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8月19日讯】笔者在上一篇文章曾讲述了抨击“血统论”的遇罗克之死，而促使他拿起笔抨击“血统论”、提倡民主和人权的直接诱因正是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的暴行，特别是在北京大兴县制造的灭绝人性的屠杀。

1966年5月，毛为了打倒自己的政治对手，肃清所谓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遂以《五一六通知》为契机，准备发动一场新的革命，而最先响应其向现行当局造反的号召的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北大的聂元梓等人燃起了第一把火，并向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发动了包括肉体上的攻击。运动迅速蔓延至北京各高校乃至中学校园。而毛希望借此运动打倒、负责国家常务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似乎也洞悉了毛的清洗意图，于是派驻工作组进驻各个高校，希望将学生运动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

工作组组织了以那些享有特权的中共党的干部子女领导的学生组织，试图将毛所攻击的“当权派”的目标转向“资产阶级权威” 和那些阶级出身不好的人身上，由此掀起了第二次“反右”运动。6、7月的“反右” 运动，直接导致了８月以中共高干子弟为骨干的“血统论”红卫兵所掀起的“红色恐怖”狂潮。同时也证明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共党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惜牺牲普通百姓。其残酷无情并不亚于毛。

8月初，这些自认为出身好的红卫兵在父辈的默许和支持下，开始“破四旧”，并用拳头、军用腰带、棍棒来对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进行殴打乃至残杀。他们的暴行带动了更多人的参与，其疯狂残暴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从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档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资料可知，1966年8、9月间的40天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从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时间，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满门抄斩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红色恐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恐怖”！

据悉，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在屠杀开始的当晚，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支持鼓励杀人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他们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一些“黑五类”的女青年还遭到了令人发指的性虐待。

另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记载，大兴县大辛庄惨案是屠杀事件最血腥的一幕：1966年8月31日夜里，这个村一夜之间就杀了一百多人。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把一个稚嫩的生命活生生撕成两半……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

此外，根据遇罗克弟弟遇罗文的调查，许多杀人者的动机都出于个人恩怨，甚至是为了一点儿个人的私利。比如，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但是一个姓田的人，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因为姓田的欠了陈家的钱，把陈家一灭，就不用还钱了。

据说，杀人后的好几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过傍晚，没人敢在街上走。而大兴县屠杀事件在文革中并非孤立的现象，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类似的惨剧。

就在大兴惨案发生后不久，毛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肯定了红卫兵的行动。虽然“血统论红卫兵”的疯狂残暴行为也完全偏离了毛政治清洗的轨道，但毛一时并没有打算制止它。因为它还具有很大的政治价值。那就是这些疯狂的青少年学生宣布他们是毛的“红卫兵”。他们在对“黑五类”进行狂暴残杀的同时，口中是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无疑，“红卫兵”掀起的“红色恐怖”狂潮对于树立毛的巨大政治权威有着莫大的功用。在这种情况下，大兴屠杀也不可能被否定，这也就是为何迄今没有一个当年的杀人者站出来道歉或者忏悔。

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对于当年罪行的反思依旧没有。或许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对大兴屠杀、对于红卫兵的暴行、对文革进行过深刻的反思，所以时至今日，类似的暴行仍在中国大地上上演，而造成这一切暴行的根源，以及阻挠我们探寻历史真相、阻挠我们反思的元凶，究竟是谁还用说吗？