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8月03日讯】这是我近年来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当前的中国的现实是：弥漫性的的腐败从官场已经渗入各个领域，包括本该是净土的教育、文化领域；行业失范，食品、药品都可以下毒；各种伤天害理之事，乃至荒诞剧层出不穷。人人哀叹：道德滑坡，人心不古。中国人钱袋鼓起来而精神趋于空虚。面对这种情况，人们提出了各种诊断，开出各种药方。争论了一百年的东西文化优劣之论又兴起，出现了“国学热”。另一种极端是怀念过去闭关锁国，在物资极端贫乏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在幻觉中想像似乎中国曾经有过人心朴实的一片净土。
关于这个问题，本人自本世纪以来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如“方孝孺与布鲁诺”、“重返精神的家园”、“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以及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些论述。今天在这个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论述。过去已经写过的，尽量不重复，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读，但是有些重复是难免的。
（一）人性
1. 人性双重论：义利之辨
性善、性恶是中外哲学、宗教的出发点，也是分歧很大的问题。本人是人性双重论者，这是出于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不是来自哪一个学派或教派。“人之初”，就带着两种因子。第二句“性相近，习相远”，非常精辟。在不同的环境和教养中，人可以发展善的一面，也可以发展恶的一面。在儒家的学说中就是“义”“利”之辨。荀子被认为是主张“性恶”的。但似乎并非如此。他有些话明显是人性双重论， 例如：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2. 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
什么是人的最基本的先天的本性？第一是生存，第二是延续后代。所谓“食、色，性也。”不过这是动物的共性，是作为人的必要条件，不是充足条件。人之异于禽兽者，主要是有思想，而且不断进化，从此演化为万物之灵，所谓“灵”就代表精神。派生出羞耻之心、善恶是非观念、美丑标准、发明创造的能力，等等……离动物越来越远，成为万物的支配者，脱离野蛮原始状态走向文明社会。与其他动物相比，在各种器官中大脑最发达。
这里举一段我个人的经验。1949年以后“思想改造”，从学社会发展史开始，树立劳动创造世界的观念。猴子为什么变人？因为前肢发展为手，可以劳动，制造工具。从这里引申开去，只承认体力劳动，而把脑力劳动归入剥削，狠批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到“文革”时达到极致。在上世纪59、60年代“大跃进”造成的饥荒时期，我们在北京，有幸免于饿死，但是也有挨饿浮肿的经历。肚里没有水，总想吃肉而不可得。在此期间我正好读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提到，肉食大大促进了人的脑髓的发展，他说，“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还有发明火，吃熟肉，缩短了消化过程，更利于大脑吸收蛋白，促使人类进化。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到东半球的人比西半球的人进化得早，是因为更早有畜牧业，以乳肉为主，而西半球的人还是以植物为主要食料，所以脑子比西半球的人小。我对这点印象极深。因为这是与我们自49年以来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相违背的。同时也心中比较舒坦，因为我那时常常想吃肉（荤菜），自己觉得很惭愧，这段话似乎使我这种欲望取得了合法性。那个荒唐岁月，连吃肉也要从革命导师那里找到依据（！）总之，不管恩格斯怎么说，人大脑发达，从而有思想，是有别于动物的特点，这大概是不会错的。实际上，手的劳动也要受大脑的支配。
人与生俱来的本性：
1. 首先是要自由。从观察婴儿对捆绑的挣扎到古今中外以监狱（剥夺人身自由）为惩罚，说明爱自由是天性。但这也是动物的共性，把鸟兽关在笼子里，也不乐意。所以人之有别于禽兽的自由首先就是思想自由，是精神层面的自由。就是思想的自由驰骋，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明。
