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可能受到基因改良和基因工程威胁的部分是自由表现的能力，指的就是为自己而做、凭自己的努力、觉得自己有责任感为自己所做的事和自身原本的状态获得赞美或指责。经过很有纪律的训练和努力，而击出七十支全垒打是一回事；不用这么辛苦，借助类固醇或基因改良的肌肉，也击出七十支全垒打又是另外一回事。努力和基因改良所发挥的作用当然是程度的问题，然而随着基因改良的作用增加，我们对出色的成绩将不再感到钦佩。说得更确切些，我们会从钦佩成绩出色的打击者，改成钦佩使他的打击成绩变得出色的药商。

运动的典范：努力对天赋

这说明我们对基因改良的道德回应，即是对基因改良的成效降低了人的作用的回应。运动员愈依赖药物或基因改造，他的表现愈不能代表他的成就。到头来，我们不难想像一个与机器人一样的生化运动员，藉由植入电脑晶片，使挥棒的角度和时机完美无瑕，并把每一颗投进好球带的球都击出全垒打。生化运动员绝对不是一股原动力，“他的”成就属于他的发明者。根据这个观点，可看出基因改良侵蚀人的作用，进而威胁到人性，终极表现则是对人类行动以及人类自由和道德责任不一致的全然机械式理解。

虽然这个理由还有很多地方须要说明，但我不认为基因改良和基因工程的主要问题是在逐渐破坏人的努力和侵蚀人的作用。更深层的危险在于展现出一种过度的作用—— 一种普罗米修斯改造自然的渴望；包括改造人性，以符合我们的需要和满足我们的渴望。问题不在逐渐趋于机械作用，而是想要征服的欲望。而征服的欲望将遗漏的，甚至可能是破坏的，是我们对人类的能力和天赋的特质怀有的感激之情。

就算我们付出努力来发展和运用我们的才能，只要对生命的恩赐表达感谢，即是承认我们的才华和本领不全然是自己的作为，同时也承认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件事物都可以照我们想要的和所想的方式去任意使用。对生命恩赐的感激之情抑制了普罗米修斯计划，有助人类对生命保有一定的谦逊，这在某个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敏感，但所引起的共鸣却超出宗教之外。

不借助一些实例很难说明我们为什么钦佩人类的表现和成就。试想一下两类运动上的成就：我们钦佩像彼特．罗斯这样的棒球选手，他并没有了不起的天赋，但是靠着咬紧牙根、拚命努力和过人的决心，在运动上表现十分杰出。不过我们也佩服像乔．狄马乔这样的棒球选手，他一派优雅、应付自如，以天生好手之姿展现优异成绩。现在假设我们得知这两位球员都使用增强表现的药物，哪一位的药物使用让我们更深深感到梦想破灭呢？哪一种运动典范——努力型还是天赋型会更令人生气呢？

有人会说是努力型的，原因在于使用药物是提供选手一条捷径，一条不用努力就能赢的途径。可是体育的重点不在辛苦奋斗，而是在于成绩优异。而成绩优异至少包含部分展现与生俱来的才华和天赋，天资好的选手在这方面不必努力，这对民主社会而言是个令人不自在的事实。我们想要相信，在运动场上和人生中，成功是我们努力挣来的，不是继承得来的。天赋的才能和引起的钦佩，让精英领导的信念变得难堪；人们原本坚信赞美和报酬唯有来自努力，如今却开始怀疑。面临这样的难堪，我们提高努力和奋斗的道德意义，而贬低天赋的才能，这样的曲解随处可见。例如播放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电视节目，较少把焦点放在运动员缔造的功勋上，多半放在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万难，以及伤后东山再起、童年坎坷或在祖国政治动乱中挣扎求胜等令人伤心欲绝的故事。

如果努力是运动的最高典范，基因改良的罪孽就是逃避训练和辛苦。但是努力并不是一切，没有人相信一个平凡的篮球员接受比麦可．乔丹更严格的训练，能够赢得更大的赞誉和合约。运动比赛是将荣誉给予培养才能和展现天赋的人类活动，基因改造的运动员真正的问题是败坏这些竞赛。从这个观点看来，基因改良可以视为努力和任性的道德标准之终极表现，也是一种高科技的奋斗——任性的道德标准和参与其中的生物技术并肩反对资赋优异的权利。@

摘编自 《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博雅书屋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