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图:十全乾隆艺术品味特展(1)品味养成

钟元台湾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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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3年10月14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钟元台湾台北报导)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策展团队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筹备,隆重推出“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味”特展,展期即日起至2014年1月7日止,总计展出高达二百件文物。此次展览分“品味养成”、“鉴藏制作”及“生活艺术”三单元,今次介绍第一单元:“品味养成”部分。

十全乾隆

乾隆,满文“abkai wehiyehe”的字义是“得到上天的扶佑”,清高宗乾隆皇帝的确是受到上天特别眷顾的天子,他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嘉庆四年(1799),几乎贯穿十八世纪。在位六十年间(1736-1795),文治武功俱臻高峰,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最有福、亲见七代、享有“五福五代堂”,可谓洪福齐天的皇帝。他一生追求“十全”,自号“十全老人”。嘉庆元年(1796),高龄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禅位予皇十五子颙琰,在御制文中,宣誓“十全”是成为全方位君主的理想;既彰显了康乾盛世,也期勉后世子孙继往开来。

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前扉页所附乾隆皇帝小像-每一部御制诗集的卷前扉页均绘有一幅乾隆皇帝不同年纪的画像,记录了他各个时期的面貌。清代历朝帝皇之中,清高宗乾隆皇帝留下的诗文,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丰富。院藏《清高宗御制诗集》收录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间以及禅位后四年太上皇时期所写的诗作,计四百五十四卷,四万二千六百四十余首。据此统计,乾隆皇帝每年平均诗作达六百六十余首;而某些单一年份,诗作数量甚至达千余首。数量之多,创作之勤,乾隆皇帝不仅居清代君主之首,睽诸历代各朝也堪称绝无仅有。(国立故宫博物院)

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九。(国立故宫博物院)

乾隆皇帝天资聪颖,好古敏求,自幼学习满、汉、藏、蒙多元文化,且得天独厚坐拥丰富的皇室收藏,培养出深厚的人文素养,影响及于他对艺术爱好,让他同时成为诗人、作家、收藏家、鉴赏家、创作及园林设计主导者等多重角色,格局恢宏。

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前扉页所附乾隆皇帝小像-每一部御制诗集的卷前扉页均绘有一幅乾隆皇帝不同年纪的画像,记录了他各个时期的面貌。清高宗一生创作丰富,其诗集除在位时由廷臣每隔十二年陆续辑为《御制诗初集》至《五集》外,其禅位后的诗作,亦在他去世后集结成《御制诗余集》刊行。(国立故宫博物院)

清高宗的艺术品味养成

乾隆之世,文治武功显赫,大清基业稳定。乾隆皇帝学养深厚,文武技艺,样样精通,表现出文才横溢的创作力量;在他指导与赞助下的宫廷艺术,更展现出盛世帝王高尚的品味与格调。这些丰富的创作与极致的艺术爱好,除了来自乾隆皇帝本身勤奋的求学态度外,其童年获得皇祖康熙、皇父雍正两帝的用心栽培、帝师名儒的启迪诱导,以及皇族长辈兄友间的切磋砥砺,均为他的学养扎下良好坚实的基础。

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前扉页所附乾隆皇帝小像-每一部御制诗集的卷前扉页均绘有一幅乾隆皇帝不同年纪的画像,记录了他各个时期的面貌。清高宗这些诗作不仅具体反映清高宗创作的连续性,更呈现清高宗自即位至禅位六十四年间不同人生阶段的经历纪实。更有趣的是,由清宫内务府编辑的《御制诗初集》至《五集》,各集卷首皆附有清高宗诗集辑编时的御容画像,后人可一睹乾隆皇帝不同年岁身体相貌的变化。(国立故宫博物院)

皇子时期的乾隆皇帝成长于优渥的环境,对知识与艺文的探索追求即表露广纳四海的恢弘胸襟。透过皇家丰富的艺术收藏,他沉潜于历代书法名迹,勤于临摹,厚植书法功力;受到童年幼伴章嘉呼图克图的影响下,开启对西藏文化与艺术的认识;年少时期与伴读词臣、宫廷画师、作坊工匠以及西洋传教士密切接触,启迪了他对各类艺术的鉴赏力与创作力。

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前扉页所附乾隆皇帝小像-每一部御制诗集的卷前扉页均绘有一幅乾隆皇帝不同年纪的画像,记录了他各个时期的面貌。清高宗御制诗集内容广泛,既涉及朝政、祭祀、稼穑、宴贺、军事、水利等治理天下之政务,又及于赏花、品茗、读书、画画、泛舟等吟风弄月的生活情趣。乾隆皇帝虽不讳言部分诗作或出于词臣之手,然四万余首风格一致,即使代笔也必然经乾隆皇帝审定。(国立故宫博物院)

“十全乾隆”特展以乾隆皇帝的艺术品味为展览主轴,藉由他的文物收藏、品评鉴赏、整理编目,以及创制监造,具体而有系统的呈现清高宗的艺术品味。此次展览第一单元“品味养成”,旨在探究皇祖、皇父、帝师对乾隆皇帝的启迪,以及词臣、画师、能工巧匠与丰富典藏的环境对他艺术品味的影响。

