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风向陡转？(5)

（四）就业员的窝棚区
从学校教学楼向下望去，在一墙之隔的地方，便是就业人员的窝棚家属区，呈现在窗户下面的，便是那些用破石绵瓦、牛毛毡和木板钉在一起的窝棚屋顶。

看到这些破烂的屋顶，使人联想到抗战时期重庆临江门码头下，傍山而建的贫民窟，想起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淑贞，拖着一老一小吟唱“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而今居住在这里的囚奴们，已唱不出这样的歌了。

那些在监狱中熬掉了十几年青春年华的男子汉，就在这里燃烧着生命的余烬。男人难免有七情六欲，也想找个女人成家，但每月仅有二十块钱的劳释人员，到那里去寻找共渡“寒窑”一起过日子的女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便是这些就业人员的自我调侃。

就业人员中相貌英俊的勤劳小伙子，就连场部的干部家属，都会盯着不转眼的，却很少正常的女子，愿意落嫁到这些鸽子棚里来。

虽然如此，这些鸽子棚中的女人，还是一年年在增加，嫁进来的女子或是“黑五类”；或是穷得为几斤粮票便可委身他人的乞丐女；或是相貌奇丑或有生理缺陷的女人；或是被人遗弃的二婚嫂。

我和魏朋万的话题，很快转到这些鸽子棚里的“居民”身上，就业人员中良莠不齐，层次悬殊，其中不少陈贤士之类的人渣，也有像王大炳这样的老实巴交大好人。

女人们品性各异，有纯朴天真的山里妹，也有卖惯了皮肉，擅长算计别人的野鸡；有为几斤粮票就可奸宿一夜的“大姐”，也有不堪侮辱而自杀的女人。

贫病交困，文革对社会伦理的极大摧残，在这些密布的鸽棚里，天天都会发生打架斗殴、坑蒙拐骗、争风吃醋的奇传绯闻。总之，在这片绿茵下，天天都在上演真实的悲剧。

我知道王大炳自去年刑满后，便留在场部养猪场喂猪，他几次托人带信叫我过去一叙，我调到杂务组以后，得知他从长寿老家接来一个农村姑娘，并计划在1979年新年结婚。

多年来，王大炳对我的热心帮助，我一直都铭记于心，听到他将成婚，我决定抽时间去向他表示祝贺，拿出两年积蓄的零用钱，去盐源县城买了一床缇花毛毯，作我送给他的结婚礼物。

79年元旦后的一天，我沿着堰沟边的小路一路寻去。

他的“新房”，原是农一队的菜棚子，经过改造，小屋的泥巴墙已刷过石灰水，大门也是新钉上的，唯一的一扇窗户也安上了玻璃。

小屋前大约三十平方的三合土小坝子，打扫得挺洁净，就怕夏季炎炎赤日晒在牛毛毡上，会使屋里变成蒸笼。即便如此，对一个刑满人员来说，已是来之不易的理想居所了。

我走到门前敲门，大门应声而开，一个大约二十来岁的姑娘迎了出来，她身穿一件兰花旧棉袄，虽补了几块疤，但洗得很干净，脚上穿一双红色的新布鞋，瘦小的身子后面，还垂着一对乌黑的辫子，很腼腆的瓜子脸上，左眼带着浅浅的疤痕，显得比右眼小。见有客人来了，礼貌的请客人进屋。

我跨进门时，大炳正在灶前忙碌，见我进来，起身热情地招呼我。我扫视了一下这间大约十五平方米的泥墙“新房”，地下是刚刚打成的三合土，门左面一张木床，上面放着两床大红的被子，木床挡头的木架上，摆着自制的木箱。屋里收拾得很干净，连灶旁的葵花杆，也堆放得整整齐齐。

靠床的墙上贴着一个大红的喜字，而床头的上方则贴着一张红色的双子图，女主人说，那是娘家专门从长寿县里买来的，表示娘家人对新婚夫妇早生贵子的传统祝福。

我把带来的礼物放在木箱上，顺手接过大炳给我递过来的木凳，在园桌旁坐下，谈话自然落到女主人身上。

她来自长寿县白鹤公社，父母双亡，有两个兄弟，都是当地农民。本应谈及她家乡的风土人情，以及联姻始未，包括婚姻介绍人。但她开口便将她家的粮食收成账，娓娓道来，打破了拘谨。

她说她一家四口，1978年分得黄谷450斤，包谷300余斤，红苕800斤（折合口粮200斤）。收打的胡豆、麦子、豌豆之类统统折合口粮总计150斤，如此合计起来，四口之家全年共分得口粮1100斤。四个人平均，每人不到三百斤。

因为一切家庭副业全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因而副食品极度稀缺，这点口粮全用来填肚皮也只够半年。穿衣服要靠布票，一家四口一年可以分到四丈布票，要完成国家的棉花征购任务才能领到；一家四口的菜油票，每人每年只有一斤，也要在完成油菜子征购任务后才能领到；除过年过节，平时见不到猪肉；菜里是从不放油的。她讲这些时，如数家珍，全然忘记了拘谨腼腆。

虽然我对这些情况早已知道，但听她一一数来，仍让我感到惊心，再次证实农民仍处于饥寒贫苦的悲惨状态，这大抵是她愿意远嫁盐源，并跟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就业人员一起过日子的原因。

