介绍，他曾经是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干部，深圳特区最“辉煌时期”的市委书记秘书，中国唯一有博士学位的中共县委书记。今年，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后，在任中共长沙市人大党组副书记时，他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辞去了人大的职务，离开了体制内与一直萦绕于心的不安全感。萦绕于其心的不安全感的原因是什么呢？发表于中国周刊上的题为《一个官员的隐忧》的文章给出了答案：“时任长沙大学党委书记的刘耘与另一位大学校长一起赴德国参加一场研讨会。这位校长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按德国标准，我们都是罪犯。”他这里所谓的“我们”，按照文章的内容来看，应该是指中共体制内的各级官员，这些各级官员所犯的罪行，文章内也有所披露。
中共各级官员所犯的部分罪行
1987年，刘耘投奔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先是到深圳市外事办工作，继而到市委办公厅任秘书。这时，刘耘“感觉到社会风气已经不好了”，“吃喝玩乐啊，行贿受贿啊，这些情况已经比较普遍了”。而这个时期，用刘耘的话说：是深圳“非常辉煌”的时期。现在的深圳，吃喝玩乐啊，行贿受贿啊，这些情况已经非常普遍了，非常严重了。
1992年7月，刘耘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对深圳的官场风气已经不满意了。他主动联系，到既非故乡、发展也较为落后的湖南当县委书记，所以给自己定下了目标—经过努力，让自己的治下成为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风气良好的地方。 1993年，35岁的刘耘有了新身份：长沙县县委书记。
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刘耘“感到震惊”：怎么中共的官员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没有任何底线呢？自认为有做人底线的刘耘，很快，就被没有做人底线的中共的官员排挤去任长沙市郊区区委书记。很快。他由于有做人底线，又被排挤去任新的职务是长沙市外经委主任、书记。虽然级别没变，但实际权力小了。没有做人底线的中共的官员可排挤有做人底线的官员，这就是中共体制制造罪犯的一个机制。因为在这个排挤过程中，有做人底线的官员很容易成为没有做人底线的中共的官员。在现实中，没有做人底线的中共的官员的许多行为必然是犯罪行为。这样的中共的官员实际上就是罪犯，有的被送上了法庭，有的还未送上法庭。
即使权力小了，刘耘回忆：“那时你下去的话，人家已经开始给你送钱了。逢年过节，红包啦，送礼啦。你比方说，搞一个什么活动，参加的人人手一份，两百块三百块红包，我肯定不要，不要 ，别人就不敢拿了。” 别人就不敢拿了，刘耘就堵了别的中共官员的财路，就难以升官。这是体制诱惑人做罪犯。
2000年以后，由于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案例，刘耘逐渐形成了他的认识：不跑不送几乎无法在体制内生存，逆淘汰的力量“基本上是无法抗拒的”。原因很简单：“你不送礼不进这个圈子，不要说往上走，你要呆住都很难。因为你这个位置如果好的话，怎么会让你这样一个人老在这儿呆着呢？” 在这里，刘耘几乎是直白地承认他在任官期间，有过送礼的行为，而这种行为严重的话，在德国就是罪犯。
武元甲随行的翻译的“忠告”
越共体制和中共体制是同一性质的独裁体制。还在深圳的时候，刘耘曾负责接待越南领导人武元甲大将，随行的翻译是越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门的干部，曾在中国留学，对中国很熟悉。当然对越南更熟悉。这位翻译听说刘耘将要到内地任县委书记，
临别前，给了他一个“忠告”：“猪圈虽然很脏，但猪很享受。你如果嫌脏，最好别进去。进去了最好别打扫，猪也会咬人的。”这段话，有一层意思是说，中共的官僚体系就是一个猪圈，那些中共的官员就是养在猪圈的猪，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猪圈里的很脏的环境。谁如果嫌这个猪圈脏，最好别去做中共的官员。经不起诱惑进了这个猪圈，最好别动这个猪圈里最脏的部分，也就是低于做人底线的部分，不然的话，你就会被猪咬。
当时，刘耘有些不以为然。他心想，你越南可能是这样，但中国不一定是这样。多年之后，他终于理解了越南人的“忠告”。他说：“在地方上，玩政治斗争，这样的事情是小意思”。
其实，多年之后，刘耘也没能完全理解了越南人的“忠告”。那位翻译讲的是越共和中共两个独裁体制从最高层到最低层官僚体系的情况，不仅是在地方上，玩政治斗争，这样的事情是小意思，而且在越共和中共两个独裁体制高层，玩政治斗争，这样的事情更是小意思。当前，发生在中共独裁体制内的薄熙来与周永康密谋发动政变的事件就是一例。
中共独裁体制就是一个制造罪犯的陷阱
2001年，刘耘从市经贸委调往长沙大学（现名长沙学院），担任党委书记。他当时对官场已经“很反感”了，觉得学校还算是一块净土，就想留下做些事情。
有一次，刘耘与另一位大学校长一起赴德国参加一场研讨会。这位校长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按德国标准，我们都是罪犯。刘耘仔细一想，的确是这么回事。即便不按德国标准，以中纪委的规定衡量，很多人也都构成了职务犯罪。
“比方做学科建设，你要跑项目，跑课题。你不跑行吗？不跑绝对不行的。你跑的话，空手跑行吗？也肯定不行啊。如果没有人搞你，就没事；如果他要搞你的话，就可以说你是行贿啊。”刘耘说，“为什么我后来感到没安全感了呢，就这个问题啊，制度是个陷阱。”而这种制度陷阱，在刘耘看来，普遍存在于官场之中。 也就是说，刘耘看来，当今中国的罪犯普遍存在于中共官场之中。看到这个现实，对于还自以为还有一点做人底线的刘耘来说，就会一直有萦绕于心的不安全感，他选择了逃。
刘耘是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辞去了人大的职务，他以为是逃离了中共体制，他只是离开了中共体制的现任官员这个圈子，他实际上还是中共体制内的人。正因为如此，他说自己并没有对体制“心死”，他还想在保持中共这个独裁体制，也就是保持中共这个严重污染和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环境的最脏的猪圈的前提下，改动一点这个最脏的猪圈的一部分外观，即所谓的政改。他这样的想法在中共这个独裁体制内有一点代表性。
但看过《九评共产党》和了解中共体制现状的人都明白，刘耘的这个理想实际上已经被历史和现实证明是行不通的。首先是中共对中国民众犯下的滔天大罪，现在已临近被彻底清算的前夕，天灭中共的历史趋势任谁也无法改变。
其二，在中共这个最脏的猪圈里生活的那些个会咬人的猪，也就是那些罪不容赦的中共死党自知死罪难逃，抱着“要死大家一起死”的心态，也不容那些体制内还有一点做人底线的人搞成什么政改。因为，任何有一点做人底线的政改，就必然要触动到中共死党的既得利益。出于会咬人的猪的本性，它们必然会拚死挣扎。这也必然会导致中共体制，也就是中共这个猪圈的解体。这个解体过程也是天灭中共的一个表现形式。天灭中共远不止这一个表现形式。
中共体制内那些还保持了一点做人底线的人，要想有真正的安全感，就应该选择声明退出曾经参加过的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有真正的安全感的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