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 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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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人都说好满洲”–在日本人统治下（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

一九三八年初，我母亲快七岁了。她聪明好学，新年假期一过，新学年开始，父母亲就送她上了学。当时的教育由日本人严密控制，尤其是历史和伦理课程。法定的“国语”是日文。小学四年级后，教学全采用日文。学校绝大多数教师都是日本人或是会讲日语的中国人。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我母亲入学第二年，“满洲国”皇帝溥仪携夫人到锦州视察。我母亲被选为学生代表向皇后献花。当天一大群人站在色彩鲜艳的露天平台上，手里挥动着象征“满洲国”的黄色纸旗。我母亲手捧一大束鲜花，站在铜管乐队和达官贵人旁边，显得神气十足。一个和我母亲年纪相仿的男孩则局促不安地站在她身旁，手里也抱着鲜花，这是要献给皇帝的。当溥仪夫妇出现时，乐队奏起“满洲国”国歌，人人肃立致敬，我母亲走上前去，动作熟练地行屈膝礼，献上花。皇后身着白裙，戴着一双极薄的长至肘部的白手套，我母亲觉得她简直是漂亮极了。我母亲趁机瞥了一眼穿军服的溥仪，觉得在他厚厚的近视眼镜后面有着一双金鱼眼。

我母亲之所以被挑选出来向皇后献花。不仅是因为她的成绩拔尖，还因为她在注册填表时把自己填为满族，这是她继父的民族。“满洲国”被称为满族人自己的国家，这里的大多数居民是满人，假如能让他们有机会想想谁来统治这个问题，他们会说满人皇帝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溥仪对日本人的确很有用。夏瑞堂认为自己是个忠诚的子民，我姥姥也这样想。按照传统，女人表达爱情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对所爱的人百依百顺。和夏瑞堂意见不同这样的念头，姥姥是转也不转的。

在学校，我母亲接受的教育是祖国是“满洲国”，邻国中有两个中华民国：一个是蒋介石领导的“敌国”；一个是汪精卫领导的“友国”（日本人在中国占领区扶持的傀儡）。她被灌输“满洲”并非中国的一部分，要做“满洲国”的顺民。她在学校学的第一首歌是这样的：

红男绿女踏街头，

人人都说好满洲。

你快活来我快活，

吃穿无愁肠，

来、来、来，

好满洲！

老师们常说“满洲国”是人间天堂。然而，我母亲就是小小年纪也能觉察到，如果这是天堂的话，也只是日本人的天堂。日本小孩上的专门学校，那里设备完善，有良好的暖气供应系统，光亮的地板和明净的玻璃窗。而当地的中国小孩则挤在破烂的庙宇和私人捐赠的旧房子里上课。冬天，由于没有暖气设备，往往不得不中止教学，同学们围着教室跑步，或一齐跺脚。

不仅主要的教师都是日本人，教学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打学生是家常便饭。冒犯校规时，哪怕是最微小的过失，如像女孩的头发长过耳垂以下半寸，都会挨揍。处罚方式主要是赏一顿耳刮子，男孩子还常被木棍敲打头部。另一种惩罚方式是在雪地上跪几个钟头。

当地的孩子在街上遇到日本人时，得鞠躬让路，即便这个日本人比他们还年幼。日本学生常常叫住当地学生，无缘无故就打他们耳光。学生们遇到老师必须恭恭敬敬鞠躬行礼。我母亲常对她朋友开玩笑说：日本老师所到之处，就像旋风刮过草地。只见草儿们不断地弯腰。

许多成年人出于怕得罪日本人，也不得不向他们点头哈腰。不过，开始时，日本人的出现并没有给夏家造成很大冲击。中、下层职务仍由当地的满人和汉人担任，我外曾祖父继续做他的义县警察局副局长。到了一九四零年，在锦州的日本人约有一万五千人。夏瑞堂的隔壁邻居就是日本人。我姥姥和他们相处得很好。这家男主人是一位政府官员，每天早上，当他乘黄包车离家上班时，他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站在门外，向他鞠躬道再见。此番仪式结束后，他妻子就开始做家务事。让我姥姥和我母亲大感困惑的是她戴着白手套搓煤球。第一个煤球还没有搓成，白手套就已脏得不成样子了。

