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李伦的两手(6)

又过了三个月，李伦应我的邀请，作为朋友光临我刚刚住下的菜市街新居，“查看”我的陋室时，我才在吃饭时试探地向他发问：“五一节发生的事是怎么处理的？”他圆睁着惊诧的眼睛，带着一种没头没脑的疑惑，奇怪地问道：“五一节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没听说？”

听他这么回答我心中便有了底，打趣地替他解嘲：“你别故作不知，发生这么大的事，你的得力助手不可能不与你商量处理办法。”他越听越奇怪，放下碗摘下了眼镜，严肃追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才将五一节水淹总装大楼的事向他叙述了一遍。

从他那惊愕的眼神里证明，对此事他一直被蒙在鼓里，边听边站起身来,脸上泛起了红晕。我知道，此刻他有些激怒了。按常规，发生这样的事情李伦刚去美国当天陈增就应该通知他，可是事情竟然过去了整整五个月，竟没有一个人向他汇报。可见他同这个厂的亲和度究竟有多大？

人若缺了感情的支撑，单凭单方面的事业心，再大的热情也是要熄灭的。为止住他正在亢奋的情绪，我说道：“对这件事你先冷静下来，最好不妨先单独了解一下库房人员和总装车间的工人，把经过了解得更透彻一些。当然你也许最想不通的是，你最信任的人这次是一手遮天地向你隐瞒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李伦已经深深地陷入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中。自言自语地说：“怪不得这段我离厂的时间，还有人督促财务科查壁山坐椅厂的账目。”

事情得从三年前说起。那时李伦接任厂长的第二年，因为资金匮乏，开发新车品所需要配件一时采取从配套厂家赊购的办法，讨回来装车的东西多有残次品，几家沙发厂送来的坐椅，不仅做工粗糙，颜色和款式的配套上也难于一致。

这使他萌发了建立一个由劳动服务公司管理的坐椅厂想法，由本厂职工自己生产坐椅。结果被全厂职工代表大会否决，理由是自己做出来的成本高，未必比买现成的坐椅划算。这时候家在壁山县农村的孙镛找上门来，从自己家的农家茅舍中办起了坐椅厂，取名重庆专用汽车坐椅分厂，专门为我厂的车配套。

几年后随着本厂的日益兴旺，孙镛的坐椅厂也越办越大，由农村茅舍搬进了壁山县城。三年内发展成为拥有资产百万、厂房二十亩的民营企业。

与此同时，厂里反对李伦的势力有了“把柄”，说他用国家给专用汽车厂的专项贷款，暗中挪用给壁山坐椅厂，并成为这家俬营企业最大的“私人股东”，每年都要从那里分得几十万红利。

因为先前两件丑事，受李伦严厉训斥之后，对李伦怀着私仇的陈增，早就把眼睛盯住了壁山坐椅厂……李伦出国两个月的学习时间，给了陈增一次难得的好机会，经过当时的党委副书记王惠的默许，他调集了财务科的两名办事员和有关坐椅厂全部账目，进行了秘密清查。

结果，出乎陈的意外，他在查账中并没有找到李伦挪款的证据，也没有找到李伦年终分红的任何收据之类的凭证。

李伦从美国归来回厂以后，财务科长将陈增组织查账的事情告诉了李伦，在李大伦追问下，陈增将这件事情归结厂的职工代表大会所要求，并说清查账目，还这些代表一个说法也是一件好事，查账已经惹恼了李伦，现在又听到水淹车库的事，无异于火上浇油。

国庆节后的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他终于揭开了五一水淹总装大楼的事故。在严厉的斥责了责任者对这次事故的失职行为后，宣布免去陈增常务副厂长的职务。但因为陈增与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有说不清楚的关系，在机械局有相当影响力的后台支撑，所以，在免去他原来职务后，仍给他封了一个中层干部头衔。

在行政职务上降了一级，但工资津贴年终奖金并不少拿。

陈增却并不甘心他的失败，一直到了四年后，李伦“病退”，陈增死灰复燃，重新窃取了工厂的常务厂长职务。并对李伦进行了一场疯狂的报复，几乎使这个高个子中箭殒身。

在扭亏致富的春风中，李伦的“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钢班子”，其内部不可调和的斗争拉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帷幕。

这原本就是共产党内的党风决定的。不论李伦在专汽厂有什么抱负和追求，也不论他个人的素质如何出类拔萃，他所作的贡献有多大，他都必须面对这种无法摆脱的内耗。

但是，不管怎么说，李伦终于成功地在四面埋伏的危机中完成了他的“专汽的大业”。从1989年开始，工厂每年的赢利以几何级数在增加，不出五年，工厂实现累积利润达2.5个亿，奠定了他事业的物资基础。(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