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前扉页所附乾隆皇帝小像-每一部御制诗集的卷前扉页均绘有一幅乾隆皇帝不同年纪的画像,记录了他各个时期的面貌。清高宗《御制诗集》如实地记载着他对早年成长的回忆,对受业帝师的追怀,对宫中藏品的鉴赏,对巡幸游历的体验,以及对宫苑生活的吟咏,钜细靡遗地呈现出清高宗艺术养成的渊源。(国立故宫博物院)

清高宗的成长教养

乾隆皇帝与康熙皇帝祖孙情深,十二岁时首次与康熙在圆明园牡丹台相会,聪颖敏睿深获帝心,随即被召入宫中养育,并曾随侍康熙帝巡幸热河避暑;康熙帝挥洒宸翰,亲授书课,乾隆皇帝耳濡目染,对其启迪必然影响至钜。

皇父雍正对乾隆皇帝教育非常重视,先后为他遴选多位名师,包括日后被乾隆尊称为“三先生”的福敏、朱轼与蔡世远三位经学大儒,在奠定乾隆学问根基、经史造诣居功厥伟。皇族成员如皇后富察氏、二十一叔允禧,对乾隆的艺术爱好与兴趣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弘历采芝图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纸本(纵204公分 横131公分1935年作)。图绘身着汉族衣冠的青年男子,一手执如意,一手轻扶梅花鹿,神情淡定的样子。在他身旁站有一位提篮荷锄的少年,从其眉清目秀的五官及瓜子脸的面型上看,与青年人的长相有几分相似,而他们的脸型又与乾隆皇帝登基时的“朝服像”非常接近。根据图中乾隆皇帝题诗落款“长春居士自题”的“自题”二字推断,此图有可能画的是乾隆皇帝青年和少年时的画像。图中人物以白描法造型,面部以淡墨勾描,衣纹以浓墨勒线,线条于轻重虚实、刚柔变化中,准确地表现出人物的不同体态和相貌特征,由此可见作者较强的以线塑型功底。
画幅右上乾隆皇帝自题:“何来潇洒清都客,逍遥为爱云烟碧。筠篮满贮仙岩芝,芒鞋不踏尘寰迹。人世蓬莱镜里天,霞巾仿佛南华仙。谁识当年真面貌,图入生绡属偶然。长春居士自题。”下钤“宝亲王宝”白文方印、“长春居士”朱文方印,迎首钤“乐善堂”白文椭圆形印。画幅左侧梁诗正(1697-1763)书长题,落款:“雍正甲寅夏四月梁诗正谨题”,下钤“梁”朱文圆形印、“诗正”白文方印。“雍正甲寅”是雍正十二年(1734)。画幅正上方钤乾隆皇帝玺印:“八征耄念之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太上皇帝之宝”。(国立故宫博物院)

清高宗的成长环境

乾隆皇帝艺术品味的养成与他得天独厚的成长环境,和不断探索学习的精神息息相关。因有机会观看王羲之和颜真卿书迹,遂从临摹中体会书法鉴赏。自幼一起学习成长的章嘉呼图克图,日后成为他主政时期的国师,乾隆朝藏传文物的设计与制作必然有所影响。

铜镀金仙鹤驮亭式表(长25公分 宽41公分 高43公分 1935年作)。一只回首眺望的曲颈仙鹤口衔灵芝站在红丝绒木座上。仙鹤背驮二层仙阁,阁正、背面各嵌一个白珐琅小表盘,正面是时盘,背面是调节走时快慢盘。仙鹤腹中安置音乐机械装置,启动时可演奏四支乐曲。表的制造者是伦敦著名钟表匠和钟表经销商James Cox(1723-1800)。
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在钟表方面的贸易活动十分突出。一方面由于英国自身钟表制造的发展,伦敦成为当时的钟表生产中心,钟表制造盛极一时,其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无与伦比,在整个欧洲与东方的钟表贸易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借英国海外扩张的强势,英国东印度公司几乎垄断了早期欧洲和东方的海上贸易,为英国钟表的东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保障,当时欧洲各国的钟表许多是通过英国的中转输出到中国的。更为重要的是,英国钟表行业具有敏锐而长远的眼光,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一直十分关注,千方百计迎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利用自身的贸易优势,依托整个欧洲的钟表制造技术,整合各种资源,制作出了适合中国人欣赏品味的东方市场钟表。当时在英国有一批从事东方尤其是中国市场钟表的钟表匠和经销商,James Cox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James Cox的钟表在中国获得了较高的认同,其许多作品被乾隆宫廷所收藏。他还在广州建立公司,负责产品的经销和组装,这使他的产品更容易为中国市场所接受。此表有可能就是在广州组装的产品。(国立故宫博物院)

乾隆年少即交游往来的唐岱和邹一桂,或可视为是将雍正朝的宫廷画风传递至乾隆朝的重要推手;而出入造办处为他辨识瓷器的方西华,向他解说玉器仿古做旧原理的姚宗仁,和许多穿梭其间的西洋传教士,他们有的扮演着文物专家的角色,有的提供咨询服务;通过乾隆皇帝与之对谈与保存留下来的文物,可追溯出他探询文化轨迹和督促乾隆朝艺术创作的历程。

对乾隆皇帝而言,尤其难得的是这些经历并未因时间流逝而终止,日常生活中轻易可触及的人、事、物,仍然持续刺激他再从中酝酿出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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