这位日本妇女常常来姥姥家闲坐。她很孤独，因为丈夫极少在家。来时，她爱带上一小瓶酒，姥姥则弄些佐酒小菜。姥姥能说一点日语，那位日本妇女也能讲些中文。她们还互相哼歌，激动时又相对流泪。她们经常相互帮助整理花园，这家邻居有很齐全的花园工具，对此我姥姥十分羡慕。我母亲也经常被邀请到她家花园里玩耍。

但是，夏瑞堂一家也听到了日本人所犯下的罪行。大片大片的“满洲国”北部村庄被烧毁，幸存者被赶进“战略村”集中。东北有六分之一的人口（约五百多万人）失去了家园，成千上万人死亡。东北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矿工们在日本监工的严密监视下，没日没夜地干活，直至累死，采掘出的矿产都被运往日本。

很长一段时期，夏瑞堂一直在为皇帝溥仪辩护，说溥仪实际上是日本人的阶下囚，对发生的罪行一无所知。但当溥仪把他对日本国的称呼从“友邦”变成“兄弟”，最后变成“亲邦父国”时，夏瑞堂气得举拳捶桌，大骂他是“认贼作父的昏君”。尽管如此，他仍说不知道皇帝对暴行该负多大的责任。然而，随后发生的两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观点。

一九四一年末的一天，夏瑞堂诊所来了一位衣衫褴楼的病人。他脸色蜡黄，身体干瘦，弓着腰，一副疼痛不堪的样子。他是铁路的苦力，从早到晚搬运沉重的货物，常觉得胃部像火烧火灼地疼痛。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撑多久，但一旦失业了，他就没法养活妻子和刚出世的孩子了。

夏瑞堂告诉他，他的胃不能消化粗食。出于溥仪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颁示，大米只供给日本人和少部分汉奸。绝大多数当地人不得不依靠橡子面和一些玉米、高梁过活，而这些都是难以消化的。夏瑞堂免费开药给他，又叫姥姥送给他一小袋大米——这是姥姥偷偷从黑市上买来的。

不久，夏瑞堂听说那人已死在苦工营了。原来他在离开诊所后，吃了米饭就去干活，结果在工地上呕吐了。一个日本监工从呕吐物中发现了大米饭粒，立刻以“经济犯罪”的名义逮捕了他，送进苦工营，由于他身体太虚弱，只活了几天。当他妻子听到噩耗时，抱着婴儿投河自尽了。

这次意外事件使夏医生和我姥姥痛不自禁。他们觉得对这家人的死负有责任。夏瑞堂后来总是说：“大米能教人，也能杀人！一小袋大米，三条人命呀！”他开始骂溥仪是“暴君”了。

很快。惨剧直接降临夏家。夏瑞堂最小的儿子在义县当教师。和满洲国所有学校一样，日本校长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很大的溥仪像。每个人进房时都必须对此像行礼。有一天，夏瑞堂的儿子一时疏忽，忘了鞠躬。日本校长一个巴掌过去，他一时失去平衡，忍不住说：“难道我每天总得哈着腰，我就不能挺直身子，哪怕是站一会儿吗？早上朝会时我刚鞠了躬……”没等说完，他脸上又重重挨了一下。只听日本校长喊道：“这是你们满人的皇帝，你们满洲人连最起码的礼节都不懂！”夏瑞堂的儿子冲口而出：“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张纸片嘛！”此时，另外两位中国老师赶来止住了他。他冷静下来，恢复自制后，勉强对肖像躬了躬腰。

到了晚上，一位朋友跑来通风报信，说他已被定为“思想犯”——这种罪名起码得坐牢，还很可能被处死。夏瑞堂小儿子于是出逃了，从此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可能他已被抓住，死在监牢或苦工营里了。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由于弟弟“犯罪”，地方上的恶霸开始骚扰夏瑞堂唯一幸存的儿子德贵，声称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向他勒索保护费。他付了钱，但无赖们贪得无厌，得寸进尺，以至他不得不卖掉药铺，离开义县到了奉天（沈阳）。在那里，他重开了一家新店“泰和堂”。

