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如此霸占民宅(3)

为了解除这件事对老人的烦忧，我还亲自陪同他两次夜访区长陈超。陈区长夫妇是我母亲苏州的小同乡，多年在北碚与我母亲很熟。

他住的家是一般平民根本不知道的，就是上他家去，也要受门岗的盘问和阻拦。但由于这层关系我有幸得了进出的机会，加上刘学理本来就是北碚区统战名人，当时市政协的副主席卢子英的旧友，说什么也不能将我们拒之门外。

但是，在态度谦和的陈超那里，除得到与天生房管所办事人员相似的回答外，依然一无所获，不过他答应将在区政府召开的办公会议上，将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为此，还留下了刘学理带去的上访材料。

作为一区之长，他照样不敢违忤那自相矛盾的中央政策，甚至于不敢对这种前后矛盾的上级批复和中央文件妄加评论。不过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要求清退的房产必须同地主和封建财产相区别。

1979年，彼此以炮轰来对话的台海两岸关系，出现了缓和。“告台湾同胞书”有几分诚意？倒不重要，重要的是，经历了长期封锁的大陆百姓，知道海峡对面早已进入了富裕社会。

五年后首批回大陆探亲的台湾人，好像外星人一样被故乡的家人和邻居当成贵客。各种过去根本不敢亮相的台湾亲朋关系，到此时才慢慢公开。

最开始，这种带着离乱伤感的相见，是在中共统战官员的陪同和监视之下进行的，有了这层监听，纵然家破人亡，再大的悲情也难以畅诉，那真的是“相对无言，唯有泪双行。”

1987年我还在文星湾时，第一次见到台湾归来的客人与亲人团聚的场景。来人姓陈，大约五旬开外，但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是一位1948年随国民党部队去台湾的普通士兵，接待他的主人便是他的亲弟弟，但弟弟已满脸皱纹，看上去比他苍老十岁以上，宛如一个贫苦老农。

主客相对，淡淡相视。哥哥首先向弟弟询问了一家人的下落，弟弟讲1960年，双亲先后得了“水肿病”相继去世。一个妹妹因没饭吃而跟了一个城里的人至今下落不明，不知是否还在人间？弟弟讲这些伤心事却好像一点都没有动容的表情，像数落着普通的家事。

大陆老百姓对毛泽东带给他们的灾难麻木了，饿死被当作正常死亡。然而从旁听来，陈家真是家破人亡了，中共统治下的和平年代，比之战祸还要凄惨。

陈家大哥从台湾归来，召来了一大群邻居，尤其是那些抱着孩子的女人，她们怀着好奇，看看一直被毛泽东宣传为处在水深火热的台湾人，究竟是什么样子？陈老哥在弟弟这里住了五天，回去时来看他的侄儿侄女每人都给了一百元到五百元数量不等的人民币，在穷极的中国农民眼里，一百元人民币在当时农村中相当于一个人一年收入了。

1988年，刘启建的隔房三哥刘信，从高雄随“大陆观光团”回到了他的老家合川，合川原是刘学理的祖籍。刘信父母早亡。当年家境贫寒的刘信三兄弟，便拜给了大伯父刘学理，从小就得大伯父的资助得以早年去军校深造。刘信军校毕业就去了台湾，他大哥仍在合川老家，戴了几十年的地主份子帽子。

刘信归来前，合川大哥和成都二哥便计议了好久，决定他回来后，先去成都再回合川祭拜祖坟，最后才回到北碚作一个礼节性的拜访。但听到刘信归来的刘启建五兄妹，在刘学理的指示下与刘信三兄弟一共八个家庭，想借统战关系由刘信出面向北碚区政府交涉，促使上海路老宅的归还。

刘信来访一个月前，刘启建的长兄联合了北碚区其它十四家卢作孚旧部，联合向中共重庆市委进行了请愿，要求归还当年被没收的房屋，托区长将请愿信向市政府和房管局呈递。紧接着他又将请求归还上诲路私房的申诉，分别寄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办公厅。

采取这么一系列行动后，终于有了回应，天生桥房管所正式通知联名请愿的十四户房主，约定了时间在北碚房管局的会议厅里，向他们作正式答复。

给刘学理的答复附有当年军管会没收上海路住房时，一个没头没脑的通知，那上面写着军管会以地主产业加以“征用”。

这个用词含混的通知，成了区政府不能退回的依据，至少变成了有争议的房产。因为“征用”不是没收，这上海路民宅还有一线归还的希望！！但这个通知将上海路房产划成地主产业，就不能归还了。

当场老人向宣读文件的人申辩，说他少年就离开合川本家出外求学，后来的户口以及各种证件都把他的出身写成学生。这用作居住的民宅被定为地主产业从何说起？然而答复的人说，他不知道过去的底细也无权去过问，只能宣布文件，并按上级文件执行。

因为没有法律依据就凭中共政策，而政策是可以随意制定和解释的，对老百姓可以任意戏弄的。激动不安的刘学理回家后，就关于当年的房屋划为地主财产的消息，电话通知了合川老家，按照他的理解，只消由老家证明这栋楼的主人，属于什么出身，就可澄清当年军管会所作的结论！

所以关照刘中柱在老汉出生的故乡，开一张关于自己出身和经历的证明。并加盖合川政府的钢印，叮嘱他办完证明后请他派人专程送到北碚来。

看来老人安心非同政府就上海路那幢老宅的归属，争个谁是谁非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