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平反”第一回合(1)

六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张青富专门从队部到山上来通知我，说重庆来了专案的外调人员，要我立即回队接受“提审”。一面悄悄对我说：“平反有着了，是重庆大学来的人。”，

我带着难以说清的心情，回到棚子里换了一件干净的“劳改服”，向山梁走去。一路上，那提审的说法一直在我心中搅动，那法院颠倒黑白，使清白的我身陷囹圄二十年！廿年不白之冤使我对法庭充满愤恨，怎容得它再来以“提审”重述旧事？

但我马上明白，我将同虎狼对话，文字狱的余悸还笼罩着周围，稍不留意会惹上新的麻烦。随即想到“提审”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对方若故意装成不了解案情，让我重述旧事，我能不能压抑内心的厌恶？面对这无法可依的“法庭”，我该如何与之抗争？

若仅仅因政治需要，我这种情节简单的冤案，是全部推翻呢？还仅仅在条文上作些修改？这二十年来，我一直以“诬害”一词抗诉重庆法院。

但是，我马上想，张青富告诉我来人是重庆大学的，这在耍什么把戏？难道重庆大学是制造我冤案的元凶？

（一）复查人的丑恶表演(1)

二十三年前，我在重大读书时陷入右派的前前后后，此刻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时我还不满二十岁。

中共建政初期，靠宣传营造出一个唯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形象，迷惑统治着人们，广播、电影、大小开会，街头宣传，学校教育，把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说得天花乱堕，几乎不容我产生对共产党的怀疑。当然更不能把英明伟大的共产党组织，想成冤枉我的凶手。

所以第一次把我推上斗争会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对这种莫须有的冤情不敢公开反对，没想到这种天真的驯服，正好是共产党的阳谋家们，想要达到冤枉人并封人口的需要。

两年以后，我在南桐界牌公社和丛林炼铁厂，亲身经历了毛氏三面红旗，以后又在南桐看守所，亲身体会到全国人民的灾难，从而醒悟到这种“阳谋”的毒辣时，我已被钉死在“反革命”的大牢里了，那时我与所有被冤枉的人一样，想过轻生。

我身旁的受难者一个个饿的饿死了，牺的牺牲了，我从他们的身旁走过来，走过了漫长二十年炼狱，我才明白赤手空拳的我，同完全蓄谋的，武装到牙齿的魔鬼较量，无异于以卵击石。

回想我在空虚和失落中走上人生；在中共所布下的政治骗局中，从一个孩子熬到了中年；在暴政带来的灾难中从无知走到成熟。并痛下决心同这个吃人的制度抗争到底。！

托苍天保佑，我是仅存下来的幸存者之一，我总算看清魔鬼共正由强大走向灭亡。

罪这字，在寺院里，是布道主侍用作诲人的常用语，儿时进得佛堂，往往方丈见面带凶相的不善之徒，便双手合什连连颂念“罪过、罪过”，但并不知道这“罪”所指什么。

长大了，念书以后，随着知识的增长，濛濛懂懂知道，那是宗教劝人修行的戒律，后来读到佛门十戒和劝人向善的“百过格”，始接触先知们静坐打禅和思过悔罪的方法。这同中共法庭所讲的罪，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即使对中共，学生时代，我也从未冒犯过它。

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罪！

想着想着，六队的两扇铁门就在我的眼前，我迅速调整了思路，从容地向何庆云办公室走去。

当我跨进门时，何庆云站起身来，向我指着那办公桌前为审问专备的小木凳，示意叫我坐下，我拉长了脸，冷冷地向那办公桌后的陌生人盯了一眼，心中又重新温习了一道刚刚想过的对答词。

何庆云神情木然的坐在左侧的靠背椅上，办公桌上放了一包“大前门”，满屋香烟镣绕，看样子，他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会了。

办公桌后面，坐着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的头发已经花百，大约六十开外，鹰鼻上面一双凶悍的眼睛正注视着刚刚进来的我。年青的是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小伙子，我想这大概就是重大来的外调人员了。

两分钟沉默以后，那年老者灭了烟蒂开始“提讯”。

“我们是重庆大学保卫科的，”老头不紧不慢的开了场：“受校党委委托，专程从重庆坐飞机来对你1960年‘反动日记’一案重新复查。”老头停顿了一下，他眼睛里露出一种凶光，接着说：“首先，你要认识到共产党的政策历来奉行有错必纠，有错必改的方针，我们从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轻易放过一个坏人，这次对你的案件进行复查，再次证明党的光明正大，你要认识到，这是组织上对你的关怀，同时也是给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要把当年有关本案的情况如实的向我们提供。”

果然，来人是重庆大学的，这种由学校出面进行复查故案的做法，恐怕只有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才会这样做。难道我的案件，当年是由校党委提供线索和事实，只不过报到重庆法院去完清一个法律手续？如此看来，法律不过是中共各级地方组织玩弄的戏法，难怪说中共无法无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