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七节:专汽大业的破灭(1)
专汽厂能在短时间里“振作”起来,是因为它遇到了面临破产的危机。破产后,一千名职工及其家属总共三千余人拥上街头向政府要饭吃,是对中共政府一个不安。在这种时候碰到官场腐败沾染较少的,又有很强运筹能力的李伦,以他拚命的精神和敏锐的天赋,才得以成功地完成“专汽大业”。
一千三百多专汽职工看到了工厂短暂的希望,享受了它的效益,在北碚的街头不用为几分钱的菜钱同农民们争得面红耳赤,他们又可以在街头粗声说话。然而,那些多年“指导”这家工厂的上级机关,却增长了日渐膨胀的嫉妒心。至于那新闻版头上,猎取专汽厂新闻的小报记者,又从新围了上来。
“暴发户”是机械局的领导们对李伦的看法,他们从来不会掉过头去看看过去,思考之所以有这种隔世之变的原因。
他们没有体会到大资本家李嘉诚、霍英东们当时是怎么创业的?而老是站在中共这个相互猜疑的,带着嫉妒心和这个政党根深蒂固的缺乏人性的立场上,来看待创造事业的人。当然,大资本家创业是为了他的家族集团,而李伦也是为了他今后的事业前景!虽然,这里埋伏着李伦事业一个悲剧性的结尾。
可悲的是,李伦的刚愎自用,使他当时还没有洞察这个政局的能力,还一味沉醉在一群为他捧场的“敢死队”迷魂阵中。当时就有人向他提醒过:“你在那个工厂干了那么一番事业,一定要伤害一部分与你貌合神离的人,同时,中共领导下的国有企业是没有前途的,你要多加小心。”
可惜,他在面对朋友的忠言逆耳时,只是一笑了之,而且夸下海口说:“谁能否定我这些年所创下的业绩?我一年就可以赚回过去的十个农用汽车厂,谁敢污蔑我,他就也上台试试!”
但是,最后终于不幸的被他的朋友言中了。
同当年人民公社豢养一批不做事的公社书记和社长们一样,国有企业养着一批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工厂的厂长书记们。他们担心的不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存亡,他们只知道执行上级部门下达的任务,奴才般贯彻一个接一个名目繁多的指示,时下他们只认钱和权。
专汽厂自1987年,换了一个将工厂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的李伦,就能实现每年1千万等差盈利,成为重庆市(也是全国的)国营工业企业的佼佼者。虽然专用汽车厂的上级对李伦的桀骜不驯很不以为然,但前有李友、孙余等人都一个个败下阵来,所以对李伦的傲慢也只好忍气吞声。
在他任期七年的时间,前四年用来弥补他的前任480万亏损,从1991年工厂亏损已提前扭转时,新的办公大楼落成,新的总装大楼,新的焊装生产线陆续投入使用,新的金工车间在破土建立,新的七百余套职工宿舍先后竣工,专汽的职工们搬进了新居。
在办公大楼的左侧升旗台边,留下了一块两米高的大理石碑上,他亲自醮着创业的酸甜苦辣,将他的深情,倾注在那石刻的碑文里,那碑文叫扭亏记念碑,上书道:
“公元一九八八年工厂亏损四百八十万……是时,悲叹之声随处可闻,凄凉之井到处可见,人人思散,能者思走……后经三载,夏历三伏,冬博三九,一日不彻底翻身,余一日食不甘味,夜不能昧,终至1991年春提前九个月向世人宣告,重庆专汽从新站起来了……环顾乾坤,古往今来,适者生存,当今之世竞争激烈,改革为先。饱受亏损之苦的专汽人立下海誓,决不重演亏损历史……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为后者诫,特立此碑。”
七年前这家资不抵债的农用汽车制造厂,现在已变成一个拥有固定资产2.5个亿的大厂,形成了拥有越野和公共汽车两大类别,五十多个品种,年产值超过五个亿的重庆市汽车生产大型企业,成为政法、公安、农业、卫生环保、邮政等二十多个政府部门指定的专用汽车生产基地。
在云泉路和云天路的交叉区,原有的那十分沉重的灰色破毡帽,已经在原先荒凉的土地上耸立起一片崭新的厂房。位于中央地带的黄色办公楼,已从它立基的小山包被炸平,原先长满荒草,停放蓝色农用车的场地上,一幢占地六千平米的八层办公楼,拔地而起。
在办公大楼的东面,一排五层楼房共两百套带有浴室和空调的客房,以及与之配套的锅炉房和餐厅,取名北泉宾馆的豪华招待所,以它的妩媚迎接着到这儿来作客的八方宾客,永远结束了李伦所住的阴暗潮湿小屋,以及端着饭碗蹲墙角的寒碜日子。
回过头回忆这片土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片沉寂了几千年的八万多平米的土地上,从荒凉的状态发生的变脸。在惊讶之余自然会想到这里换了一届又一届的厂长和书记,怎么就没人想到在自己任期上作点改变它面貌的创业?
好像这里就等着这位1.88米的大个子到来后,才开始改换它的旧貌?而今,只有那些不计名利,无声劳动的建设者们,才十分清楚这一切来之不易。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1993年春天在持续七年的日夜奋战之后,在一次开到第二天凌晨两点的会议中,他昏倒在会场上,当会议的工作人员把他从昏倒的椅子上扶起来时,才发现一层厚厚的坐垫已经浸透了他的鲜血——因为脱肛造成的大流血,整整折磨了他一个晚上。
他的妻子、孩子和贴身的工作人员,抹着眼泪将他抬送到重庆医学院的住院部,他不得不一连躺在病床上三个月,在这期间他仍一如既往的通过他的秘书,关心他一手扶持起来的“专汽大业”。(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