她天真的告诉我，她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还很少有听见鸡鸣狗吠。说到这里，她还讲了一个她小姑养鸡的故事——

“小姨怀孕了，农村习惯，坐月子要杀几只老母鸡补补身子，但整个生产队已看不到鸡的影子，不知她从那里弄了几只小鸡来喂，又怕生产队知道，便把鸡用木箱装起来，关在猪圈顶上面喂。但是圈起来喂是要粮食的，一家人一分自留地全种上了红薯，好不容易等到小鸡长到半斤重左右，却被公社当书记的舅舅知道了，说是资本主义尾巴，逼着小姨杀了小鸡，砸了鸡笼。

“她被逼无奈，只好把五只小鸡全部杀掉，当时舍不得吃，便熏好后挂在房梁上，想等到生孩子后吃，没想到被黄鼠狼叼了去，为这件事，小姨还伤心的哭了一场。”

当时的农民到了后半年，都要向公社借第二年的粮食渡荒，于是公社便成了压在当地农民头上的债主，而农民成了公社的债务人。实际上，这个“国家”，又是由一些大大小小的书记组成，在这个奇特的奴隶社会里，农民成了公社的奴隶，哪能当家作主人？

我从王大炳家出来的时候，已是深夜十二点了，他一直陪着我走在铺满炭渣的小道上，在寒气逼人的夜里，风已渐渐平息，从苹果园中吹过来果子的芳香，使人感到舒畅，只是在河边黑洞洞丛林深处，却隐藏着时隐时现的诡异。

近年来，新近释放来的许多文革闯将，习惯了打砸抢，把文革的畸形也带进了这鸽子棚贫民区中来，一个人单独在夜半穿过那片密林，常会遇到蒙面“好汉”的行劫。

流放者本来赤贫，谁也没有多大的油水，但面对突然窜出来的“蒙面人”还把一把尖刀顶着自己，在惊恐之中，任凭对方将兜内仅有的几块钱搜去，再把手腕上的“山城”牌手表抹去，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就业者们相约来到管教科投诉，希望“政府”采取措施。

按常理讲，这狼牙府岂容抢劫？可抢劫案频发，偏偏没有抓到一个，于是一到了晚上十点以后，便很少有人单独在那片密林中行走，不得不从那里路过，也要邀约上三、五成群结伴以壮胆。

以后当我回到重庆，更体会到在大陆，那柄对准“政治犯”的刺刀，却对刑事犯完全无能，对刑事犯罪这种放纵，使正常秩序难以维持，人们敢于公开拦路抢劫，却不敢公开反对独裁和伸张正义。

王大炳打着电筒，我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我俩刚刚转过蔬菜队与农三队交界的岔路口，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呻唤的声音，接着便是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我俩停下脚步，警觉起来，大炳打亮了电筒，向那方向照射去，我也下意识地捏紧了手中的木棍。

在手电筒光下，距我俩大约二十米远处，两个人影扭在一起，跌跌冲冲地向我们走来，一股熏人的劣质酒精气味向我们扑来。

定晴看清，原来是一男一女，那女人似乎很清醒，她正死死地用手拽着那个喝得已经烂醉的男人，而那男子的嘴里还在不断嘟哝着“酒话”，看到这情景，我俩才感到松了口气。

大炳说，那女人的名字叫银枝，是鸽子窝棚里的头号新闻人物，传说她原藉绵阳，为生活所迫，当过“王大姐”，而被关押“劳动管教”，就地服了两年刑。获释后，被基三队的一个小伙子接到这里来安了家，但不久，小伙子暴病身亡，银枝从操旧业，成了鸽子棚区争相追逐的对象。

那女人胖胖的脸上布满了雀斑，一个大而扁沓的鼻子几乎是贴在麻脸上的，一对豌豆大小的小眼珠，很像华君武笔下的漫画人物，但她才三十出头，脸蛋虽丑，身材却很匀称性感，加之以颇讲究衣着，善于打情骂俏，她的男人一死，就迎来了周围更多的男人。

为她而争风吃醋的事情频频传出，她既成了窝棚区里的谈资，也成为了周围几个犯人中队的“新闻”，她虽受到许多人的指指戳戳，但也得到不少人的呵护，银枝的日子过得并不困难，她可以同任何男人相好，只要她乐意。

此时，她见我们俩站在那里站着不动，便向我们喊道：“过来帮帮忙，把他送回去。”我们便走上去，把那醉倒的汉子扶了起来。

于是，银枝接过大炳手中的电筒在前面带路，我们俩扶着他摇摇晃晃地送到了场部蔬菜组的集体宿舍。

送回了那醉汉，我们俩才重新往农六队走，我想，这鸽子棚决不是大炳这样的老实夫妻久居之地，所以劝他在完婚后，应尽快想办法回到长寿老家去。

这年的五月分，大炳申请返回长寿原藉的报告获准，他迅速办了离场手续，回到他的故乡去当农民去了。

这一天，他专门备了一架马车，拉上所有的行李和媳妇，离开了这消磨掉他二十年青春年华的魔窟，虽然迎接他的另一个天地绝不是“福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