夏瑞堂从此成为满洲国和溥仪的死对头。

夏瑞堂行医的名声越来越响，日本人、中国人都请他看病。有时他会在替一位日本高官或汉奸治疗之后，对家人说：“我希望他死掉才好。”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行医态度。“病人是个人，”他常说：“做医生就得给他治病，不能管他是好人、坏人。”

姥姥此时已把她的母亲，即我的外曾祖母，接到锦州。姥姥与夏瑞堂结婚离家后，外曾祖母一直和丈夫在一起。但外曾祖父讨厌她，两个蒙古族姨太太也恨她。她开始疑心这两个女人想毒死她和年幼的儿子玉林，天天吃饭就都用银筷子，还总是先喂狗。在姥姥离家数月后的一天，那条狗突然暴毙。外曾祖母忍无可忍，生平第一次与丈夫大吵一架。在婆婆杨老太太的支援下，她和玉林搬到外面租房子住下。杨老太太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也愤慨至极，她于是跟着媳妇、孙儿搬走了，从此再未见儿子，直至临终时，儿子才来看了她一眼。

他们搬出之后，外曾祖父按月送生活费给他们，但他极不情愿，到了一九三九年初就停止接济了。那时没有法律来保障分居或离婚妇女的权利，她们的生活完全靠丈夫发善心。外曾祖父不发善心，姥姥和夏瑞堂只得负担起他们的生活。当杨老太太于一九四二年去世后，外曾祖母就和玉林搬到锦州，住进了夏瑞堂家。外曾祖母心里总是不安，觉得自己和儿子寄人篱下。为了报答他们，她几乎用尽全部时间为全家人洗衣服和打扫房间，每天颠着小脚，小心翼冀地走来走去做家务事，生怕得罪了她女儿和夏瑞堂。她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拜佛时总恳求菩萨让她下辈子不要再做女人，“来世就让我变猪变狗，不要变女人！”

姥姥还把她所喜爱的妹妹玉兰接到锦州。玉兰已在义县结婚，但丈夫是个同性恋。他把玉兰送给自己的老板——一位有钱的伯父玩弄。这位伯父拥有一家粮栈和一座榨油厂，已强奸了好几个自己家里的女人、包括他的小孙女。由于他是一家之主，拥有无上的权力，玉兰不敢与他抗争。但当她丈夫要把她再转让给他伯父的合伙人时，她拒绝了。姥姥不得不付钱给这个丈夫，让他休掉玉兰（那时女人不能要求离婚），玉兰到锦州后，与当地一位叫佩欧的人结了婚。

佩欧是监狱看守。他们夫妇俩常来我姥姥家走动。佩欧讲的故事常常令我母亲毛骨悚然。监狱里关的都是政治犯，他描述他们如何勇敢，受到严刑拷打，仍大骂日本人不已。酷刑是家常便饭，犯人们得不到任何治疗，伤口只得任其发炎溃烂。

夏瑞堂主动提出要为这些犯人治病。他去监狱时，佩欧把他介绍给一位姓董的朋友。董是个刽子手，负责绞刑。犯人被捆在一张椅子上，一根绳子绕着脖子，另一端拴在轮子上，轮子有个把手。行刑时，刽子手摇动把手，绳子慢慢收紧，犯人就在缓慢窒息的极度痛苦中死掉。

从佩欧那里，夏瑞堂知道董的良心很是不安，每次行刑时，都事先把自己灌得烂醉。夏瑞堂请董到家，送给他一些礼物，暗示他尽可能救些犯人，如不要把绳子收得太紧。通常行刑时，总有一名日本士兵或一个受到信任的汉奸在场监督。但有时，如果被处死的人不那么重要，日本人就懒得露面了。还有些时候，他们在囚犯还没有真正断气时就离开刑场。董表示，在这类场合，他可以在囚犯死前做手脚停止绞刑。

