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在盐源的最后两天(5)

（三）陈文仲和邓杨光(2)

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以反对剥削为口号的中共党人，是怎样在阶级斗争借口下，对受害者进行压榨的。榨干了他们的血以后，还要拎着这些受害者的脖子喝道：“姑念极左路线对你错判，免你死在监狱中，还不快快向邓爷爷谢恩”。！

那可不假，在中国再大的中共头面人物也给弄得死无葬身之处，刘少奇、陶铸、贺龙！数不胜数，“阶级斗争”的牺牲者是很悲惨的！

但是我们招惹谁了呀？凭什么要把我们这些老百姓押到这“鬼都不生蛋”的地方，剥夺最基本权利，在饥寒交迫和皮鞭抽打下，在九死一生中奴役二十年？我们这二十年创造的价值和损失可以用八百元人民币来补偿么？中共对无辜者的残害能用“路线斗争”极左思潮“扩大化”来塘塞么？最令人可笑的向被害者说：“向前看”，便将一切都一笔勾消了。

我们是普通老百姓，我们在喊出“中国，我的祖国”时，是因为我们要受这个国家的保护。否则还叫什么祖国呀，我们凭什么无凭白故遭受共产党加害？既然已经加害到这个地步，我们这些侥幸活下来的被害者，有资格向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喊道：“我们是一群生在中国却没有祖国的人！我们是一群需要正义和人道来保护的受害幸存者，期待着你们救救我们，期望你们谴责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谴责这世界中最专制蛮横的政府。支持我们向这个党讨回无端剥夺的生命权！！”

像这样的执政政府，有什么脸向世界人民表白自己的伟、光、正？这同绑架的匪徒有什么区别？我真想声泪俱下的哭诉这二十三年来所受的人身折磨，并以原告的身份向国际法庭控告当事人。

然而，我到那里去寻找这正义的法庭？在这二十多年间，无辜死去的人成千上万，我又算什么？今天在这魔窟中，在一个把人当作草芥的年代，能活着从监狱里出去，已是万分幸运了。

我看他从皮包里取出那钱，本想抓起那钱向他脸上掷去。当时倘若我真这样做了，他充其量只笑一笑，拿出那套地痞绝招，将散落一地的钱一张张捡起来，再拿到他的上司那儿讨好说：“这平反真是狗坐轿子，拿钱放人居然不知好歹，对这些花岗石脑袋只配用子弹敲破它们，这才是毛主席教导的。”

何况今天我图了一时痛快，能对这专制政府损一根毫毛么？倒不如现实一点，权且收下这钱，以后再细细算账不迟。

不过，当年劳改厅的头头们像绑架那样，用卡车像押送牲畜一样把我们送到这儿来，今天我还得用这笔钱去买车票，住旅店，自己回重庆。

于是我压着心头的怒火，从他手里接过那叠钞票，有意在他眼前掂了掂，报以冷笑，连同那放在桌上的路条、票证和户口证明，一齐塞进了我预先准备好的口袋里。

正要转身离去，这时从门外过道里传来了邓扬光的喊声：“老陈，那古柏的人，你处理了没有？没什么好向他解释的，告诉他，我们是执行机关，他有什么意见，去找原判单位，我们无权决定……”

当他一脚踏进门来时，与我撞了个面对面，没想到他现在才现身，更没想到一直想敲破我这颗花岗岩脑袋的人，今天摇身一变，成了盐源农牧场落实政策工作组组长。

想我十五年来，在这盐源农牧场，他像魔鬼一样纠缠着我：将我送进古柏反省室的是他；把我送进二道沟小监的是他；在农六队指示打手对我轮翻批斗的是他；几次指挥破坏我的绝食斗争的是他；主持加刑的是他；今天导演这出平反戏的又是他！

好深的缘分，！过了今天我也许就见不着他了，他的躲避是出于心亏，还是害怕且不管他，我不明白的是，我与他素昧平生，他又何必这么追着我苦苦折磨摧残？如果他没有读过我的申诉，了解我的冤曲，冲着职业而无可奈何，倒是可以把这帐算在“极左路线”上，但是他是全都了解的人。！

这么多年来整了农场那么多无辜的人，他不感到良心有愧么？管教科所报那么多死刑材料，难道他不心惊肉跳么？而他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后，究竟得了多大的好处？升了多大的官？

人性在他是死灭了，他是一具活僵尸。

我拦住了他，喊道：“邓科长，我们打了十五年交道，明天我就要走了，你总不至于现在还躲着我，是不好意思还是内心有愧？”

他见我话中全是剌，尴尬回答：“你的案子自会有人负责办理，我们是对事不对人，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办理你案子的人说。”一面说，一面绕开我向办公楼深处走去，我回过身拦着他喊道：“你不是在这么多年一直把我当顽固不化的花岗岩脑袋么？你们枪毙了那么多人了，你问心有愧么？”

也不知道是我这几句话逼得他回不过神来，所以急于要退出这种场合，还是因为他果真忙于处理其它的事，他只在最里面的办公室，拿了一叠像档案之类的东西，便慌慌忙忙出门向楼下走去，只说了一句，“我没有功夫和你瞎扯”，便匆匆下楼去了，等我追了上去时，已经不知道他向那一条路逃循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