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如此霸占民宅(4)

按照刘老的吩咐，合川的大哥将他所需要的证明开好，并且派他的侄孙专程送到北碚。刘老伯在接到这张证明后，立即复印了好几份，拿着复印件再度上访天生桥房管所的张所长，张所长望着那盖满了红大印的纸淡然一笑，他这种基层办事人员，虽然不一定能准确洞察出中共各项政策的背景和底线，但他从实践中很懂得落实中共政策该怎么来对付这个老头。

近来接触到老百姓要求归还被政府占去的房产店铺的“案子”太多了，不管这些要求是否该同情，合理性有多大，在上方没有明确指示时，最好的态度是采取不值可否应付了事。否则犯了错误还不知究竟怎么错的。

张所长回答道：“我一定会把你的材料转上去，等到有了消息，我会立即告诉你的，所以你还是回去等着吧。”既不表态，也不得罪上访者，“回去等着”四个字，成了落实政策年代里，向上访者最权威、最准确、最不担风险、也最不负责的回答。

但是，快九旬的刘老伯还能等多久？然而，除了无可奈何而外，对这样的回答他连反对的话都说不出来。

第二年春天，也是六四事件爆发的前几个月，刘信按照约定时间第二次赴大陆探亲。为了增加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此行他挂了回国观光团副团长的头衔，加盖了台北市政府的官印。刘信兄弟俩与刘启建五姊妹，在刘学理主持下，专门召开了一个关于上海路住宅的小型家庭讨论会。

刘老伯当场拍板，若在刘信交涉下房子归还后，便立即将旧宅进行改建，楼下做成铺面和库房，专供刘信主持的台商独资的中药材营业厅；而楼上修成几层，分给兄弟七个每人一套居家的住房。

大哥刘中柱的积极性首先调动了起来，当时他的大女婿正任中共合川县委管理财经的副书记，在家庭会议上，刘中柱表示他的儿女们一定会根据大伯的要求，在老家合川，全力以赴促成上海路房产尽快归还。

出于政策和统战的规定，北碚区政府办公室的赵秘书，代表北碚区政府，在区办公大楼的会议厅里，接待了刘信和他的刘大伯。

宾主坐定闲话不多，很快就进入了正题。有备而来的刘信，引证了一大堆国际上公认的法律条款，盛赞了中共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关于清退房产的政策。接着便谈到了台湾政府中公务员的“办事效率”。

在台湾执行公务时，不但严格依据规定得十分详尽的法律条款，而且还必需在规定的时间内执法，否则所有的公民都有权根据公务员法，对执法循私舞弊或拖拉不办的行为上告法院，使之受到处分。

在这种主题十分清楚的“接待”上讲这些话，赵秘书就是再笨也听得出来，这是刘信借台湾来责问和讽刺北碚区政府，在落实他伯父的房屋归还上，使尽了拖拉和故意找岔的伎俩，使这个纠纷久拖不决。

当然台湾讲的是全民都要遵守的法律，而中共兴的是中共一党规定的政策，法津是不变并可监督执行的，而政策是可以任意解释的，两者在本质上截然不同。这位赵秘书心里十分明白，只有在大陆才会有这种本应法律解决的问题却由中共“政策”管着，甚至还用与归还无关的问题来搪塞，一拖五年不解决。

所以他听到这种指责，依然面不改色，从容的给刘信和刘大伯的答复依然是“回去耐心等”这五个字。

“接待”就这样无结果的收了场，还不如我们到陈区长的家里作私访来得积极。在归途上，刘信很感叹中共这种无法无天现状，认为中国不健全法.制，会拖着社会进步的后腿，在这种环境之下什么事也办不好。

可惜，开放的中国，还有一条主权不容外部干涉的闭门羹，这给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一个不论怎么胡来，都可以对外界的批评置若罔闻的保护伞，至于大陆上的老百姓因长期暴政驯服而麻木了，这种条件只会助长官僚作风！他感叹地说：“中共的官既不懂法，也无所谓执法”，

刘老伯发往中央统战部各衙门口的信件如石沉大海，等到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中国的政治空气突然收紧。

在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借口下，刘学理等十几名请求落实房屋归还的联名上告，被公安机关明令“下不为例”。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为归还自已的家而窜门，写请愿书，上了年纪的老头们只好眼巴巴的伏在窗口前，伸长脖子耐心的等下去，一直等到被火化的那一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