行刑之后，囚犯尸体被放入薄木匣内，由一个老马夫用马车拉到郊外南山乱尸岗。到了那里，他打开木匣，把尸体倒进一个浅坑。为重男轻女家庭所溺杀的女婴尸体也常被抛入这些坑内，那时候，这种事很平常。野狗常常在此出没，以死尸为生。

夏瑞堂结识了这位老车夫，不断送给他钱。老车夫也时时到夏的诊所聊天。谈来谈去，话题最终会扯到坟场。“我告诉那些死鬼，”他说，“你们落到这步田地，不要怪我，是日本人害的。记住今天是你们的忌日，明年今天是你们的周年。如果你们想远走高飞，也找个好点的地方投胎，你们头冲的那条路就是条好路。”董和老车夫秘密地救囚犯，虽然互相从来不谈论“营救工作”，夏瑞堂也不知道他们救活了多少人。日本人投降后，被救活的“死尸”们回到锦州，集资为董买了一幢房子和一些地。老车夫当时已去世了。

在他们救出的人当中，有一位是姥姥的远亲，名叫王汉臣，他是地下抗日运动的重要人物。由于锦州是长城以北铁路干线的枢纽，从一九三七年七月起，它就成了日本掠夺中国财富的集散地，保安措施非常严格。王汉臣的地下组织被日本人的特务打入，整个组织的重要成员都被逮捕。他们受尽酷刑，灌辣椒水、压杠子、用钉子鞋打嘴巴。大部分的人都被杀害了，夏家也以为王汉臣已经死了。有一天，佩欧跑来说，王汉臣还活着，但就要被绞死了。夏瑞堂立即与董取得联系。

行刑的那天晚上，夏瑞堂和姥姥带着车来到南山乱尸岗。他们把车藏在附近的树林中，然后悄悄守候。他们可以听到野狗扒坑时，低沉的嗥叫声和嘶咬声，还能嗅到从坑内散发出来的浓烈的腐臭味。不久，一辆大车出现了。黑暗中，他们隐隐看见老车夫驱车上坡，然后开始把尸体从木匣中倒出来。待老车夫驾车离去，他们赶忙跑到坑边，挨着尸体翻看，终于找到了王汉臣，细细看去，发觉他还活着。由于受酷刑折磨，他完全不能行走，他们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他弄上车，运回了家。

王汉臣被安顿在夏家那间多出来的房间里。这房间只有一道门，通我母亲房间。我母亲的房间又只能通往姥姥和夏瑞堂的卧室，因而很难有人能够碰巧撞进小屋子里去。夏家是四合院内唯一有门进入院落的一家，其他两家人的门都面街，要进院需绕街通过大门。所以，只要有人放风，王汉臣甚至可以在院子里锻炼身体。

不过，他们仍得冒着被员警和保甲长发现的危险。日本人早在占领初期就设立了对居民监控的制度“保甲连坐制”，把地方上的头面人物都扶持成保长或甲长，负责催税和昼夜查访“不法分子”。这好似一种制度化的黑社会组织，勒索“保护费”和告密是通向权力之钥。日本人也肯出大钱奖赏告密的人。与这些人相比，“满洲国”的员警还不那么可怕。事实上，许多员警相当反日。虽然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挨家挨户查户口，但每到此时，他们就边走边喊：“查户口了！查户口了！”先通知想躲的人。姥姥一听见喊声，就把王汉臣藏在柴房里的一大堆高梁秆中。员警要等好一会见才懒懒散散走进房子，坐下来喝杯茶，接着十分抱歉地对姥姥说：“您知道，这些都是例行公事……”那时我母亲十一岁，尽管父母并没有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但她知道自己不能讲出王汉臣藏在哪里。她从小就学会了谨慎小心。

在姥姥的精心护理下，王汉臣逐渐康复。三个月后，他完全能走动了。告别时，他很激动。“大姐、大姐夫”，他恳切地说，“我这条命是你们给的，今生今世，我永远都会记住。只要有机会，定将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三年后，王汉臣回来了，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台

2012-12-031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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