2. 利己和占有欲。从观察婴儿就可以看到，智力正常的婴儿对自己喜爱的东西，都是抓住不放的。所谓“孔融让梨”当然是后天教出来的。儒家把欲利当做“恶”，其实不一定。这本身是中性的，没有善恶之分。但是用什么手段达到这一目的，就有区别。界限就在是否为利己而损人。因此，才需要定出许多规则来，划定不损人的界限。社会越复杂，规则也越复杂。否则，人类社会就永远停留于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野蛮状态。这就是儒家所谓的“义”“利”之辨。也就是荀子所说“欲利”与“好义”，谁克服谁。
3. 好奇：对不知道的事物探索的兴趣：发展成为科学、哲学，智力的开发。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天性在不同的环境下有的受压抑，有的发展，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到很远。逐渐形成不同群体的个性。
（二）文化：有上百种定义。这里只从一般常识来讲，不作学理上的探讨。
总的说来，文化是后天形成的。
1. 共性：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古代走到现代的共同的方向。这是大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除了物质层面外，自由、公平、人道、和平、去恶向善，都是共同追求的目标，各种宗教都包含这一目标。各民族、各地区有先后之分，各自的经过的道路可能不同，但是大的潮流是一致的。
周有光老先生说，他不信哪一种宗教，但是信仰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这也是一种信仰。
由此形成的伦理道德观（现在叫“价值观”），抽像来说，基本上是普适的。如果有差别，也是大同小异。勇敢对怯懦、诚实对狡诈、守信对背信、仁厚对残忍、见义勇为对见死不救……。从抽像意义来讲，各种宗教、民族的善恶标准都无不同，但是在具体表现形式与侧重点上，随地域与时代而异。对于个人修养的道德观，大多数来自克服动物的本能，使之服从于一定的规范，归根结底是避免自己的欲望损害他人的利益。
2. 特性
我们现在提到的“文化差异”，大多数是指第二层次的：语言、文学、艺术、审美、生活习惯、风俗、礼仪……不同地域的各群体、民族从历史上长期形成各自的传统和特色，丰富多彩，可能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不可能也不必求得一致。正因为其不同，才使人类文化如此丰富多彩，世界如此有趣。实际上我们现在讲传统，讲特色，最多的内容是这个层面的。
当然有些是与社会发展阶段有关的陋习，随着社会进步而自觉或被迫改革。（例如中国的妇女缠足、古罗马斗兽、近来废除西班牙斗牛也提上日程）。还有以取笑或贬低某种弱势群体的艺术（如残疾人、某个种族或职业），等等。这些随着社会向着人道主义文明的发展，逐渐受到淘汰。
（三）制度与政治文化
归根结底，现在中国人纠缠不清的中西文化问题，实际上是制度文化。当前，官方把发展文化提上优先日程，高调唱响“主旋律”，要以政权的力量建设“核心价值观”，国家财政投巨资支持主流文化产业，并且努力“走出去”以加强“软实力”，这一切都为了与西方抗衡。
实际上，这是以文化问题掩盖了制度问题。一个民族或群体在某一种制度长期统治下、熏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可以成为一种“文化”，或称之为“民族特色”，反过来，这种文化惯性又可以影响制度，或阻碍制度的革新。许多民间谚语，也是长期制度造成的，例如“祸从口出”，是中国人长期在言论受到钳制的制度下通过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在言论自由的国家就不会有这种谚语；例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不会在公民社会流行。
中国的农耕文明和与之配套的皇权专制时间最长，在两千年中形成一套思维习惯，精英和草民都有共同之处。例如等级观念、重人治、轻法治，重官权、轻民权，重家世、轻个人奋斗；熟人社会形成的亲疏远近的观念导致对公益的冷漠；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明君、青天，而不是自己维权，等等。
关于对自由的追求。有人说这只是少数精英的追求，中国普通老百姓不太在乎自由，更在乎生存，安居乐业。这只是天性受到长期的压抑的结果。其实安居乐业本身就包含自由。如果没有创业、居住、迁徙的自由，如何做到？同为中国人的香港和台湾的居民为什么表现出比内地人更在乎自由？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的今天的内地居民肯定比闭关锁国时期对自由的要求更高，实际上相对说来也享有更多的自由。所以有许多看起来是“文化特色”，实际上是阶段性的，是某一特定时段内制度造成的。在某一个时期文化是第一位的，在另一个时期，制度是第一位的。我在《制度与文化，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文中已详细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